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特征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 中国FDI的现状

　　总的说来 , 当前我国外商投资的情况可用“数量增多、速度加快、规模扩大、 结构优化” 16 个字加以概括。日本贸易振兴会出版的《2003年度贸易投资白皮书》显示: 2002年，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最为活跃，世界对华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对美投资额而跃居世界首位，并连续两年达到历史最高记录。而据商务部统计，2003年1-12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081家，比去年增长 20.22%；合同外资金额1150.70亿美元，同比增长 39.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5.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4%。2004年今年1-2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025家，比去年同期增长11.74%；合同外资金额191.36亿美元，同比增长 34.5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3.19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8%。截止到2004年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71302个，合同外资金额9622.6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97.89亿美元。下面是近几年中国吸收FDI占全球份额的数据。

全球直接投资一览表（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年度《世界投资报告》

专家分析，我国正进一步扩大投资领域并改善投资软硬环境，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在全球突出强劲，国际投资者在新一轮制造业转移中普遍将我国视为投资信心最强国；我国社会稳定带来的安全效应，奥运、世博、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带来的难逢商机，加之我国持续的低劳动力成本，特别是极具潜力的市场，对投资者依然具有很大的的吸引力。由此预计，近几年我国吸收外资有望再上一个新台阶，中国将在吸收FDI的全球竞争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二，FDI的经济意义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加入WTO以后，外资将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多元化的形式涌入国内，这将对经济增长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FDI是资本存量，知识和技术的综合体，因此，它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是多方面的。作为一种资本存量，外资的流入可以增加用于投资的总体财政资源，缓解潜在的发展瓶颈。

最新的研究表明，FDI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FDI对经济增长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1、FDI是发展中国家人文资本聚集和技术变迁的重要源泉．在发展中国家。一般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员工素质较差，缺乏现代管理经验和营销技能。因此FDI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可以把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转移到国内从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

2、通过各产业之间的联系，FDI能够刺激国内部门的增长，这种产业联系，既包括前向联系，如为当地企业提供中间投入；也包括后向联系，如从当地购买投入品；很明显，FDI所产生的这种诱导性要素需求，将对国内部门产生多方面的需求。因此，对国内投资，产出和就业增长产生乘数和加速作用。而以从事加工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外商投资的逐年增加，其生产所需的材料、零部件、辅助材料等中间品，也为我国国内企业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商机，而国内企业也具备了满足外资企业对这些中间品需求的能力。 　　

3、FDI的增长直接拉动了整个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跨国投资和跨国并购迅猛增长，许多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生产成本最低的区位，并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其产品。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出口导向型的FDI的不断增加肯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接近国际市场，增加本国出口。事实上，在过去20多年中，出口的扩张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而这种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商投资来推动的。据不完全统计，2002 年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贡献率约在80%以上。

　《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其中数据显示，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目前占中国产业增加值总量的23％、税收的18％和总出口额的48％，这表明FDI继续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FDI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影响中，仅就经济增长而言，现在用更具体的数据来量化地说明。

从大的方面说，近20年中国GDP增长的速度与FDI流入的规模相吻合，GDP的增长与FDI的增长是成正比的。仅就2002年来看，国内生产总值（GDP）跃上10万亿元的新台阶，达到102398亿元的同时，直接利用外资（FDI）达527.00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

从具体方面说，FDI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此，下面用详细的数字来分析一下近10多年来在几项重要指标上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 FDI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平均超过12%，见下表：

（单位：亿美元 ）

数字来源: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出版的《2002年中国外资统计》，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第二， 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平均比重近18%，1999年以后超过20%，2001年已逼近30%，见下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字来源: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出版的《2002年中国外资统计》

第三， FDI带来涉外税收在全国工商税收总额中的平均比重在12%以上，1999年以后超过15%，2001年接近20%，见下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字来源: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出版的《2002年中国外资统计》

上面表格中那些实实在在的数字说明，FDI对中国来说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些比例数字的背后还有对就业、进出口贸易、繁荣市场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的巨大贡献。所以，FDI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牵引力，更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载体。正因如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逐步推进服务领域开放。通过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国外投资，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农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三，FDI在中国的区域分布特征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由于FDI相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使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在东部发达地区，FDI流入较早且规模较大的省份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利用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济政策之一。世界银行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指出：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国内高储蓄率等因素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FDI不仅对我国整体国民经济、并且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我国区域对外开放的梯度推进, FDI也由东南沿海地区，逐渐“北上”和“西进”。但是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上还是呈现两条明显的主线特征:其一是,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地区吸收FDI的严重不平衡;其二是,出现FDI从东南部沿海向北转移的趋势。

（1）就第一个特征而言，我们来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较利用FDI的现状：　

　　1．西部地区外资利用度偏低。衡量一国或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有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外资利用度。外资利用度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资料显示，2000年外资利用度，全国平均水平为3.75％，而西部地区仅为0.92％，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24.56％。其中，除广西、重庆、陕西和四川外，其他西部省区的外资利用度都在0.63％以下，距全国平均水平的距离更大。　

2．东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差距。这种差距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规模数量差异。资料显示，我国利用外资的地域分布极不平衡，长期以来90％以上的FDI集中在沿海地区。2000年，仅广东一个省实际利用FDI就占了全国总量的27.71％，江苏这一数字为15.78％，福建为8.43％，上海为7.76％，四省(市)之和占全国FDI总额的59.68％。从人均实际FDI来看，各地区差距也十分显著。上海最高，人均实际FDI为2041.8元，天津为1833.1元，北京为1444.2元，而青海、西藏、贵州、甘肃、新疆等省区人均额不足13元，远远低于301.1元的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分布不均衡。在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即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能源开发型的加工项目，而投入农业、基础设施、高新产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较少。从全国外商投资的产业分布来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为3：70：27，而西部地区的外资有90％投在第二产业，农业项目比重仅为0.07％，第三产业投入比重也很少。具体情况详见表1。

表1： 东、中、西地区FDI所占的比重（％）及其变化（1979－2001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注释：其中的比率为各地区的FDI除以全部省市FDI之和。

新增外商投资在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分布更加不均衡：2002年，89.06%的新增外商投资企业、84.62%的新增外商认缴资本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中部地区吸引的新增外商投资大幅度增长，西部地区吸引的外商投资反而有所减少。东部地区新登记企业27666户，比2001年增长28.07%，外方认缴资本440.73亿美元，增长46.97%。而西部地区新登记企业976户，比2001年下降6.60%，外方认缴资本额为20.85亿美元，下降 2.09%。新增外商大型企业也主要分布于江苏、广东等沿海地区。

表1表明，截至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吸引的FDI占全部FDI总和的86.89%；中部地区占8.93%；其余10个西部省区只占3.09%。其中，广东、江苏、上海和福建等四个沿海省市的FDI总和占全国的比重高达57.72%。FDI在我国东西部分布上的悬殊差别，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差别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有待进一步探讨。

（2）就第二个特征而言，我们来看FDI从东南部沿海向北转移变化的过程：　　 　　

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FDI同时出现了明显的由南到北转移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港澳台企业为主的FDI在投资区位上的选择高度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地区。广东福建带来了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个高潮。1984年我国东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占全国各地区的96.73％，其中，广东就占73.42％。

90年代以来，欧美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我国，不断抢占中国市场。在投资区位的选择上，他们更集中在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中部沿海地区，以及环渤海湾为中心的北部沿海地区。此时上海带来了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二个高潮。尤其是90年代末期以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进入大发展阶段，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260家进入上海，而且纷纷将研发中心与地区总部一起迁入上海，以更快捷地实施本土化战略。

而2002年，新增外方认缴资本最多的省份依次是：江苏，121.82亿美元；广东，82.13亿美元；上海，51.87亿美元；山东，39.20亿美元；辽宁，26.77亿美元。江苏省吸引的外商认缴资本额已连续两年领先全国，与紧随其后的广东省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由2001年的约17亿美元扩大为2002年的近40亿美元。另外，新增大型企业最多的省份中：江苏954户，占30.23%；广东，390 户， 占12.36% ；浙江，321户，占10.17；山东，273户，占8.65%，上海，194户，占6.15%。种种现象说明，FDI在地区分布上，以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北部中部沿海地区（如江苏、上海、浙江、山东、辽宁）的增量明显快于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如广东、福建）。

大量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之初，FDI高度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例如，1984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吸收FDI占全国的96.73%，其中，广东地区就占到73.42%。但是从1983年到1999年，我国引进的FDI，南部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由73.3％下降到43.5％，减少了29.85％；而中部沿海(上海、江苏、浙江)所占的比重则由3.8％迅速提高到24.5％，增加了20.7％。南部沿海地区减少的外商投资份额，约有69.5％转移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吸收的FDI的区域重点已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明显的由南向北转移的趋势。

四，区位选择理论及实证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是现代区位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在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邓宁（J·H·Dunning）于 20世纪70年代后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一个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后，不是通过出口或许可证转让而是选择向特定国家直接投资进行国际生产，是由于东道国具有区位优势。邓宁认为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主要有四种：市场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和潜力）、成本因素、贸易政策、以及投资环境。邓宁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不仅要考虑传统的区位选择因素，还要重视交易成本、动态外在经济性、知识积累、技术创新等因素。

　邓宁1998年总结了20世纪 90年代末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发展新趋势。第一个趋势是跨国公司趋向于进入那些法律制度比较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和地区，趋向于进入那些拥有较多智力资本和高素质人才的国家和地区。第二个趋势是跨国公司往往寻找那些能强化或补充其核心能力的国家和地区。第三个趋势是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向的决定因素的综合性。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可以完美地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流向，它们只能从某个侧面或用某个因素去描述跨国公司的行为。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做区位选择时，要综合考虑影响直接投资区位的各个因素。

　近几年，随着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迅速增长及引资区位趋势的变化，我国国内的一些学者根据西方的区位选择理论对我国FDI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魏后凯对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区位的选择的研究表明，他们对中国不同区域的投资主要受生产成本、市场规模大小、集聚经济状况、企业税负水平以及经济文化联系等几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规模和集聚经济效果两个因素，并且投资具有向高工资地区集中的趋向。魏后凯在对秦皇岛135个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和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以后所作的结论是：影响外商在秦皇岛市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为城市文化因素、交易成本因素、生产投入供应因素、市场因素以及投入成本因素。羊健以我国行政省区为单位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地区间社会秩序的稳定、市场潜力及劳动力素质、邮电通讯和金融服务等基础设施水平、地区优惠政策和各种信息成本等是决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朱津津采用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我国FDI的区域分布进行了分析，得出我国FDI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于各地的经济水平(GDP)、基础设施和地理位置。

五，中国FDI区域分布特征产生的具体原因和背景

为什么80年代和90年代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不同的区位特征，为什么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出现了由广东福建到上海江苏一带明显的区位转移,为什么FDI在东西部的分布越来越不平衡了呢？下面依据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对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往往是那些最早享受对外开放优惠政策的地区，从而也是那些率先吸引外资，并且外资利用最多的地区。当然，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形成和完善，以及优惠政策的普及和扩散，政策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客观因素或市场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影响逐渐加强。例如包括基础设施、生产、贸易和交通运输条件在内的“硬环境”，以及包括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人的观念、市场秩序及规范程度等在内的“软环境”等都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外商投资一定程度上又可看作是各地区包括“软”、“硬”环境在内的市场因素或客观因素影响的结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外商投资本身就是一个 “因变量”或“中间变量”，是受其他因素（变量）影响的一个结果。

本文选择广东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地区、深圳特区和福建）作为80年代外资流入的典型地区，选择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作为90年代及21世纪初跨国公司及其他FDI进入的典型区域进行分析。不仅是跨国公司，即使是台资，近年来也出现了明显的由福建、广东北上上海、苏南的趋势。

根据西方直接投资理论以及我国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认为，决定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最主要因素有：成本因素、市场规模、集聚效应、政策因素、基础设施、地理位置及文化影响等。但是，通过对 80年代及90年代外资对东部地区的广东、上海和西部地区FDI区位选择因素的考察，我们发现，各因素在两地区的具体体现和重要程度是明显不同的。现在以广东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与以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来谈这种吸引FDI的差异和变化。

1.成本因素

　经典的区位理论认为生产成本是决定厂商区位的主要因素，外商通常会选择最低成本的生产区位，这种成本通常是指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和交通运输成本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工资成本。劳动力工资成本对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工资水平越低，越有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时，正值香港处于经济转型之际，正是由于我国相对于香港劳动力成本十分低廉，因此，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业、制造业从香港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及广东各地，使粤港之间形成前店后厂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工资水平过低，可能从另一角度说明当地劳动力的素质低下，因而对其的报酬也较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单纯依赖于低廉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会受到侵蚀。一是由于工资成本的逐渐上升，二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往往技术含量低、竞争性不强。因此近年来，效率工资(每创造一单位产出所支付的工资额)这一指标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欧美在华制造业投资主要是流向一些工资水平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就是由于该地区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效能的提高，尽管工资水平较高，但效率工资水平并不算太高，甚至要低于其他地区。决定效率工资的是人才的素质。这一点上海有着独特的优势。就全国来说，上海的科技整体水平和科技人才总体素质都比较高，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上海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6534人，居全国第二位。同时，数量庞大的工厂企业和大型公司，为上海培养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和优秀的管理人才。这些不但为外商投资办厂提供可靠的技术保证，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充裕的低成本、高素质的人才资源。1987年在广州设立的耐克中国总部就是由于人力资源问题而在90年代中期迁往上海，曾在广州短暂停留的汉高、高露洁、雀巢也将总部迁往上海、北京。

而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在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经济基础、市场环境、人才利用以及交通运输通讯条件等方面均不如东部地区优越 , 导致生产经营成本过高 , 因而对外商投资缺乏吸引力 。

近年来，随着信息经济学不断发展，许多研究又指出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外商出于降低信息成本动机的一种理性抉择。与国内投资者利用外资相比，外商缺乏对东道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足够了解，因此外国投资者十分关注选择特定区位以降低信息成本。其中一种情形是投资于边境地区，更广义地应包含所有沿海沿边地区，它们是国际交往的必经之路，外商易于了解当地的民族风情和政治经济特点，对其直接投资有助于减少信息费用。另一种情形是投资于一国的中心城市和地区，中心地区由于长期积累的区位优势往往更易于收集和发送各种信息。改革开放初期外商选择沿海省区及90年代以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一些大都市或主要城市所在地，选择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主要投资地，说明在这些地区投资都有降低信息成本的作用。

　2.市场因素

　外资企业在选择制造业子公司区位时，一般把市场规模的大小看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外资企业把制造业工厂选择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将可以接近消费者和要素市场，从而减少运输成本，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并获取集聚规模经济效益。一般说来，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大小可以用其经济总量规模如GDP来进行衡量，也可以用该地区的经济腹地的经济总量和市场容量进行衡量。

改革开放初期，港台商人投资于广东福建就首先考虑了市场因素。只不过当时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来料加工、来料装配等，产品基本出口外销，其市场不是国内市场而是国际市场。而90年代欧美日在华制造业的投资立足点是国内市场，因此更多地考虑当地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基础。上海在经济腹地方面，拥有国内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整个长江流域，面积为80万km2，人口近4亿，都可以算作是上海的腹地。而且，上海属全国性的城市，其辐射面可以到达全国，因此，从更广义来说，全中国都是上海市场的可及范围。上海优越的区位条件正是外资企业占据大陆腹地的理想选择，外资企业通过叩开上海的市场大门，便可奠定自身在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地位。

西部地区虽然国土面积广大，人口所占比例很小，人们的平均收入较少，购买力有限，自身的市场容量自然有限。同时，西部远离海港和航道，交通不便，辐射全国大市场的能力较差，这些对于出口国外市场和供应全国市场的FDI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3.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也是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重要因素。外商制造业投资倾向于选择在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和产业配套程度较好的地区，就是为了获取集聚经济效益。因此，一地区的经济基础、基础设施状况、产业配套能力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欧美日跨国公司的投资相当程度上受市场规模和集聚经济效果的影响。集聚效应一方面体现在城市规模经济效益方面，另一方面体现在行业规模经济效益方面。大量的相关企业在地域上相互集中在一起，可以节约生产成本，扩大生产和消费需求，并有利于相互竞争和协作，提高管理和办事效能。

　欧美日在华制造业投资向上海及长江三角洲一带集中，主要就是看中了这一带拥有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集聚经济状况。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集聚效应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为工业基础。上海经过40年的建设，到90年代初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并形成了规模庞大、完整的工业体系。二体现在完善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为外资创造了良好的硬件环境。三是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保险业的外商投资是上海过去增长最快的一个产业，自1993年底外资金融保险机构逐步进入后，上海正加速成长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商贸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逐渐形成，特别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通讯、电子、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最后，上海研究机构众多，人才云集，拥有高度的研究开发能力，又是信息集聚中心，这对于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研发机构特别有利。总之，上海的集聚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对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进入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率先进入后，会带动其他相关企业相应跟进，而且其示范效应也会带动其他跨国公司的进驻，集聚效应又进一步放大。

当然，随着外资对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增多，珠江三角洲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珠江三角洲在上中下游配套的生产体系与地区性整合方面，特别是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集聚效果特别明显。羊健(1997年)的研究认为，日资企业投资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时，除了考虑生产成本、投资基础设施及地区优惠政策以外，也正是考虑到这种集聚效应。

而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环境与基础设施因素。由于地理状况和历史因素的制约，西部地区的环境建设一直比较落后。一方面，复杂的地貌地形及气候条件，使得这里交通条件差，铁路覆盖率低，公路等级低，加上山高路远，造成运输困难、运价高。另一方面，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或地区要参与国际间的交流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而西部地区的通讯设施和手段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信息流通不畅。落后的环境建设不仅不利于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反而还会使资金外流。西部吸引外资的软环境也不尽如人意。政策法规不完善，投资者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对外商投资的审批环节过多，政府部门办事程序复杂，工作效率低，服务意识差等，也使潜在投资者望而却步。这样，整体上的外资集聚的效应就很低了，无法对FDI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4.政策因素

　一般说来，实行比其他地区更为优惠的外资政策是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对吸引FDI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相对地说，大型跨国公司更注重的是对市场的占领，更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其对优惠政策的敏感度弱于中小投资者。

改革开放的初期，广东福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国家赋予它们以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分别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这些区域性的优惠政策在开始阶段确实起到了吸引外资，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来华投资的重要作用。优惠的外资政策也为跨国公司90年代进入上海提供了契机。80年代，上海根据国家的外资政策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地方法规。1990年国家又作出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决策，并相应制订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应该说，浦东的开发是跨国公司投资上海的重要激发因素。以此为契机，上海大规模引进外资，加紧向外向型经济功能转变。据统计，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前3年，上海利用外资年均增长为3.46％，而在开放后的3年上海利用外资年均增长达165.56％；截至1997年，浦东新区在上海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协议总额中的比重高达30.1％(熊世伟，2000年)。因此，政策因素对影响跨国公司对上海的投资热情，对近几年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上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而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我国实行非均衡发展的区域政策，对外开放是从东至西分阶段依次推进的，国家在财政、税收、信贷、对外开放等方面给予东部较多的优惠政策，使东部在利用外资上有十分明显的优势，西部大约比东部沿海晚12年才获得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这期间造成的差距是西部地区用20年、30年的时间都难以赶上的。

但自1998年以来国家已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措施，积极引导FDI更多的投向西部地区；不过要吸引大量外资的流向西部，还需要中央给西部更多更大的FDI优惠政策，而这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5.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因素

　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催化剂和黏合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投资的效果。

　80年代，广东外资的大量注入，首先是同广东优越的地理区位，尤其是与毗邻港澳和靠近台湾密切相关的。广东的区位优势最主要表现在直接毗邻香港、澳门两个国际性自由港，特别是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粤港澳的直接相连有利于互相取长补短、相互推动和促进经贸合作与技术交流。同时，广东邻近台湾与东南亚等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也容易受到经济先进地区的传导和辐射，产生传递效应。港澳台与广东不仅地域上相邻，而且香港与广东语言相通，不少投资者与当地有着血缘、亲缘、地缘等一系列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资本成为海外华人进入广东的一个工具，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回避市场风险。大量海外华人资本尤其是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资本在80年代占到中国直接投资的约2/3，这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基于华人社会网络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商业联盟体系。

　独特的区位优势、融汇中西的海派文化也是上海吸引跨国公司的潜在因素。从区位因素来看，对外，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处于太平洋经济辐射的中心，是连接东亚、东南亚和中国大陆经济的枢纽。对内，上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黄金水道的交汇点。同时在文化环境上，上海是中国最早向世界开放的城市，具有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对于上海来说，上海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作为一个金融、贸易和产业中心，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如果说，中国与西方商业文化(规则)最接近者，则非上海莫属。正是这种融汇中西文化的人文环境，使上海成为联系海内外客商的纽带，在上海吸引外资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力，发挥着特殊作用。

根据以上的分析，80年代广东成为中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主要依据的是其独特的地缘、亲缘优势、先行一步的优惠政策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该时期外商在广东的工业投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制造业，以纺织、制衣、玩具、小电器等为主。对这些产业，灵活的、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十分突出，且并不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加工业基础相配套。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浪潮的影响下，区域竞争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在全国的推进，使得曾在开放初期在广东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地缘、亲缘优势逐渐下降；WTO的加入和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逐渐形成，使地区性的优惠政策也逐渐地丧失效力；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新经济的浪潮之下，也不再是竞争的主要优势。广东虽然在某些方面仍然具有其优势，一定程度上仍在吸引外资，但相对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带，竞争力已大大下降。而此时上海依托中国广阔市场和完善的投资环境成为了众多企业青睐的宝地。影响跨国公司投资上海决策的最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市场因素。跨国公司投资上海主要是基于上海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和对全国的辐射能力，希望通过对上海的投资达到立足上海、俯瞰全国的效果。二是集聚效应。上海工业基础好，基础设施完备，金融市场发达，人才聚集，信息集散、对跨国公司的发展十分有利。另外，从跨国公司的自身成长发展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发展战略也是影响其区位行为动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著名跨国公司在上海的投资行为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投资上海浦东新区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投资上海安亭等都是出于维护公司的全球的战略利益的需要。外商对上海的产业投资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大型的跨国公司集聚，二是以技术资金密集型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主。现代化的大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则对人才、产业基础以及政府的支持提出很高的要求，上海无疑是满足这一要求的最佳的投资地。

而对于西部地区而言，FDI来源上的极不均衡，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偏僻和与主要投资我国的国家和地区文化联系较少。我国的外商投资主要来源于香港、台湾、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亚洲、北美洲、大洋州的国家和地区，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约占全部外商投资的93%。由于地缘经济的影响，对上述国家来说，我国东部地区在地理上和他们距离最近，投资最为方便。而离我国西部地区较近的欧洲、中东、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对我国投资很少，因而我国西部地区也就较少受到外国投资者的惠顾。

另外，西部地区在思想观念、人才素质、政府效率、市场和法制状况等“软环境”上都落后于东部地区，对外资缺乏吸引力。一些企业对贷款比对FDI感兴趣，“等、靠、要”的思想严重，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因此造成自我发展能力弱。虽然西部地区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但由于项目规划、市场预测、可行性论证等方面工作做得不够，资金到位率低。并且由于政策措施配套不完善，各种优惠政策条块分割，结果往往出现政府促发展、部门抓利益、企业办事难的状况，导致效率低下。

综合可知，都导致东部地区外商投资多且有快速增长之势，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少且呈逐步萎缩之态。这种“马太效应”式的发展趋势明显，东部和西部地区成为我国外商投资不均衡的两极。而东部沿海地区内部的外商投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对FDI区位选择因素的研究，以及外资对广东、上海投资区位的变化及主要原因和背景的分析，可以说为我国不同地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进入在政策方向上提供了一个视角。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为什么成为90年代以来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进入的热点地区；广东、福建在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又为何逐渐弱化，差距何在；西部大开发在引资方面应在哪些方面多加努力。通过以上的分析，应该说能给我们一个方向上的说明，对这方面的政策指导也有积极的意义。

六，对于FDI在相关区域发展的相关问题的建议

（一）利用西部大开发，解决FDI东西分布不平衡，吸引外资促进西部区域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资金短缺的国家，而资金短缺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普遍现象，资金的“瓶颈效应”在中国的西部区域发展中尤为突出。无论是从国家投入的规模，数量及持续性看，还是西部地区资金的稳定性及自身的资金积累能力和市场融资能力看；无论是从西部地区的资金运行效益看，还是从西部地区资金营运主体及营运环境等方面看，现状并不乐观，甚至严峻；据联合国贸发组织估计，仅陕西省未来15年内要完成其启动大开发的基础建设项目就需要　2700亿元人民币，这样大的资金需求显然不能仅依靠国内资金，更不可能完全依靠中央政府予以解决，所以大力吸引FDI是西部地区一项重要的引资的措施。可以说，如何利用外资是提高中国西部区域竞争力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西部地区是我国自然经济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 , 开发西部地区是我国政府的重要战略决策 , 不应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长期冷落下去。概括起来，西部资金的投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资金供给严重不足 ； 第二、资金逆流。而要改变目前这种局面，以吸引更多的FDI，可以采取的措施有：

　1．充分利用西部的资源优势。我国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显然，水电、旅游、天然气、特色农业、民族经济等是西部大开发尤其要重视发展的产业。然而，西部自然资源开发中，包括天然气、水电、矿藏的开发，不能只输出原料或仅仅进行初级加工，一定要强调深加工，让西部从资源开发中得到好处。值得注意的是区位也可以看作一种资源，它具有不可流动性，并给西部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它是西部发展出口型产业的致命弱点，是天生劣势。因此，西部要大力发展开放性经济，但不一定是外向型经济，即使西部某些企业的产品可以成为高度出口型的，但就整个西部而言，仍然不可能有东部沿海那样的高度外向型经济，西部更要高度重视内部市场需求和区域半径产业的发展。　

　　 2．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拓宽利用外资渠道。鼓励外商投资于西部地区的农业、水利、生态、交通、能源、市政、环保、矿产、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以及建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扩大西部地区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允许外商在西部地区依照有关规定，投资电信、保险、旅游业，兴办中外合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工程设计公司、铁路和公路货运企业、市政公用企业和其他已承诺开放领域的企业。积极参与和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实施多元引资战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允许国有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对外出售以及合资、合作，允许私营企业吸收外资以盘活存量资产，改善经营机制，提高管理水平。　

3．利用西部大开发的契机，力推“西部大优惠”策略，创造吸引外资的政策优势，即推出以所得税优惠为核心内容的更加优惠的西部引资政策。资本流动不受重量和距离的限制，它感兴趣的是利润，这给西部带来机会，只要西部有“金矿”，就会有资本去追逐。因此，需要创造吸引各种资本流入西部的政策条件，应该为企业和资本提供高利润的机会。特别强调要与东部有政策反落差，才能吸引外资到西部。在未来新的对外开放领域，让西部先行一步，形成政策优势，正如厉以宁教授所说，让西部具有东部暂时还没有的政策。

因此当前，重要的是要有真正对外资有吸引力的鼓励政策。一方面，西部要有更开放的资源开发政策，更宽松的土地获取条件，更良好的法制环境，更方便的资本市场，更先行的开放机会和产业准入政策等。要对那些有资源优势、竞争优势的产业应专门制定更加优惠的合资或并购条件，加大引资力度，特别是要大力鼓励外商投资于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发挥老工业基地基础雄厚、人才聚集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国家要在税收减免特别是所得税方面出台一些对中西部地区特别优惠的政策。这两年中央已经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各类企业到中西部投资的优惠政策，但这些政策尚不能弥补中西部地区因投资硬环境较差所抵消的吸引力，在吸引外资方面见效并不特别明显。因此，建议参照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对特区采取的政策和一些国家开发落后地区的做法，对在西部省份注册的企业实行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优惠。从国际上和我国沿海地区以往成功的经验看，这种地区倾斜政策还是有很大的政策效应的，只要能够做到由国家统一制定政策，对内资外资等各类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既不违反WTO的规则，也不会对中央财力和国内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太大冲击。　　

4，让使西部成为比沿海更开放的地区，创造更大的吸引FDI的综合竞争优势。

首先，政府应该主动使投资者看到，西部必要的或应该具有的开放环境，从而使他们乐于在西部投资。为此，可能需要成立新的组织，如中国西部投资促进机构。其次，西部当地政府需要在降低成本，为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方面下功夫，鼓励他们投资和追加投资，投资者的口碑是对西部地区引资工作最有力的促进。这还需要加大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的力度 , 从政治、 经济、法律、文化多方面入手,大幅度地改善西部地区的综合投资环境。而针对欧洲、中东、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外商投资的需要和特点,在西部地区采取比东部地区更加灵活和宽松的、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尤其在行业和市场准入方面,西部地区应该比东部地区更开放,并先走一步。只有如此,才能增强我国西部地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逐步扭转当前我国外商投资在东西地区分布都极不均衡的局面。

总之，从长远发展看，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将会逐步得到改善，外商在西部地区的投资规模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西部外商投资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也将会有较大提高。但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跨世纪的长期发展战略，西部投资环境的改善也需要一个过程。在近中期内，外商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将会首先集中在那些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地区，如西安、兰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在产业发展方面，由于受国家政策和投资回报率的影响，外资将会首先投向西部那些具有比较和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如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特色农业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旅游和生物医药等。可以预见，率先大规模进入西部的将主要是两类公司：一类是响应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以利用政府优惠政策为主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另一类是以占领和开拓西部市场、开发当地资源等为主要目标，注重长期发展的欧美日等跨国公司。因此，对各级政府来说，今后应着重鼓励第二种类型的公司的“西进”，并在政策上给予相应支持。

（二）在经济全球化和吸收FDI的竞争中，东部各个地方如何继续保持自身的固有优势，避免自己区域的FDI逃逸和空心化——这也是如何保持整个中国相对于他国的引资优势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相关措施。

从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由于国情特殊等原因，我国吸收FDI的增长趋势往往与全球FDI的增长趋势出现反方向变化。因此，面对全球FDI流动新趋势，我们应冷静观察，处变不惊，继续完善各项引资配套政策,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抓住机会提高引进外资的规模和水平。另一方面，应居安思危，趋利避害，研究新的、更加理性、更加主动的引资策略，不能满足于既有的引资现状和成果。

中国吸引外资，需要从以上海为代表的中部沿海主要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战略和资本深化模式，以及以广东为代表的东南沿海主要实行的出口增长导向战略和劳动密集模式转型，进入经济一体化阶段，即积极地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亚洲经济区域化过程，除了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潜力以及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之外，还要优先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和知识密集产业和产品，提高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和服务方面的竞争优势，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积极建立国际配送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运输中心，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体化。为继续保持吸引FDI的优势，东部沿海各地区可以采取以下各项措施：

1、继续改善投资“硬环境”，着重强化投资“软环境”。

　　中国东部沿海各地区“硬环境”建设成效更为突出，而包括为外商投资提供服务的“软环境”则相对较差。为了进一步改善服务工作环境， 并力求使之更好地与国际惯例接轨，有必要切实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完善招商引资方式,建立健全现代化招商网络。即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将本地区投资环境及其优势,以及拟对外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项目简介、项目业主、项目联系人等情况载上国际互联网，并对客商反应实行全天候跟踪服务；第二，加强招商引资队伍建设,努力提高人员素质。即在招商引资队伍中，大力充实具有外语、贸易与投资、政策法规等知识的人员,并通过严格培训使之有效提高对招商引资重要意义的认识，树立敬业和奉献精神，提高招商引资的业务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 第三，变被动招商引资为主动招商引资。除充分利用国际互连网外，还要针对拟招商项目的可能投资客商,主动组团前往洽谈争取，并更多地利用我国的使领馆或贸易机构以及 “以商招商”等渠道扩大招商引资；此外，在办理投资注册登记和申领营业执照等手续中，进一步强化“一站式服务”，切实提高办事效率。

而其中“软环境”中的法律环境尤为重要，所以要把加快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大力改善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作为利用外资工作的第一要务。

近几年，外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的关注重点已逐步从优惠政策转到法律执行、产业导向、技术标准等方面，对中国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增强执法能力和水平，提高监管制度的透明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各项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面临国际资本流动更趋理性的趋势下，我们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吸收外商投资的法律体系，保持外商投资政策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努力为外商投资创造统一、稳定、透明、可预见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增强法制观念，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努力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法律执行环境。

当前，应结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坚决制止外商反映最强烈的对外商投资企业乱收费、乱检查、乱摊派、乱罚款，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坚决打击侵权盗版行为，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制度，依法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完善且宽松的投资环境无疑会提高外商扩大对华投资的积极性，尤其有助于吸引那些较重视投资“软环境”的中小企业安心来华投资。

此外，对于我国在加入FDI之后采取的一些旨在加大对外商在华投资权益的保护和改善外商投资法律环境的立法或修订法律的举措（例如，修订《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多个法律法规，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应加大宣传的力度。

2、大力促进并购，把大力促进外资并购特别是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的并购，作为重要的引资增长点。

政府的企业改革政策应鼓励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造，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吸引跨国公司收购与兼并国有企业可以盘活国有企业的闲置资产，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与发展，以及便于企业产品进入跨国公司全球营销网络，促进本地区利用外商投资的大幅度增长。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由于我国政策导向和投资环境的原因，外商对华投资主要是绿地投资的方式。如前所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企业并购这一跨国投资形式在全球发展很快。世界跨国并购额1987年仅为1000亿美元，到1999年已增至7200亿美元，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83%，国际间的跨国并购成为全球FDI流动的最主要方式。但我国由于原来在指导思想上对外商并购国内企业特别是并购国有企业，一直持谨慎态度，有关政策法律严重欠缺，因此前几年外商以并购方式对华投资的案例很鲜见。近两年，外商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开始有所增加，经批准或正在申请批准的跨国公司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案例逐步增多，个案规模已达数亿美元。外资通过控股、参股等进入国内上市公司的投资总额也在逐年增长。

我国加入WTO以后，跨国并购、股权转让等新的投资方式应逐步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方式。为适应并购这一国际资本重要流动形式，有必要尽早制定相应法律与实施细则，跟上国际资本流动趋势，这不仅对新世纪我国扩大吸收外资规模和提高引资水平十分必要，更重要的是它将成为我国改组改造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最佳途径之一。可喜的是，去年年底以来，已有《关于向外商转让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规定》、《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多项与向外资转让国有资产有关的政策法规出台。但这些政策法规也有明显的不足，一是仍未成体系，二是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存在诸多的不配套、不协调，三是开放度有限，离真正的“促进”、“鼓励”还有相当距离。

因此，并购问题上，要更多地从并购之有利于强化市场功能、引进先进投资理念、规范市场投资行为、吸引中长期投资的角度出发，采取更加开放、主动的策略。特别是要坚持 “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区别国有经济在不同领域分布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大力鼓励外商参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组和改革。比如，在有步骤并确保可监管的前提下，我们应尽快制定法规，允许外商以证券投资方式投资国内A股市场。

　　3、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加快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步伐，从集中在制造业为主的开放转向对服务业为主的开放。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研究分析，目前服务业FDI的流动已占全球FDI流量的一半以上，2001和2002年都约占年流量的50-55%,其中70％以上投向金融业、保险业和销售业。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正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服务业市场。通过引进外资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目前外资投资企业已创造了1800万就业岗位，但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由于服务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高（为0.72），相同的FDI投资可创造数倍的就业岗位。

多年来，我国吸引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上，服务业全方位对外资的开放还是近几年的事。从理论上考察，有步骤地推进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既是经济结构性调整的要求，在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服务，增加就业等方面，也都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加入WTO的承诺，积极、稳妥、有序地扩大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是非常必要的。遗憾的是，由于涉及到一些部门的本位利益，实际上在服务业每一个领域的开放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自觉不自觉的阻力。本来，加入WTO后服务业引资有望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特别是金融、电讯、流通等服务贸易领域可望成为中国吸引外资新的热点。但从这两年的实际情况看,这些领域的开放步伐仍然较慢，我国服务业的引资热潮尚未真正到来。据统计，近几年外商对华投资的产业投向结构中，投向服务业的一直介于25-30% 的较低比重之间。2001年外商在中国服务领域的投资大约仅在140亿美元左右，其中房地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主动加快开放的过程中，必然要加快完善对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规范，健全统一规范的服务业市场准入制度，重点鼓励引进国外服务业的现代化理念、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技术手段和现代市场运作方式，这既有利于改善我国服务业结构，提高服务业的水平，又可以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进而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入制造业。例如，加大银行、保险等行业的开放，与世界著名的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公司进行合资合作，加快发展中外合资的会计、律师、投资咨询等中介机构和中介服务业，将有利于引进国外现代化的管理经验、管理科学和先进技术，培养熟悉国际惯例和资本运作方式的专门人才。只要政策得当，适当放宽准入条件，服务业吸收外资的绝对值和比率将明显提高，可望拉动吸收FDI总额的较大增加。

4、扩大投资领域，开辟招商引资的新形式。

加入WTO以后，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前沿，应致力于招商引资的高起点、早起步，以为更广大地区的吸收外商投资发挥探索和积累经验的作用。为此，首先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在国内商业、对外贸易、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电信、各类咨询中介以及教育、医疗机构等服务贸易领域放宽限制，并加大吸引外商投资的力度。尤其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重视和加快引进国外从事货物进出口贸易、国际转口贸易、国内贸易及货物的分批配送、仓储的物流公司，以便尽早形成东北亚乃至亚洲或更大地域的国际物流中心。同时，政府产业的政策应鼓励外资进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如通讯、生物技术、微电子、信息技术等）、环保、基础设施等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其次，创新吸收外商投资的新形式，即除原有的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等企业形式之外，还要积极开辟国际行之有效的外商投资新形式，如BOT等。

5、实施利用外资的多元化战略，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要“两头抓”：既要重视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也要重视吸引发达国家中小企业来华投资。

重视吸引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企业来华投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几年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快速增长，美、日、德、英等发达国家对华投资的比重也有所提高，这既有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市场潜力巨大等客观原因，也是各地高度重视主观努力的结果。但是，现在一些地方不顾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一味“抓大放小”，对引进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投资重视的程度明显不够，以致“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很普遍。其实，根据原外经贸部的外资统计，目前外商对华投资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力仍然是中小企业。2001年，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约占全年引资总额的28％，2002年比重略有提高，也仅占不到30％。虽然近些年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并且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但截至2002年年底，其投资额也仅仅占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的很小比重。这与我国外资来源地大量来自台港澳地区，以及这些投资项目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投资项目有很大关系。这是我国区别于一些发展中新兴国家引资特点的一个显著不同。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资实践情况分析，下面几个情况更能说明问题。

一是台港澳地区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来的投资项目总是“由小到大”，亦即一开始是一些小企业、小项目先进来（大部分是“三来一补”的出口型项目），之后大的企业才陆续前来投资，但中小企业始终是主力。

二是欧美发达国家一般是“由大到小”，先是跨国公司、大企业进来，现在则是与跨国公司生产配套的中小企业跟进的时候了。以日本为例。2002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比上年增长约36%;而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则比上年有所减少,这说明,随着日本大型企业在华设立生产基地,与之配套的关联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小规模投资大大增多了。

三是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企业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一些较大的城市，而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投资则几乎全国“遍地开花”。

可见，充分重视、研究、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对华投资需求与趋势，采取有针对性的引资策略和招商方式，吸引这部分企业与资金，对于我国扩大引资规模和提高引资水平，还是非常必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吸引FDI的相关政策有利于促进和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促进和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吸引本身是一个不断创造新的经济部门、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过程，它所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长期好处（特别是对广大消费者的收益）将会远远超过短期调整的成本和代价。据世界银行估计，今后几十年，工业化国家的长期资本有可能出现空前过剩，因此正在寻找安全而有效的投资目的地。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性的跨国公司达3.3万多家，其境外分支机构45万多个，其产值、投资额、国际交易额分别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3，投资的7%，贸易的2/3。世界商业银行的外国贷款达到8亿美元。这表明，发达工业化国家具有空前的剩余资本，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空前的利用全球剩余资本的机遇，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积极吸引外资，这部分工业国剩余资本，与中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结合起来，将可以使中国经济在21世纪释放出巨大的生产潜力，使中国和世界都从中获益。　

七，结语

（1）FDI在我国快速增长，规模巨大，在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资源配置的优化，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就业的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无论从东西部之间，还是在东部地区内部比较，都可看出，外资利用规模或数量的差异是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中西部地区在争取扩大吸引FDI，这是实现中西部地区有效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

（2）中国的FDI的地区分布呈现两条明显的主线特征:其一是,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地区吸收FDI的严重不平衡;其二是,出现FDI从南部沿海向北转移的趋势。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受我国对外开放区域政策的影响，形成了由东到西，由沿海到内地梯度推进性格局。出现这种特征有成本因素、市场因素、集聚效应、政策因素、地理位置和文化联系因素等原因。

（3）因此，通过利用外资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尤其是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就要求我国实行向落后的西部地区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同时，加强西部地区投资的“硬”、“软”环境建设，以扩大吸引外资，使广大西部地区得以加速发展。总之，利用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分析后，我们认为，既要大大加快西部地区吸引FDI的力度，消除引资东西部的巨大不平衡，实现国家经济的合理平衡发展；又要保持住东部沿海各个地方的引资优势，不致FDI的向外流失和空心化，使中国继续保持吸收FDI的全球领跑者优势，促进自身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范爱军，《国际投资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2] 孔寒冰、尚玉芳等，《直接利用外资的理论与实务》，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

[3] 魏后凯、贺灿飞等，《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局，2002

[4] 王洛林等，《中国工业利用外商投资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5] 卢荻，《外商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经济研究，2003（9）

[6] 郭信昌，《中国“入世”与环渤海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探析》，2000

[7] 汪小勤、张伟，《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2002

[8] 王元龙，《外商直接投资宏观调控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9] 魏后凯，《我国外商投资的区位特征及变迁》，经济纵横，2001（6）

[10]郭洪仙、李晓峰，《关于我国外商投资变动趋势的几点思考》，中国外资，2003

[11]沈丹阳，《全球FDI流动新趋势下我国引资策略创新思考》，亚洲投资招商网，2003

[12] 赵普平，《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

[13] 上海证大研究所　《入世后上海的战略地位》，人民出版社，2002

[14]　胡鞍钢，《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政策方向：从优惠政策转向规则政策》，2001

[15] 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02(4)

[16] 武剑，《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经济增长效益经济研究》，2002（4）

[17] 王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外国经济与管理，1999（3）

[18] 杨永环，《西部区域发展与利用外资》，内蒙古新闻网，2004（2）

[19] 李希琼 徐滨，《外商投资西部兴趣正逐年下降》，中国经济时报，2003（11）

[20] 商务部网站（moftec.gov.vn），2004

[21] Charles P. Oman, 1998, Policy Competi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Study of Competition among Governments to Attract FDI, OECD Development 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