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作者】应星

【版次】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一）主要内容

本书以讲故事的方式,把大河电站移民集体上访所发生的冲突事件纳入农村社区生活世界的权力关系中去分析,通过对起伏跌宕的移民上访——政府摆平这种官民正面遭遇的详尽描述，揭示出双方所共享的政治文化及其运作机制，揭示出当国家与农民在土地下放、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后的新时期，权力是如何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实践中运作的。发人深省的是，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移民对公平的传统诉求在使社会利益平衡得以暂时维系的同时，也使权力机制的合法性得到了再生产。

（二）个人感受和看法

1、小说化的研究方法，对于认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有着很好的效果。本书最出彩的地方，在于它将一个平常的故事说得跌宕起伏而又层次清晰，透过故事，将中国近年来的基层政治机制展示得淋漓尽致。这很像大师黄仁宇的名作《万历十五年》。《万》也是通过向读者详细、生动地展示出晚期中华帝国的政治运作机制，让读者在愉悦地阅读的同时理解到中华帝国上下臣民的处境和面对的难题。然而叙事化的研究方法在近些年的农村研究中，似乎并不吃香。自从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之后，学术界对于这种研究方式的就一直有所诟病，“故事讲得不错，可这算是研究吗？”。也许这样的研究方法，表面上确实不够严谨，不够学术。我在这里并不想探究这种方法是不是合乎学术规范，我只是想表达一个想法，即方法的合不合乎规范，关键在于把它用在什么地方，解决什么问题，得到什么效果。就本书所探讨的政府与农民关系问题，我觉得用叙事化的研究方法，非常地恰当。首先，从感性角度看，本书通过逐年描写的上访历程，很容易就在读者脑海中，呈现出一幅异常清晰的双方形貌与互相博弈的场景。我们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农民与政府双方的立场与利益诉求。其次，以往对乡村社会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总会感受到理论概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研究都是静止的。而作者在本书中，将研究所关注的事件植入历史的视角，使得事件摆脱平面化的单调，进入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情景中，在时间的流逝中展示事件的各种运行机制及其逻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权力运作机制不会静态存在于理论中。这就好比是“死”的漫画与“活”的动画。

2、上访制度作为增强人民权利意识，完善政府权利运作机制的手段，其实是国家的无奈。读完全书，有一个很强的感受，那就是在政府面前，底层的人民并不是想象中那么软弱，弱者似乎掌握了一套捍卫利益的权力武器，即通过不断地上访发展自己的权利意识，来换取政府的特殊恩泽。大河移民刚一开始，向政府诉求的只是生活的贫困，后来把干部的贪污问题也纳入了上访范围，再到后来，又争起了电石厂的产权。与此同时，政府的人治色彩也越来越少。政府在与移民的反反复复的拉锯战中，权力受到了限制，行政水平越来越高。但是通过上访这种方式，却正是底层的无奈。为什么要上访？面对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不公正现象的日益增多，农民实际上是不可能一声不响的，但是采用其他形式集体反抗，显然不容易。上访虽然也会遭到迫害，但毕竟要轻得多，正因为如此，上访才成了农民最佳、也是最无奈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恰是由于农民不断地上访，因而引起的外界的注意，才或多或少地遏制了一点某些地区政治状态的日益恶化。上访越“昌盛”，证明国家的法治越不完善。当前，中国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人治还有着广阔的舞台，上访诉诸人治的方式实现了对法治的催化，就好比大河移民的上访，最终促进了该地行政制度的改进与法治环境的完善。上访的存在还是有其合理性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基层政治极不完善的国家。

3、关于本书的一段小插曲，很是让我有些感慨！2004年，当这本书刚印出7000本发行后，随即被禁。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过分渲染了因建大坝给移民生活带来的暂时困难，没有充分展示各地党和政府热情接待、安置三峡移民的“真实故事”。理由是有些牵强的，作者只是把他看到的事情比较详细地记叙下来，并进行学术研究，已经很客观了。联想到当时正是三峡工程建设中的问题不断暴露的时候，作者真的是给国家“火上浇油”了，面子挂不住了。在中国进行学术研究，就好比在雷区行走，处处得小心。报喜不报忧，强烈的政治色彩，确实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

【摘要】移民，大部分是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只知道无法生活了，尤其是政府行为造成的要找政府。但是如何找，采取什么行动、什么策略，却不会把握，也容易出现过激行为，而被政府找到镇压的口实，合理的要求不但达不到反而还要坐牢。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几乎没有成事的（也许这个比喻放在这里不太合适），就是这个原因。中国革命中，尽管农民们有许多必须革命的理由，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知识分子的领导，难以取得胜利。所以说山阳乡移民上访，如果没有许绍荣、王学平、伍启贤等精英分子的领导，同样不会有什么结果。然而，这些移民精英一旦投入其中，随时都有被当作带头闹事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人”抓起来的可能。 【Abstract】 【关键词】《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读后感 【内容】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通过某省某地区大河电站的建设，由此引发的移民补偿及其上访，以及各级政府如何对待上访摆平上访过程，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揭示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文化及其运作机制。从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缩影，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上演的一部人生的活剧，它的真实性、生动性，绝不逊色于一部小说、戏剧。我更看到了我孜孜以求的哲学问题：人们行为的动机——自我利益——由各自性格、知识所决定的各自的追求利益的手段——由此团结或斗争，分分合合，形成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一. 移民上访的必要性 1. 上访的理由 在中国社会，人民尤其是农民是被剥夺的对象，像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限制农民进城的各种政策措施，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极为低下、贫困。就这样，政府因“国家需要”（有时确实是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有时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个人的升迁而搞的盲目的政绩工程），随时随意就可以把农民从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赶走。在对农民补偿时，是尽量苛刻，能少则少，而且还层层盘剥，真正到农民手里时已所剩无几。大河电站就是典型的一例。首先是大河电站的上马并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的论证，而是一些官僚从仓库中偶然发现有一台进口多年未用的发电机，为把它利用起来才想起建一个电站；电站选址在平县山阳乡，也没有经过科学的测算需要投多少资金，而是干着说着；地区是把它当成“钓鱼工程”，逐步向省里要钱。所以一开始就决定其经费严重不足。经费不足亏谁？还是亏农民，该给移民的补偿不补或少补。其次，地区的补助本来就少，又被区乡政府挪用于建电石厂，最后到农民手里的钱寥寥无几，而且补偿小组的组长还左折右扣。所以，移民怎么能不上访？俗话说“兔子急了也咬人”，再老实再好欺负的农民，你把他们逼得无法生存了，难道他们连上访的权利也没有吗？2. 移民与精英的关系 移民，大部分是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只知道无法生活了，尤其是政府行为造成的要找政府。但是如何找，采取什么行动、什么策略，却不会把握，也容易出现过激行为，而被政府找到镇压的口实，合理的要求不但达不到反而还要坐牢。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几乎没有成事的（也许这个比喻放在这里不太合适），就是这个原因。中国革命中，尽管农民们有许多必须革命的理由，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知识分子的领导，难以取得胜利。所以说山阳乡移民上访，如果没有许绍荣、王学平、伍启贤等精英分子的领导，同样不会有什么结果。然而，这些移民精英一旦投入其中，随时都有被当作带头闹事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人”抓起来的可能。所以上诉精英们在上诉过程中偏离上诉目标，把有可能对自己进行报复的区乡政府官员以贪污的名义告倒作为目标，有其合理的因素。否则，真如县委工作组一成员告诫许绍荣的：你这样领头闹，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上诉胜利的结果，上诉精英们能比他人多得一份吗？或者为乡民争得了好处，自己去坐牢，合算吗？所以尽管一般移民们对精英们有些做法不满，如阻挠电石厂恢复生产，终致该厂报废。但没有精英们的领导，政府不会多赔移民们一分钱。其他地方的移民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是缺少真正精英的领导和精英们领导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如驯鹿乡和白龙县的开溪乡。当然，大部分移民由于知识水平限制，目光短浅，看不到这一点。 二. 政府的逻辑 1.官本位，视民为无物 我们有些地方政府，虽然自称是人民的政府，官员们尽管口头上讲人民如何伟大，甚至自称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儿子”，但在实际工作中，根本不把人民当回事，视人民为群羊，任意驱虏，任意愚弄，任意盘剥。然而，人民还不能稍有反抗，否则就会被视为“闹事”“动乱”进行镇压，就会追究所谓“幕后操作者”“领头闹事者”的刑事责任，以此杀鸡儆猴，震慑其他人，不得与政府领导作对。在大河移民上访事件中，正是区乡领导为了增加一个手中可掌握的资源——修建电石厂，而把地区补给移民的一点可怜的赔偿款挪用，才导致了移民的上访；移民上访后，区乡领导又借其他理由整上访的领导者，才导致了上访精英们破釜沉舟式的上访运动。区乡领导之所以敢挪用移民补偿资金，就在于未把小民放在眼里；之所以整上访的领导者，就是想吓退其他的上访人，这是其行为的基本逻辑。 2. “官官相护”的自然性 尽管人们包括一些领导者对“官官相护”问题深为痛恨，大加鞭挞，但其并未绝迹，而且愈演愈烈。“官官相护”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自然现象，说其是自然现象，就是说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必然的因素。因为官员们作为一个阶层（不管是自认为“当官高人一等”的剥削阶级社会，还是我们现在自称“当官是人民公仆”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形成其共同的特殊的不同于人民大众的利益。利益一致自然就有相互需要、相互保护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还形成了许多盘根错节的复杂的亲疏关系，如老上级、老乡、老同学、师生等。关系好，感情近，甚至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自然要“相护”，除非政治对立，你死我活。就大河上访事件来说，区乡是政府的基层，其工作的艰苦程度、困难程度自然要大于县、行署。所以，上级领导对待下级下属出现的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不是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一般是不会处理基层负责人的。上级领导尤其害怕挫伤基层干部工作的积极性。这就是不管移民精英们怎样告区乡政府官员贪污挪用移民补偿资金，上级也不处理区乡领导的根本原因。 3. “打击报复”与“秋后算账” “打击报复”是权力机构的特有的功能。没有权力，怎么打击报复？“秋后算账”作为“打击报复”的一种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时迫于形势不便直接打击，就采取安抚、招安的方式，收买“闹事”的领头人物，分化瓦解“起事”的团体，如《水浒》中朝廷对宋江等人的招安，待事情平定下来，再一个一个单独清算。大河移民上访代表，三个地方三种结局：一是白龙县开溪乡的移民上访代表潘贵玉、刘传应等，由于缺乏顽强的意志和战略眼光，过早妥协，事后被开除党籍，撤销村组干部职务，二人外逃八年。二是平县驯鹿乡的上访代表涂少训、康天直，也是因为软弱妥协，事后被免去村干部职务；乡公干谢明全以复职受招安，待风头平息，乡里对其秋后算账再次停职。三是平县山阳乡上5组上访代表许绍荣、王学平等人，由于讲究策略、方式，终得“全身而退”；白杨16组谭时道、李必、张明等人，不讲策略，莽撞行事，而被判刑或拘留。地委行署原定的每年给移民的口粮补助的承诺也未能兑现。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所谓的人民的政府，并未代表人民的利益。从县、乡公安部门动不动就想以“农民造反”“抓坏人”为由，抓上访代表的做法，可以看出政府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大相径庭的，也可以看出人民的权利在政府的权力面前是何等的微弱。 三. 利益制约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 1. 利益决定行为——社会是个大舞台 社会是个大舞台，大河移民上访就是一出戏。在这出戏里，角色不可谓不丰富，情节不可谓不曲折，故事不可谓不复杂。在这出戏里，有教师出身处心积虑、处事老练的移民上访的总军师许绍荣，有办事干练、不屈不挠带民上访的王学平，有处事莽撞、敢于冲锋陷阵的伍启贤，有讲求实际、中途退出、甘当“叛徒”的梁永功、梁永德兄弟，有行事鲁莽、不讲策略的被判刑的李必、谭时道、谭时权等人，有众多目光短浅、胆小怕事、善于打哄哄、易被控制的众村民，还有疯疯癫癫的姚锡田，有出身不好、受屈上访的周长发。政府方面有与上访移民直接对立，但有时又与村民勾结给上级领导制造麻烦的区乡政府领导，如蒲少松等人，有包庇区乡挪用移民资金，动不动就想抓人的县委县政府领导人，当然县府里面也有多次当工作组长协调未果，后来被当成移民问题专家的副县长王金堂，还有既袒护支持县乡领导，又不愿扩大事态随意抓人的地区领导。政府方面也有同情移民的朱运敦工程师、冯明月工程师，有为经费犯难、在位守成的电站领导刘行健，有聪明刁钻、愚弄乡民，但为政府节约资金的电站赔偿组负责人江祥应，等等，行色各异，风云际会，围绕移民补偿资金为题，共同演绎了一处绝妙横生的人间活剧。 在这出剧里，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有的只是利益的冲突和结合——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移民是为了得到补偿而上访；区乡政府是为了多掌握一点手中的资源，挪用移民补偿资金建电石厂；行署也为了向省里争取资金，多一点手中资源建电站。区乡政府为了压下去上访事件，对上访代表进行打击，杀一儆百；区乡的打击使移民代表别无选择地成了上访的铁杆派，同时也是移民代表上访目标偏离补偿要求，而把矛头对准区乡挪用补偿资金，把可能对其进行打击报复的“贪官”告倒为目标；驯鹿乡谢明全等人贪一时小惠，上访被瓦解，后遭打击报复，就是最好的例子；也正是这点，上访代表把可能恢复生产的电石厂拖垮。地区因为电站的利润而把电站牢牢掌握在手中；区乡为了向地区多争取一点资金和分成，有时反而和村民一道给地区制造事端和压力，如掀董专员的车，围攻王专员；有时县里也和区乡一道向地区提条件，甚至对地区一些决定拖着不办，或阳奉阴违。村民们得到好处时高兴，要求上访集资和上访无结果时就有怨言，有人甚至出卖上访代表。这一切都是各自的利益在起作用，没有什么好坏之分，所不同的是各人的性格、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了每个人不同的表现（表演）。 2. 要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 在公民与政府的对垒中，公民是弱者。政府手中掌握着话语主导权，掌握着公检法司专政机关，想给一个公民定个什么罪，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从古至今，老百姓被政府官员判定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老百姓除了徒唤奈何，岂奈官何？而老百姓能把政府官员治罪的，几乎没有；除了揭竿而起，推翻政府。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许多思想家探索思考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如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等，从自然状态分析政府的由来，他们提出人们正是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相互协议订立契约，设立了政府，组成了国家；但他们对政府的权力提出限制，要求政府必须在人民制定的法律权限内行使权力，不得肆意侵害人民的权利。为此洛克提出了“分权”的思想，孟德斯鸠进一步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美国的先驱们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通过《美国宪法》的制定，建立了分权制衡的制度，杰佛逊还将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的10条人权法案加入了宪法。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政治理论从人本性是自私的，假设每一个人都是坏的，都有可能以权谋私的观点出发，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以此完善政治制度。而我们传统的儒家思想是立足在“人性本善”的假设上，提出“仁政”，渴求“圣人之治”，希望统治者“修身、齐家、治天下”；而人民是除了盼望出现“圣君”“清官”之外，没有什么办法。结果是两千年来，未见几个“圣君”“清官”，多的是专制专横，广大人民除了“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别无他法。再么，就是揭竿而起，为匪为盗，一样的横行不法。 新中国建立以来，共产党提出了建立人民政府的思想，把人民视为国家的主人，把政府官员定位为“人民的公仆”，要求各级政府官员（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由于几千年的传统的思想的影响，我们仍未能摆脱“家长制”的遗风，未能摆脱“仁政”“德政”的路子。所以，建国以后连续出现过几次大的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如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虽然开展这些运动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结果却给国家给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不少人在当时看出它是错的，但不敢抗拒，敢于直言的彭德怀等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政治生活有了很大的进步：废除了终身制，实行了连任不超两届的制度；人民的言论相对也比较自由了，新闻媒体对各级政府的工作也敢于报道监督了；也颁布了《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政府的侵权行为可以起诉，确实比以前有了空前的进步。但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方面还存在缺陷，公民面对政府机关对自己权利的侵害还是无能为力，民告官难度还是比较大，胜诉率比较小；而政府机关有关人员想治小民的罪，还是比较容易的，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就可以把你抓起来，如查你历史上有什么问题，甚至给你栽个脏，你也无处申辩，如大河移民上访中，公安局长叫伍启贤去电闸房接电话，以便制造伍启贤拉电闸破坏生产，为逮捕移民精英制造理由。由此可以看出，缺乏制约的政府权力是何等危险。政府和公民这两个权利的天平严重倾斜。所以，不论是从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立场出发，还是从西方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都应该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防止政府机关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肆意侵害。目前，要完善人大和政协议政制度，使其真正发挥对政府权力机关的监督检查职能，从而消除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利。

应星和他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作者：苏小和  

2010-05-17 20:53:45|  分类： 默认分类|举报|字号 订阅

    一  
     
    1997年7月，当应星开始他的移民调查，无论如何他也没有想到，日后他写下的《大河移民的故事》，会是一部禁书。 

    现在，要找到一本三联出版的《大河移民的故事》已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跑到三联书店问，服务员甚至压低声音说，那本书早就不让卖了。稍事片刻，她又说，你找找熟人吧，如果你真想看，库房应该还有，只是被封存了。 

    从书店出来，我先是在网上下载了这本书的PDF电子文档，大致浏览了一遍，确定了阅读价值，接着是真的找了熟人，转弯抹角的，费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才拿到这本装帧素雅的书。 

    事实上，应星是绝对的体制中人。作为学者，他跻身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的官家学术机构，有宽敞的办公室和稳定的学术研究经费；作为官员，他挂职副县长，在一个偏远的县城里，副县长无疑是身份显赫，万人仰慕的人物。按照一般情理，如此身份的学者写出来的社会学作品，怎么也与禁书无法挂钩起来。 

    不过，坊间又有小道消息，说的是《大河移民的故事》并未成为当局所列禁书，只是被重庆政府施加压力禁止再印了。生活的意义就在这里，我在应星的书里读到了大量关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高层统治者与基层公务人员之间的较量，有幸的是，应星的著作也成为较量中的一方，参与到了这个有趣的游戏之中。 

    二 

    《大河移民的故事》结构另类，叙述和阐释的双线条复调形态，故事叙述简约、朴素，注释则学理化，略显深奥，面世以来，各方群体对这本书并不看好。 

    首先不看好的是主流。可能是“大河”、“移民”、“”这几个关键词太扎眼，印数仅仅7000本的一本学术型著作，发行后不到半年，市面上就买不到了。看来，应星可能犯了忌。一位名叫尹钛的读书人说出了应星犯忌之所在： 

    “应星的书，恰好在三峡工程建设中的问题不断暴露的时候出版，在国家脸面上拉出了一道尖锐的刻痕。所以，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出于为国分忧的好意，而是在于他讲的故事能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故事接上线”。 

    学术界对《大河移民的故事》的学术深度表示怀疑。有学者表示，应星写得相当有趣，叙述技巧有巴赫金式的「复调」叙事音乐的味道。但相对其精彩的叙事，此书的理论贡献略显单薄。注释式的理论探讨有助于行文，而且基本上他的每个讨论都很有见地。不过由于什么都想回应，导致有些琐碎，最后失去了焦点。简言之，理论的抽象还不够。 

    在调查的形态上，应星的准田野式调查也成为别人商榷的话题之一。在社会学界，一部分人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主要不足是在没有形成一个框架的前提下，就开始在相当宽泛的视野内收集资料，或多或少呈现出某种学术盲目，但另一种观点也理所当然，即认为带着学术框架进入田野，势必妨碍对调查对象的全面理解。学者们认为，应星以社会科学院学者的身份和挂职副县长的身份推动大河移民课题的调查研究，可能在两个倾向上都存在疑点。 

    最后一个不买帐的群体，是被应星称为精英的移民们，代表人物是许老师。对此，应星在书里已经交待清楚了： 

    “我在山阳乡蹲点调查的时候，许老师不仅接受了我们多次正式、非正式的访谈，而且还由他一手给我们安排了对电站其他移民精英的访谈。许老师之所以如此热心，是因为他深信我说的研究电站移民史是为了对三峡移民有所借鉴”，“是认为他和我有过默契，那就是要与移民经费上的贪污腐败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应星的担忧在这里凸现：“我的故事最后写成这样，如果许老师看见的话，一定会勃然大怒，并会指责我欺骗了他。” 

    沿着上述三个向度观察，我们看到，应星在政府管制的层面，可能遇到了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老生常谈的学术自由问题，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问题；在学术方面层面，则遇到了叙述技巧和理论抽象的方法论选择问题；而在如何关照弱势群体，体现社会公平方面，应星遇到的恐怕是千篇一律的道德问题，伦理问题。 

    作为一个读者，我相信最令应星焦虑的应该是最后一点。应星写到：“我不仅是来作移民研究的，而且在这种研究中还要分析移民代表对普通移民的控制技术，分析者与摆平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同构性。”这段话相当准确的描述了应星的学术使命感，也清晰的呈现了一名独立学者应有的立场和方法。《大河移民的故事》的学术价值在这个角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不仅在意识形态倾向上保持独立，也不仅在学术方法论上保持独立，在更加泛道德化的民众层面，同样保持一名优秀学者的警醒。正是拥有这样与众不同的特质，《大河移民的故事》才在当代社会学领域建构起自己的学术价值。 

    三 

    从应星的阅读视野进入他的《大河移民的故事》，可能更全面一些。 

    应星曾经给他的学生们列出的了一份暑假读书清单，一共5本：大卫·丹比的《伟大的书》、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 这5本在应星看来属于“让读者容易进入，难以转身走开”的著作，很有可能对应星写作《大河移民的故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相信《大河移民的故事》的独立自由立场来自于大卫·丹比的《伟大的书》。在应星看来，他借助丹比的眼睛，感受到了西方大学所开展的经典教育即“自由教育”(又称“博雅教育”)的无尽魅力。而通过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应星意识到民主化既是一种正当的和必然的潮流，却又是并不崇高而伟大的趋势；它既是一种政体形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应星自问，“在民主的正当性与危险性之间、在民主的制度与民情之间有着怎样的张力呢？”我相信正是这种学术上的警惕性，《大河移民的故事》才有力量跳出各种利益群体之外，呈现出真正的独立思考精神。 

    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似乎对应星的写作身份确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以学术为业，还是以政治为业，韦伯关心的问题都是：处在一个放逐神圣的世俗化时代中，一个人如何面对献身与距离、激情与自律、理想与现实感、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复杂张力，不是逃避或者屈从于各种幻觉，而是坚守一种天职的日常要求，来形塑一种人格。”显然，应星写作《大河移民的故事》，是基于一种天职、一种人格的坚守，这比那些意识形态写作、道德声援写作、象牙塔的技术性写作更接近学术本身。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乃至《江村经济》，显然是应星学术传统的重要来源。在半个多世纪前，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派就已经开创了中国社会研究及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的一个传统、一个方向。因此应星有必要问，“燕京社会学派的努力是否同时也已包含着对“社会科学”这个向来被视为西方舶来品的基本品格的一种独特理解和建构？” 
《沉重的肉身》给与了应星怕和爱的品质，这种来自宗教层面的敬畏与悲悯，是《大河移民的故事》的写作原动力。 

    已经有专家对《大河移民的故事》进行了定位，认为这本书是目前中国知识界运用权力技术分析方法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是近10年来中国社会学领域最大的收获之一，她承接《江村经济》的学术脉络，为社会学研究全面引入自由、民主、人格主体、宗教关怀等现代学术理念，由此，《大河移民的故事》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国社会学历史绕不开的一章。

【转】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2014-07-31 09:14:02 　　来自: 学姐花衣云影 (行动和正念的力量)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评论     5 

　　 
　　□ 评/ 尹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这个世界每天有千百万件故事发生，每天有千百万个生命消逝，这些生命和故事，不管曾经多么生动鲜活，都会被日常生活的洪流淹没，都会被时光的长河裹胁着，奔赴那无边无际的遗忘大海，融入无穷无尽的记忆空白──一路上，也许波澜不惊，也许浪花四溅。除非，有一位水样采集师，偶尔停伫于某一处水边，俯身掬起一瓢清浊，小心地带回。于是一滴水中看世界，一剎那凝成永恒，我们通过这一点点时代残留，来回味历史长河中的大千世界。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就是这如恒河沙数的故事中采撷出来的一朵浪花。 
　　 
　　　　上访，在中国，是见怪不怪的事，在中国这片苍老而常新的土地上，我们已经看得太多正义被掩埋进黑暗，良知被吞噬进岩石的故事，一个水库库区几千移民掀起的风浪，向来难以打湿书斋中吟哦的学者们的精致鞋头。这一次却不一样了，因为这位学者走到了水边，甚至将他敏感的触觉，探入了移民水深火热的境地。他没有缩手，而是细心地去观察、体会，记录。于是有了厚厚的一本书，有了一篇篇以此为话题的评头论足的文字。 
　　 
　　　　据说，这本印数不过区区七千册的书，发行后不到半年，就禁掉了。当局对问题的敏感，和这位学者比起来，不遑多让。那么，这本以「讲故事」而见长的书，究竟犯了甚么忌讳？为甚么在学界一片叫好之声中，当局却欲三缄其口？ 
　　 
　　一　引言：移民的疼和国家的伤 
　　 
　　　　「移民」，是一个很暧昧的词。它过于苍白，无法勾画出那些流动的人民在迁徙中经历的苦难，它过于轻巧，无法承载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民所承受的痛苦。犹太人发明了Diaspora（大流散）这样的词来揭示他们失国之后被迫流亡千年的民族痛史，而中国人则发明了「洪洞县里、大槐树下」这样深具诗意的词，来纪念他们被驱赶迁移的家族史。似乎中国人有意过滤掉了那一份沉重和苦难。这种过滤，是无奈，还是乐观？「走西口」和「闯关东」的汉子默默无闻如涓涓细流注入到荒芜的土地，但这默默迁移背后的「自由」掩盖不住「湖广填四川」这样强横的国家暴力所揭示出来的农民处境──一个「填」字，生动地表明，在中国，农民被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随意搬弄的命运。就像一只只零散的马铃薯，他们被任意地塞到各种「国家利益」织就的袋子里，一捆，一甩，然后撒播四方。其后，他们的命运，如同四散飘荡的蒲公英，「只有风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并没有改变农民们千年一贯的命运。当工业化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城市的工厂急需各种廉价的工人时，他们象被海绵吸纳的水分子一样吸进城市，当「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出台的时候，他们又如同蟑螂、臭虫一样被驱赶回乡村。甚至，当大饥荒来临的时候，城市的人口还被大量「压缩」到乡村，和在死亡边缘挣扎的饥民一起争食一点可怜的口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轰轰烈烈，他们高举着「改造农村」、「接受再教育」的高尚旗帜，但旗帜的背面却写着一条冷酷的用意：减轻城市人口就业压力，消化城市适龄就业青年。 
　　 
　　　　灯火通明的城市，是一只只肥胖的白蚕，山清水秀的乡村，如同一片片桑叶。通过各种看得见看不见的的吸管的吞噬，桑叶一点点干枯，一片片坏死。打开中国的地图，上面星星点点标示着大大小小天蓝色的湖泊、水库，如蓝宝石般熠熠生辉，这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成就，也是国家「脸面」上的光彩。但有谁去追问：这些油亮的光彩后面，掩盖的是甚么样的汗和泪？ 
　　 
　　　　还是在三年前，看到新华社记者吴象的一本探求中国农村改革的书，《中国农村改革实录》1，里面记载着大别山区一个水库库区「移民」的悲惨经历。一位衣不蔽体的七十多岁的老妇，用最原始的器具在捣着一把玉米，而这几颗玉米是她一年的全部收成。她的玉米种在贫瘠的山上的石头缝里，那是她的土地被水库淹没之后她能找到的唯一可以种庄稼的地方。水库在那里平静地躺了几十年了，像她这样失去土地的「移民」，就在这山野之间做了几十年的「遗民」──被遗忘的人民。很难想象她在这石头铺就的土地上是如何生存下来的。看过了这个故事，再看《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我一点都不惊讶，甚至也远离了愤怒。毕竟，「天府之国」的农民还有几分土地。 
　　 
　　　　水库移民的痛史，在记载共和国建设成就的年鉴和政府报告之中，是被过滤掉的，是不被书写的。这些故事不被书写的原因，极为简单：为了保存国家的「脸面」。 
　　 
　　　　应星的书花了大量的篇幅，用学理化的语言，分析移民上访的要求被政府的官僚机构一次次扭曲、一次次阻碍的情况，这扭曲和阻挡中有一种顽固的逻辑在起作用，就是对于政府来说，甚么样的问题是重要问题，甚么样的问题可以不予理睬、不予解决，甚至都不用提上议事日程。随着故事的讲述，我们会看到，这个逻辑中最核心的词语，其实就是「脸面」，在书中，应星表示为「国家的光辉」。如果一个问题已经影响到政府（或某一级官员）的「脸面」，它就成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这个脸面，是一个威权主义政体自身不得不化上的妆扮，是这个政府「自信心」和「合法性」赖以建立的支柱。 
　　 
　　　　通过一整套意识形态的编写和宣传，党和政府为自身定做了一套标准的光辉形象，比如说「最广大的人民利益的代表」、「历史进步的代言人」、「深受全国各族人民拥护的政权」等等。这一套光辉形象是通过一层层油彩来体现的。为了表明党和政府是为民当家作主的，所以需要有一整套的严密的信访机构来接待「人民」，虽然已经有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代表各族人民，虽然党和政府也知道信访制度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为了表明党和政府是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政府坚决不允许「人民」在公开场合表示对国家政策的不满和抗议，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抗议者和不满者就被驱赶出「人民」的行列，以保全「全国人民拥护」这块招牌2。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系中，「公开表示」是国家容忍的底线，越过这个底线，政府的合法性就产生了危机，因为它的意识形态话语被这种「公开表示」撕破了缺口，从而政府的「脸面」上就划出一道「丑陋」的「伤口」。 
　　 
　　　　甚么是国家的「伤」？国家的「伤」并不是人民的「痛」，而是根据意识形态话语编织出来的一整套「故事线索」中的「断线」，是光滑如镜面的形象上的一道痕。 
　　 
　　　　大河移民的故事，在九十年代初期终于有了一个不是结局的结局，除了他们不屈不挠的抗争以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九十年代国家已经开始启动「三峡工程」，移民问题开始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问题，一个影响到国家形象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像政府脸上的黑痣，再不切除，就会长大成为黑瘤。应星的书，恰好在三峡工程建设中的问题不断暴露的时候出版，在国家脸面上拉出了一道尖锐的刻痕。所以，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出于为国分忧的好意，而是在于他讲的故事能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故事「接上线」。遗憾的是，他用一把精致的学术解剖刀，将国家这套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在肌理细致地展示出来，颠覆了国家几十年建构起来的形象。俗话说，「打人不打脸」，应星却专门挑了国家的脸面来出刀，能不招人忌讳？ 
　　 
　　二　故事里的事 
　　 
　　　　应星的书以讲故事而出彩，可以说他讲故事的技巧非常高明，将一个平常的故事（这里说「平常」，是从这一类上访故事在中国发生的频率来看，并非否认这故事打动人的悲剧性力量）说得跌宕起伏而又条理清晰，透过故事，将中国当前的基层政治运作机制揭露得淋漓尽致。在文本中，作者是采用何种学术资源（人类学的、政治学的抑或政治社会学的等等）来支持他的故事，这本来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要他讲出了某些「真实」，揭示出了某些「问题」，就足以向读者有个「交代」。就像应星所服膺的黄仁宇的名作《万历十五年》，前所未有地向读者详细、生动地展示出晚期中华帝国的政治运作机制，让读者在愉悦地阅读的同时理解到中华帝国上下臣民的处境和面对的难题，这就已经足够不朽，至于能不能从中开出一条「大历史」铺就的「金光大道」，这「大历史」观念和「数目字管理」是不是在学理上站得住脚，那本是题外话，甚至是书的副产品。 
　　 
　　　　但是，对应星的书，读过之后，却还是忍不住陷入反思，因为，这故事离我们太近，这故事中的人，跟我们太亲，我们无法不去关怀他们的命运，就像关怀我们自身和我们的亲人。我们会抑止不住从他的书中寻找永久中止这种人间悲剧的道路。于是，我们不得不进入学理分析的层次，用理性的眼光来估量这个故事的价值，而不是用含泪的眼光向它的可读性致意。 
　　 
　　　　其实这本书的最初稿本在学人之间流传已久，但它最初以论文的形式流传的时候，是采取更加学理化的语言，而不是现在呈现出来的巴赫金式的「复调」叙事形式。现在这种形式，更加便于广泛而流畅的阅读，所讲述的故事也更加丰富曲折，这无疑是它比原初形式更加有分量的一个原因。 
　　 
　　　　正如应星在致谢词中表明的那样，这本书应该是一个学术群体共同探讨的结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陷入停滞，三农问题开始重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的时候，「国家与社会」这一套理论范式也被引进到中国，被不少学人用来分析中国农村问题。然而有些敏锐的社会学者发现，这套理论范式难以解释中国农村的某些「特征事实」（styled facts），甚至这样的特征事实都不曾进入主流讨论的范围。 
　　 
　　　　孙立平指出，中国农村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一方面，国家在农村基层的组织结构在新时期经历了一个不断涣散的过程，另一方面，国家的意志却在农村也得到了持续的贯彻和基本实现。「也就是说，事实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双重的情景，而这种双重的情景在理论上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说，从组织结构特征上推断不出如此的效能结果，那么这种效能结果是从何而来？反过来说，这样的效能结果又能够说明组织结构怎样的特征？」3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看作中国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真正实现「中国化」的一个突破4。 
　　 
　　　　孙立平和李猛这些学者思考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是，以往的研究方法难以容纳中国农村的「事实」，于是迫使他们寻找新的理论方法来「框住」（解释）中国的「事实」。这个理论就是「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的最基本之点，是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5它「是对于描述方式的强调，即强调一种动态叙事的描述风格。这就意味着，首先需要将研究的对象转化为一种故事文本」6。这就是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现在转化为彻底的故事文本的原因。 
　　 
　　　　但这种文本的转换，并没有过滤掉这一项研究的原创性问题。我们看到，有几个始终为学界关注的重大话题仍然镶嵌在文本之中，迫使阅读者不时低头沈思。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官－民关系）和官僚体制的问题，始终是这一复调叙事需要解释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两个问题将本书注释中的学理分析和正文中的故事叙事勾连起来，使这复调没有成为两支毫不相关的进行曲。 
　　 
　　　　经过这种视角的转换，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在农村呈现出一副完全不同的画面：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凝固在有关的正式规则和程序之中，而是存在于有关各方的持续不断的互动之中。在原来的理论视野中，国家与社会关系都是通过某种结构性因素展现出来的，国家以某一层级的政权机构（比如政府、法院）或者某一种强制性的政策力量出场，而社会通过某些社会团体、民间共同体的面目出现，二者之间的关系陷入一种僵硬的二元对立或者分立关系，不是国家吞噬社会的模式，就是社会包容国家的模式，有的学者发现这种思路的问题，转而提倡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但不管怎么界定二者的关系，都无法摆脱一种整体性的「二元」思维方式。但是，通过过程－事件的分析，国家和社会这些实体性的概念都被解构（还原）成为具体的事件和人物，成为一副副生动的「流动的画面」。比如，作为国家一方出场的，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政府概念，而是具体到了某一届任期的某一位官员，甚至具体到了这位官员的在事件过程的某一个时间点的某一条指示，而且进而深入到这一条指示如何被卷入事件的各方做了不同的解读。原来被用来作为社会力量分析的各种群体，也现出了「原型」──移民，不再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具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斗争策略的个体组成的「场域」。也就是说，在原来的理论视野中被用来作为分析单位的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在新的理论视野中，被分解成为相互独立而又彼此关联活动元素，这些元素的互动关系编织成了一张广阔的事件之网，人物是网的节点，事件的演进成了网的经纬之线，国家和社会二者之间的清晰的界限，也就自然地消逝在这张充满张力的事件之网中。 
　　 
　　　　与这种解构国家社会关系的实体性概念相似，在经典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范式中以静态的结构性因素出现的官僚体制，成为一种不断运动的网状事件／过程。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深切地感觉到了官僚体制的实际和真实的存在，但在全部叙事中，除了为叙述的方便不得不提及的某些机构和组织（比如信访机构，乡政府）外，我们看到穿插在事件中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官员，一条条以文本形式出现的政策，指示，和一次次的「打消」问题的计谋、策略，以及官员们操纵的层出不穷的具有国家「背书」（endorse）效力的「官腔」。这些因素都在「运动」之中，因为他们每一次出场时的面目都不一样。当然，对于这些因素，作者都有通俗的、产生于故事本身的专门术语，比如说，「开口子」，「打界桩」、「拔钉子」、「摆平」和引自各种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文献的官僚术语。正是通过这种近乎文学故事的白描术，我们看到了日常生活中官僚体制的运作机制。阅读这个故事，我们感到的震撼和悲哀一样多，我们感到的迷茫和愤怒一样真切，我们看到农民们一次次艰辛的上访，就如同卡夫卡笔下的地质测量员K试图进入那个高踞在迷雾中的神秘城堡一样，他们不管多么努力前进，都被一种巨大无形的力量卷回，被挡在门外，被挡在「正义」的门外，他们身入无物之阵，奋力反抗，可是和他们的付出相比，胜利却如此卑微。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官僚体制，这就是真实的农村基层。所有这些对现实农村的真切理解，都是在一种超乎寻常学术文本的叙述中完成的。 
　　 
　　　　然而，这种叙事方式何以可能？这种叙事和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差异体现在何处？为甚么说这种叙事比历史叙事更为「现实」，比文学叙事更为「真实」？ 
　　 
　　　　这个问题，是后现代文本叙事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这种文本的合法性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根本就不成为问题，因为，和这种文本一起诞生的权力分析技术，恰好堵上了阅读者惊讶张开、试图质疑的口。我们看到，如果不是文本中无所不在的权力技术分析这把手术刀在飞舞、切割，我们就无法达致对这一事件的深刻直观，这个故事也就真的成了一个淡白如水的「提纲」。李猛以狂放而深具诗意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权力技术分析的效果，通过这种解剖：「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次『切割』在各种『关系／事件』折迭而成的球茎表面上所产生的许多切口。」7这许多切口，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整日面对的事件形态，从而，也是更为「真实」的形态。日常生活，就是真实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深刻把握，知识实现了可贵的「回归」。 
　　 
　　　　关于「真实」，还有另一个问题。后现代文本这种「描述性的」语言，如何保证故事的「真实」（事件的「真实」）？难道「真实」不是社会科学中一直致力于取得的知识属性么？但这个问题在后现代的哲学脉络中，被釜底抽薪地避免了。应星在「结语：故事后台的故事」一节中，对讲述者的角色效应、书面历史和口述历史的关系、「社会实在」与个人建构的关系这些从学理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做了解答（其实，这些都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始终面临的经典问题），这些解答，也许并非无可挑剔，但至少让读者明白，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叙事文本内在的某种认识论和方法论陷阱，从而让我们的阅读比较放心。 
　　 
　　　　这本书在解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时所展现出来的惊人力量，正是通过权力技术的分析方法实现的。说起来具有某种反讽意味，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上建构起来的（虽然是一种背谬式的利用），但用来解构这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最锐利的武器，也正是马克思的思想所提供的。马克思讲出了「每一种思想后面都隐藏着利益」这一惊人之论，由此开辟了知识社会学的领域，福柯沿着这一思路前进，喊出了「每一种知识后面都隐藏着权力」这一真理，并且用他创造的精致的权力技术解剖刀，解构人类文明中我们习以为常的体制：性、监狱、医学卫生体系，知识。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是目前中国知识界运用权力技术分析方法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这种成功，不止体现在它第一次向中国的读者描绘出了中国农村社会真实权力关系中一副史诗般的悲壮画面，也体现在它第一次如此娴熟地、集中地运用权力分析技术，为中国政治体系中最为软弱的群体，写作了一本深描式的传记。 
　　 
　　三　问题俱在，道路全无？ 
　　 
　　　　然而，《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张只可观望，无法措手的事件之网，它也许是一张显示问题的地图，却绝对不是一张可以求解答案的地图。指望在这张网中寻找某种确定性是徒劳的。因为「确定性」恰恰是这种分析策略从一开始就试图避免的，而且这种不确定性是由这种方法论的后现代取向决定的8。 
　　 
　　　　它也许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的处境，但在帮助我们改变这种处境方面，却毫无建树。作者过于关注日常生活，过于追求细节的真实，这种刻意追求的风格，屏蔽了中国政治体系中最为具有支配力的权力关系，他的书中忽视那些最为明显的结构性力量，刻意将自己的视野限制在微观的、当下的权力关系上，用心地描述事件的具体场域，却不去追问这场域如何可能。跟随作者的笔触，我们看到事件的展开一幕幕如奇峰突起，如峰回路转，但是漫漫路途，何处是归程？我们看到的是一站接一站的故事间隙，我们看不到事件会有一个真正的「解决」，让移民们真正满意的「解决」。即使这次事件得到解决，同样的事件会在小河村或者别的甚么村出现。这些事件仿佛真的有细菌一样的繁殖、再生能力。 
　　 
　　　　对于这种权力关系的构造，他们寻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他们认为这种农民和国家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是在「过程」中「创造」、「再生」出来的，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体系再生出工人阶级一样自然。的确，在大河移民上访的「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新的人物、新的细小事件和新的策略、新的权力关系，但这些因素的出场，并不是象十月怀胎一般由「过程」自然产出，而是由某种场域外的力量牵引和抛入，这种力量看似无形，其实同样无所不在。 
　　 
　　　　我们看到抗争中的农民和抵制他们的官僚一样，如溺水时抱着一根稻草一样，分享着国家意识形态提供的话语资源（同样的文件、政策，同样的国家合法性认同，同样的压抑个体的国家利益论等），农民无论如何抗争，他们的观念中都有一条底线，一根弦，那就是不能「危害国家利益」，他们向官员抗争，也是以国家政策（中央政策）作为尚方宝剑。官僚的所有的「摆平术」（或治理术）之所以能够凑效，就是有这根无形的观念之弦为他们（农民）的行动划出了范围。 
　　 
　　　　农民不敢碰触国家利益这根线，就像避开地雷一样小心地绕过这个危险的区域，但却又扯着这根线来威胁绑在这条在线的官员（对于官员来说，维护地区稳定，不同样是「国家利益」的要求？） 
　　 
　　　　没有人，包括故事中冲突、纠缠的各方，包括作者自身，质疑这种无所不在的「国家利益」雷区的合法性。为甚么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农民的土地」9就可以任意征用剥夺？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之前和之后，为甚么他们根本没有谈判的资格？（在我看来，上访，不管是采取何种方式，都不能说是一种平等的谈判方式，虽然在某些学者那里，消极怠工等「弱者的武器」也被归之为「谈判」的筹码。）「国家」和官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农民同样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事，他们唯一能够质疑的，是国家的补偿标准是不是低了？在测量土地的时候，是不是不准确？官员是不是没有按政策来办？至于全部事件的出发点──国家的强行征用土地，完全滑出了他们质疑的清单行列。这是观念的结构在起作用。 
　　 
　　　　同样，在对官僚主义的抗争之中，移民（其实中国所有的农民）都有一根弦嵌在脑中：不管对某一个具体的官员、某一级具体的政府、机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诚意多么怀疑，绝对不能质疑「党」和「政府」解决农民困难的「诚意」。但，「党」和「政府」在事件中却不亲自出场，就像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那个Big Brother一样，他隐于幕后，决不走到前台，但他的耳目和触角却遍布空间的每一个缝隙。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他的存在，不能不听从他的指示，但没有人能够和他辩论和他谈判。 
　　 
　　　　在关于「国家利益」和「党」、「政府」的观念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一贯的「统治」观念：官（党和国家的代表）与民，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只不过，以前是被皇上「统治」，现在是被国家「统治」。既然是统治，自然就有顺民、有刁民，违背皇上的旨意，是杀头大罪，违背国家的旨意，不同样是大罪？于是，权力关系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刀来剑往：官员手中握着「国家利益」（有时是「国家大局」，有时候是「社会稳定」）的「尚方宝剑」，而农民手中握着「为民作主」10的「免死金牌」，他们就在这个画地为牢的圈子里刀光剑影、缠斗不休。没有人能够跳出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因为他们的观念结构在发挥着潜意识的作用。这种观念结构不改变，中国的官－民关系也不可能转变：为甚么，「国家利益」不能以真正的「人民利益」为起点？为甚么不能将这种利益冲突摆到一张平坦的、安稳的谈判桌上来？当农民开始将他们质疑的目光投注到「国家利益」之上的时候，「顺民」和「刁民」这一对概念就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形象高大的「公民」！ 
　　 
　　　　与这种观念结构限定的权力关系相伴随的，是中国宏观的政治结构，它同样对大河移民上访事件中的微观／日常权力关系产生着巨大的引力场效应。 
　　 
　　　　在政治学的制度主义与公共政策学术流派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政府的响应性（responsivity），官僚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缺乏响应性，这是中外皆然的事。然而，西方解决官僚主义的痼疾有一个我们难以企及的优势，就是他们落到实处的「人民主权」。中国这种威权主义政体无法有效解决官僚体制中的信息沟通问题，也无法有效解决对各级官僚的制约问题。 
　　 
　　　　中国的官僚体制之所以无法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是由这种政体决定的：因为威权主义政体最为关注的是政治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在民主政体中早已解决），在这种政体中，政治合法性是通过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来取得的，而政治稳定却无疑需要控制信息流量，不管是官僚体制内部的信息流量还是官僚体制和人民之间的信息流量，国家都必须严格控制11。政治学家林茨就曾经指出，威权（专制）体制的特点是政治多元化受到严格限制，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的竞争缺乏制度的保障。而限制政治多元化的源头就是遏制产生政治多元化产生的文化环境，即限制政治信息流通。与威权政治相反，民主政治恰恰需要信息流通。 
　　 
　　　　在应星的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就是「上面」、「中央」、「北京」，这个细节不是无足轻重的，恰恰相反，这是解读中国基层权力运作机制的一把钥匙。为甚么上访中的农民，都将他们的上访终点落在了「北京」？「北京」对他们意味着甚么？为甚么基层的政府／官员只有在将「上面」牵动之后，才真正开始进入解决问题的「状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引入一个更为宏观的视野，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中央－地方这样的二元对立概念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中心－边缘二分的观念──中央是中心，地方是边缘。这种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即使现在也仍然主导着我们的政治架构。这种对立的观念，赋予了「中央」一种强大的话语权力。在这种话语系统中，二者的地位天然地不平等，中央是主体，地方是从属，地方是从中央取得合法性的，它自己不具有独立的合法性来源。中央的合法性是来自于「天命」这一意义系统，和地方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话语体系内在地产生一种紧张，边缘要求取得独立的地位，而中央要将地方牢固地束缚在自己的周围和下层。这种概念中的紧张的现实表现就是一直无法解决的中央－地方的分权关系。当这种观念受到挑战时，就意味着在国家层面上权力的分裂。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往往是以「另立中央」的形式完成的：分裂的地方宣称自己是「合法」的中央，而原来的中央已经丧失合法性。其象征就是改旗易帜「建正朔」。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其中「鹿」就是一种合法性的符号，和大禹铸九州岛之金而成的「鼎」一样，也是一种「中心」地位的隐喻。因为谁获得「鹿」、「鼎」，谁就获得「中心」的合法地位，所以，这种话语系统中，「中心」并不是永远稳固不移的，既有的「中心」和「边缘」都在争夺对「中心」的控制。这就是这一体系内在紧张的根源。 
　　 
　　　　在新中国建立后，这种紧张关系也没有消失。当高岗的政治活动被定位于分裂中央时，他的政治命运也就注定了，因为这种活动被放入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政治话语中，而且这种对立是一种零和博弈，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对林彪事件也是作同样的处理，最后林彪的罪状中就有一条「试图在广东另立中央」。概言之，在中国，以往的中央－地方话语体系是一个零和博弈关系，这也许是建国以来众所周知的「收－放」循环的观念上的病根。 
　　 
　　　　西方的封建传统却与此完全不同。 
　　 
　　　　在封建制度中，王权和地方封建主的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封建主对王权的服从是以王权尊重封建主的权力为条件的。这种关系得到习惯法的保障12。在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王权逐渐获得了主权象征的地位，从而也获得了「中心」的地位。但地方的权力仍然得到尊重。在英国，地方自治的传统得到保留。美国从英国继承了这种传统13。在这种权力安排中，地方和国家不是如中国这样的对立的关系，虽然二者也存在紧张和冲突。汉米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三十二篇中说：「各州完全合并为一个完全的全国性的主权国家，意味着各部分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各部分无论保留甚么权力，都将完全取决于总的意志。但是由于制宪会议计划的目的只在于局部的联合或合并，各州政府显然要保留他们以前所有的、按照条款并未专门委托给合众国的一切主权。」14如果只注意这话的前半句，那么可能得出印象美国也是地方从属于中央的权力划分。但实际上，美国的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来自地方的州的联合或授权，而根本上是来自于全体「人民」。也就是说，从权力的合法性上说，在联邦政体中，国家和地方的权力是平等的，而且，进一步追究来源，按照更接近于主权来源的权力更具合法性的原则，地方的权力更具合法性，因为，地方政府「离人民更近」。 
　　 
　　　　西方的国家－地方关系（尤其是联邦国家）归根结蒂是一种契约关系，这有自然法和习惯法的根源。契约关系要求契约双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谈判关系。契约达成意味着这种权力安排是帕累托改进，否则契约就无法达成。所以契约关系必定是正和博弈。但中国的国家－地方关系是一种授予关系──国家（中央）授权于地方。或者也可以看作是另外一种特殊契约关系──委托－代理关系。从而在国家（中央）－地方关系中产生了经济活动中常见的「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的矛盾。易言之，传统的中央－地方关系的矛盾是内在于国家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 
　　 
　　　　观念上的差异在现实政治层面上的影响是巨大的。现实的政治制度依据这种观念建构起来。比如说我国的立法制度，省一级地方虽然也有立法权，但这种立法权是由全国人大授予，而不是来自地方本身的合法性。而且地方的立法要受到中央的审查15。其它如行政体系中的制度安排也是如此。虽然省政府是在省人大的合法性上产生的，但省政府实际上还对国务院负责，这种安排中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很明显了。最明显的就是省一级的人事安排。 
　　 
　　　　然而，当代理人获得其代理身份之日，也就是他获得独立的利益动机之时。因此，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总是处在不稳定之中。虽然我们的共和国宣称是人民的国家，但实际上这种权力关系从没有落到实际政治安排上。在中央－地方这样的观念中，掩盖着的是几千年的「中心」权力争夺模式。地方上的官员无论级别多高，还是以被「提拔」晋升到「中央」为荣。这就是传统的「京官大三级」观念的现实写照。 
　　 
　　　　回到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我们看到，熟悉中国的政治语境的官员非常明白，自己的政治前途基于辖区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而首要的是政治稳定（如上文分析所指出，政治稳定是威权主义政体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只要稳定上出问题，即使经济上有成绩也会一笔勾销。这种制度约束促使理性的追求政治权力（升迁）的官员在稳定成为「问题」时将投入更多的资源（时间、精力、资金，尤其是政策等）用于保持政治稳定。 
　　 
　　　　于是，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农民只有向上寻求制约基层官员的力量，他们别无出路，因为基层政府只向上负责，唯一能够制约他们的也只有「上面」；而且农民真正有效的手段，也只有一条，那就是造成「不稳定」。大河移民上访这个曲折的故事，其实情节早已注定了，不管它的细节浸润着多么大的偶然性，它的大致经过和最终结局，却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结构早已拟定了的。 
　　 
　　　　我们为大河移民以及其它那些没有进入书写的各种各样的移民的命运所牵系，但是，如果不改变我们的观念和整体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国土地上的移民的悲剧性命运就永远无法解脱。当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一种叙事方法所传达出来的动人力量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跟随作者陷入日常事件和细节造就的遮天蔽日的丛林而迷失方向无法自拔，我们应该寻觅一条出路，让那些在日常权力关系的网络中挣扎的移民可以走出这命运的阴影，寻找一片真正的「青天」。 
　　 
　　注释 
　　 
　　1 
　　吴象：《中国农村改革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 
　　最近发生的在*安门广场抗议人员被拘捕判刑的案例，就是一个注脚。甚至在金水河跳河自杀，也成了抗议的象征，被认为是危害国家安全。 
　　 
　　3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鹭江出版社，2000年，页4。 
　　 
　　4 
　　林毅夫曾说，谁能将中国经济经济的奇迹解释清楚，将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用理论总结出来，就有得诺贝尔奖的资格。同样的，谁能用理论将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的路径勾画出来，也将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中国化作出杰出的贡献，甚至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提供坚实的基础。 
　　 
　　5 
　　同注3，页8。 
　　 
　　6 
　　同注3，页8。 
　　 
　　7 
　　转引自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页341。 
　　 
　　8 
　　李猛：〈日常生活的权力技术──迈向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1996。李猛在这篇著名的硕士论文中正式提出了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范式，这种分析范式的哲学基础无疑是后现代哲学，他的总体思路是要避免社会学中根深蒂固的「深度解释」模式，使分析对象从「大事件因果关系」转移到「小事件因果关系」。但是，李猛没有看到，按照他的这种权力技术分析模式解构事件，得到的很难说仍是社会「科学」中所追求的「因果关系」。孙立平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如果说，从结构到效能结果，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话，过程因素的加入，则导致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从而从一种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它超出了因果关系的传统视野（即动态情境的视野）。」参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鹭江出版社，2000年，页8。 
　　 
　　9 
　　事实上，中国没有「农民的土地」，只有「集体的土地」和「国家的土地」，但按照张五常对土地产权的定义，中国的农民事实上具有土地的部分产权，而完整的产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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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求皇上开恩，求青天大老爷（皇上的代表）开门，现在是求省里来的官、北京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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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这种政体为甚么决定了官僚体制内部的信息流量必须受控制。在中共，党的文件，都有一个甚么文件发到某一级的规定，因为权力的支配关系是通过对信息的控制来实现的，所以，能够获得何种级别的信息，就标示着权力等级。官僚体系外部的信息控制，在应星的书中就有很好的例子：移民为了获得国家（中央）的政策文件的「效力」，不得不想方设法从各种非正式渠道来收集零散的、支离破碎的信息，而官僚为了控制农民，同样是费尽心机封锁各种对他们不利的信息。在这里，权力的争夺是以对信息的控制争夺体现出来的。 
　　 
　　12 
　　参见：[比] 亨利‧皮朗着，乐文译：《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45－60页；苏力：〈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一种国家学说的知识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4期，79－104页。 
　　 
　　13 
　　参见：[法] 托克维尔着，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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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汉米尔顿等着，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154页。 
　　 
　　15 
　　陈斯喜：〈适度分权：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划分再思考〉，载夏勇等：《中国当代宪政与人权热点》，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