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纹饰特征的比较

第一，希腊古典时期人物纹饰重写实，人物形象轮廓完

整、讲究比例。阿喀琉斯与埃阿斯玩骰子，古希腊瓶画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也是黑绘风格的代表作。画面描绘的是荷马史诗中的两个英雄在帐篷中下棋的场景。他们以投骰的木箱为“轴”，相向而坐，皆弯腰屈膝俯首，手握武器，身边各有一侍从。他们弯曲的身体姿态与器形曲线一致，使画面构图与器物轮廓的优美曲线高度统一融合，强化了陶器弧线的节奏，给人以美感，具有剪影式的装饰效果。陶土的浅赭色，使形象轮廓鲜明，富有深浅对比的节奏感和装饰情趣。 总的来说，这幅作品用纤细灵巧的线条勾画出了完整人物轮廓，捕捉了一个动态生活场景的瞬间，刻画生动且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实特征十分明显。另外，在人物造型上讲究比例关系，讲究形象细部刻画的准确性。最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已经敢于只画出阿喀琉斯左手的一小部分，把其余部分隐藏到肩膀的后面。这意味着古风时期的希腊画家开始信赖自己的眼睛从特定的角度观察到情况，特别是绘画中敢于运用短缩法来表现特定的视觉感受。

第二，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物纹饰重写意，人物形象简练概括、赋有神韵。中国的彩陶纹饰以几何纹饰为主，纹饰较抽象。即使是表现写实性质的人物纹饰，中国先民们在刻画的过程中，也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模仿，而是将其中许多自然属性省略淡化，表现出一种带有经验性的程式化倾向，这使最初的模仿象形赋予了“意”的内容。如人面鱼纹彩陶盆中的人物纹饰。彩盆中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轮廓，而仅出现了人面。而且这种人面又具有了初步的概括性，主要用圆形细线与直线结合勾勒人的圆形头部和线形眼睛，用近似三角形的形状代替鼻子，然后配上两耳旁的两条小鱼，构成了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以此表达祈求生殖繁衍人丁兴旺的含义。

又如在舞蹈纹彩陶盆（如图 中也可以看到浓郁写意特征的描绘，用“逼真”一词描述显然不很恰当。在形象描绘上，十五个人基本相差无几，流于程式。虽然形象“神态生动”，却十分简练、粗略，仅“写其大意”。可见，在这里描绘场面并非真正目的，而是为了表现先民们对这一“舞蹈”仪式的态度、情感意识。

2．纹饰风格、装饰位置的比较

古希腊的彩陶带有一种西方特色，装饰一般布满器身，色彩华丽、风格高雅，人物纹饰有秩序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情；中国的原始彩陶具有一种古朴气质，更加灵活多变，装饰一般集中在器物的上半身或肩部，或视线所及的范围。

3．纹饰内容的比较

古希腊彩陶中的人物纹以具象为主，并带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出现，多以希腊神话故事（如图4 的圣餐杯，图 6 的酒壶）、历史传说、荷马史诗作为装饰主题。此外，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如图 5 的双耳尖底瓶），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人的喜怒哀乐等普通情感，是一种叙述性描绘的装饰艺术。

相对于古希腊装饰主题的叙事性质，中国人物纹饰中虽也有描绘的场景，但这些场景并非来自于故事、史诗等，而多是来源于古代先民日常生活中具有深刻象征意味的宗教仪式，更多体现了先民的主体心理意识，诸如巫术观念、崇拜心理等。

二 运用自由的技术经验实践理论，剖析两者人物纹饰

产生差异的原因

“从艺术类型与材料的适合上讲，最适合陶器器形的纹样是一种抽象图案类的东西。但为什么古希腊彩陶彩瓶却充

斥着人物画？可见，陶器纹样以什么形式出现，向什么方向发展，不是完全由器物的功能和描绘彩陶的过程等自然的和工艺的因素决定的。”

可见，器物形状、绘制工艺等客观因素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形式的表达，但从根本上来说，决定形式的却是与群

体密切相关的自由技术经验实践。所以说，希腊古典时期的人物纹饰虽然写实特征明显，但并非意味着其单纯为了写实，它与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物纹饰一样，都与各自的技术经验实践密切相关。两者人物纹饰的差异更多的是因为技术经验实践造成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

中国的古人认为天人合一，万物有灵，因而古代先民们往往将具有神力的动物当作部落的图腾和保护神，或是通过

进行巫术仪式将他者的神力转嫁给自己。所以人物纹饰自然就较少出现，即使出现也并非仅是为了刻画人物，更多地将人物与某些动物纹饰进行组合，从而将先民诸如巫术观念、崇拜心理、愿望表达出来。

古希腊每个公社都有它自己表示公社团结的保护神。因此，人们多以古代神话为主体，用朴素的幻想和艺术来表现

陶器的纹饰，创作风格反映了以神话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在纹饰创作方面主要通过对人本身的描绘、神本身的描绘及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来表现的。而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生是因为在当时艺术和神话的直接联系要比与科学的联系多得多。当时艺术和人们的美学概念及伦理概念是相联系的，而古希腊人的伦理和美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每一个希腊人所熟悉的古代神话中的形象、化身与情节而表现出来的。如智慧、法律、秩序等都在阿波罗、雅典娜、赫里克斯、泰西的形象中体现出来。

三 结束语

中国新石器时代与希腊古典时期彩陶中的人物纹饰起源于各自的技术经验实践。先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在

彩陶上绘制纹饰更加美观，而究竟选择哪一种纹饰又是自由的。而先民们在历史选择的过程中要受到各自技术经验实践的深刻影响，技术经验的不同造成了两者人物纹饰的诸多差异。中国先民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认为万物有灵，因而多是将人物形象与动物形象相结合的奇特组合，以期通过这种方式将动物的神力转嫁给自己。希腊先民受以神话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绘制内容多是神话中“神”的形象。由于人物纹饰既满足了先民们宗教信仰、审美的目的，同时也符合陶瓶自身的规律，是合规律、合目的的，因而才能在漫长、自由的技术经验实践过程中，被群体约定俗成、定型化。所以说，形式化是在自由经验实践的过程中被逐渐约定俗成、经验转移的产物，且物化形式的背后往往蕴含着与主体内形式密切相关的价值意义。

三、甘肃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希腊古典时期彩陶不同纹饰之缘由甘肃这一时期的大地湾早期彩陶纹饰以宽带纹、鱼纹、直边三角纹为主。到中期则演变成了变体鱼纹、鸟纹、钩带纹，而其中又以人头型彩陶器最为典型，器口为一圆雕人头像，前额覆垂，着整齐的短发、眼睛与鼻子雕空，显得目光深邃。据文献记载，商王朝统治的最强盛时期，其势力范围西达西海湖，即甘肃西部地区。商王朝存在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100到公元前1046年。甘肃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文化所处年代正好和这一范围有所重合。可见，当时的彩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商人在祭祀时，要供奉给祖先大量的牺牲，对于畜牲，则通过燔烧、煮熟等方式敬献给神灵。古人认为，只要神灵闻到祭品的香味，就算品尝到祭品了。当时人们煮蒸食物的工具主要是陶鬲、陶甑、陶甗，后两种器具可以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和下层之间用箅子隔开，下面有三空足，可以盛水。青铜器虽然在商代已经产生，但是铜是一种稀有的贵金属，在一般情况下，仍以陶器作为主要生活用具。而陶器上的纹饰基本上都反映了与人们现实生活相关的现象。太阳纹、变形回纹是以太阳为主的自然崇拜的代表纹饰；犬形纹则反映了圣灵崇拜。可以看出，宗教祭祀功能是这一时期彩陶纹饰所反映出的内容。同时，使用功能也是这一时期彩陶的另一个特点，这一认识可以从陶器施彩部位的中得到进一步证实。彩陶大部分施彩于器物的中上部位，主要是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席地而坐，而陶器则多直接置于平地上，在观看、移动和使用陶器过程中，人们的目光大多数情况落于陶器的中上部。宗教是古希腊的国家活动形式之一。当时，每个公社都有它自己表示公社团结的保护神。因此，当时的希腊人在生活中，人们多以古代神话为主题，用朴素的幻想和艺术来表现陶器的纹古希腊这一时期的彩陶创作风格反映了以神话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在纹饰创作方面主要通过对人本身的描绘、神本身的描绘及人对自认现象的认识来表现的。

饰。

这一时期，艺术和神话的直接联系要比与科学的联系多得多。彩陶纹饰在表现艺术方面尤为突出。首先，当时的艺术是和人们的美学概念及伦理概念相联系的，而古代希腊人的伦理与美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每一个希腊人所熟悉的古代神话中的形象、化身与情节而体现出来的。希腊人自己发展了神话与神话形象。每一个希腊人从童年起，

就熟悉并亲切地意识到神与英雄的形象。古代希腊人对社会的最典型、最完整的品质的概念都来源于神话。例如智慧、法律、秩序等都在阿波罗、雅典娜、赫里克斯、泰西的形象中体现了出来。关于赫里克斯与泰西的神话，歌颂了为人类幸福而建立功绩的人。因此，可以说希腊人的艺术与神话通过希腊彩陶这一载体体现了出来。卢佛尔博物馆所藏的的著名的奥委托陶缸上的绘画，一面描绘了杀死尼俄柏一家的场面，另一面描绘了赫里克斯与雅典娜，以及寻求金羊的勇士们。

古希腊有一种独特器物——圜底油壶，在形制方面极其类似于马家窑的尖底瓶。以甘肃陇西县吕家坪出土的漩涡纹双耳瓶为例，器表光滑，小口，细颈，丰肩，收腹，尖底，腹部有索绳用的双耳，通体施黑彩，颈部绘有漩涡纹，瓶身绘有四方连续纹，间饰如河水四溅的涡点，图案具有强烈的动感。漩涡纹反映了当时生活于黄河流域的人们对于黄河的认识，即人们把对自然力的认识直接以彩陶纹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具有写实主义风格。而古希腊的这种圜底油壶则不同，在形制上与马家窑尖底瓶大同小异。油壶通体施黑彩，人物图案通过白

色空白区域显现了出来。其基本形状为盘形口，束颈，圜底，大体形状酷似一个“飞毛腿导弹”。波士顿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陶壶上描绘了酒神狄奥尼苏斯与其侍从在一起的场面（图6），另一件酒尊则描绘了太阳神阿波罗与提提斯在一起的神话故事。这进一步说明了生活风俗与神话故事是希腊这一时期的彩陶纹饰的主要题材。

3 古希腊彩陶与中国原始彩陶装饰的主要

内容分析

3.1 古希腊彩陶与中国原始彩陶装饰内容中的自然纹样（包括动物、植物、人物、自然景物）

3.1.1 动物纹样

在克里特文化中期的米诺斯文明时，出现了“海的样式”装饰内容。 其装饰内容是用黑、褐等色绘制成海洋生命等写实纹样，装饰题材常为鱿鱼、海豚等，形式活泼、形象自然舒展。 图 1 为海豚纹注水壶，

海豚的形象跳跃鲜活，让人感受到海洋与生命的气息。鱼纹、鸟纹、蛙纹是中国原始彩陶中最常见的形象其次还有鹿纹、鲵鱼纹、狗纹、虫纹等。 鱼纹以仰韶文化中半坡类型的彩陶最多，主要是象生形鱼纹，并有不同程度的变体抽象形象。 最著名的当数“人面鱼纹”（见图 2），人纹与鱼面巧妙地构成一幅神秘的、极具装饰风格的图案。半坡彩陶中还有许多生动的鱼变形纹饰（图 3），此外，鲵鱼纹细部具体细致、形象完整逼真，是马家窑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动物纹样（图 4。鸟纹在庙底沟类型中最为典型， 如图 5 的鹳鸟石斧图具有一定的绘画形式；蛙纹在马家窑较为集中，着重于写意或图案的组合，如图 6 所示的马家窑文化彩陶，蛙纹的形象就极为随意、洒脱，富有装饰意味。

3.1.2 植物纹样

古希腊克里特文化中期的米诺斯文明出现的 “宫殿样式” 则是以装饰华丽的动植物纹样而得名， 题材有花卉、叶形纹等，如图 7 的植物纹注水壶，纹样线条流畅且富有韵律感。古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彩陶上则是一种结构严谨的具有对称法则的装饰图案，有动物、人物等装饰主题。古希腊古风时期的“东方风格”彩陶，即是受希腊与埃及等国经济贸易、文化交流频繁的影响，出现的对东方动植物纹样的摹仿，图案有莲花纹、埃及极重要的纸莎纸草花变体、狮身人面等纹饰，其布局呈环带状。中国原始彩陶的植物纹样一般是取自于植物富有特征的局部来加以构形而成的， 大都是在基本定型后成为纹样的母题，由母题又不断地演化出新的具体图案。 常见的植物纹样母题有：花瓣纹、豆荚纹、花叶纹、谷纹、叶形纹、叶茎纹、花卉纹（图 8）、树纹、勾叶纹等，每一种纹样又有多种变体和组合方式。

3.1.3 人物纹样

古希腊彩陶装饰中的人物纹样主要体现在“黑像式”与“红像式”陶瓶中，这两种装饰风格都展示了鲜明的故事画面，具有完整的形象轮廓，勾画了形体的全貌，具有完整的艺术构图， 图 9 为绘有阿喀琉斯与埃阿斯掷骰子的图画，题材出自荷马的叙事诗《伊里亚特》。中国原始彩陶的人物纹样最典型的则是“人面鱼纹”和“舞蹈彩盆纹

”（见图 10），这些人物纹饰体现了中国原始人类对人体主要轮廓的把握和造型塑造

3.1.4 古希腊彩陶与中国原始彩陶自然纹样的异同两者的自然纹样装饰题材都来自于大自然和生活之

中，不同之处在于古希腊的纹样趋向于自然和具象，而中国原始彩陶更多的是带有一些抽象的变形， 例如鸟纹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具像的纹样之外， 大都是变形或抽象的纹饰，只是变形抽象的程度不同，被演变成示意性的几何纹样，并被组合在不同的几何图案中。 另外，蛙纹也逐渐变为简洁、抽象的纹样，有的蛙纹也介于蛙纹、波折纹之间。 图 11 的蛙纹中，蛙的头部已经省略，只剩下四肢。 鱼纹和植物纹样（见图 12）同样也有不同程度的抽象和几何的变形特征。人物纹样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的彩陶人物装饰具有抽象性和象征意义，“人面鱼纹” 是彩陶器皿中普遍出现的一种装饰， 人和鱼组成的形象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但它出现在以擅长描绘自然生物的半坡人时代，大概会有希望鱼丰产的同时乞求人口繁衍的意味。 舞蹈纹彩盆也是具有代表意义的装饰，舞蹈盆的整个画面，人物突出，神态逼真，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欢乐情景，这个装饰不仅表现了原始的生殖崇拜， 也再现了那时人们载歌载舞的生活场景。古希腊彩陶装饰中的人物纹样则以具像为主并带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出现，多以古希腊神话故事、历史传说、荷马史诗作为装饰主题，此外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人物，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人的喜、怒、哀、乐等普通情感，是一种叙述性描绘的装饰艺术。

3.2 古希腊彩陶与中国原始彩陶装饰中的几何纹样

3.2.1 古希腊彩陶装饰中的几何纹样

基克拉迪文化属于古希腊青铜时期的早期文化，分布于爱琴海中的基克拉迪群岛， 彩陶多施简单的彩绘和带有以螺旋纹为主的刻画装饰。 图 13 所示的螺旋纹彩陶罐，以二方连续的旋涡纹突出了一种动感美和韵律美。克里特文化时期的米诺斯文明中出现了被认为是古代世界最精美的彩陶之一———“卡马雷斯”彩陶，这种彩陶以黑或暗青色为底， 用白色绘出流畅奔放的抽象螺旋纹样，再杂以红、黄斑点，有时以褐、黄等颜色作为点缀，端庄优雅。 如图 14 所示，螺旋纹样规则地分布在该器物之上

，富有规律性且动感十足。荷马时期的“几何形装饰”彩陶以几何图形作为装饰手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情。 大胆绘制的对称图案形成对称的装饰结构，器物上布满了丰富而又单纯的几何纹样，横向条纹之间充满了菱形、方格、v 字形和希腊雷纹图案（图 15）。

3.2.2 中国原始彩陶中的几何纹样

半坡类型的几何纹样以宽带纹为主，还有折线纹、三角纹、斜线纹、菱形纹、辫形纹等，装饰线条一般为直线，多组成直边三角形，很少运用曲线，淳朴而稚拙，见图 16。庙底沟类型的几何纹样多为直线与曲线的结合，构成曲边三角形，富有弧线之美，显得圆润而流畅（图 17）；马家窑类型的几何纹样多以同心圆组成图案，运用曲线和直线的结合，产生对比的艺术效果，旋纹流畅生动、结构巧妙，具有强烈的动感；半山类型的几何纹样中，多以图9 “阿喀琉斯与埃阿斯掷骰子”彩陶图 10 舞蹈纹彩陶 图 11 蛙纹彩陶图 12 鱼纹彩陶 图 13 螺旋纹彩陶罐48。

曲线构成为主，流行运用锯齿纹，另外，编织纹形或方格纹形也很多，侧重纹样的整体结构和排列，且成功运用四方连续纹，从不同的角度观看都有不同的美感。 黑色和红色交替间隔的处理， 获得了更为复杂的装饰效果 （图18）；马厂型彩陶的几何纹样主要以线构成，常见的有折线纹、回纹，而四大圈纹在当时也很流行。 匀细的直线纹和粗壮的宽带纹斜正、疏密、虚实地进行组合，构成了新颖的图案，其形象丰富规则且无雷同感图 19）。

3.2.3 古希腊彩陶与中国原始彩陶几何纹样的异同

螺旋纹、菱形纹、方格纹的使用是两者的共同之处，区别在于表现风格和图案的组织形式上。 古希腊的彩陶带有一种西方特色，装饰一般布满器身，色彩华丽、风格高雅，螺旋纹富有一种神秘感，几何纹样则严格规范，有秩序感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情； 中国的原始彩陶则具有一种古朴气质更加地灵活多变，装饰一般集中在器物的上半身及肩部，或视力所及的范围。

4

一、生活为上，寄思于器

对人性日常生活的歌颂与张扬，是希腊陶器艺术的常见题材。从海洋化的表现生活，到几何化表现生活，再到他元素表现生活。古希腊文明的早期几何风格，主要通过海洋动植物表现生活，而当时阿提卡半岛是几何风格陶器的产中心。该地区陶表面的纹样装饰很具特色，讲究规则与韵律、对称与平衡，与此时期希腊的其他艺术追求保持了一致性。纹样主要采用水平的带状表现风格，前期主要以平行线、交叉线、锯齿、回纹、雷纹、万字纹等为主。后期除了以上单独的几何纹以外，还融入了几何化的人物、车马等生活元素，以及战争、狩猎、航行、丧葬等生活画卷②，而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珍藏的狄庇隆陶瓮。东方风格流行于古风的早期，此时希

腊的海外活动非常频繁，渐渐汲取了一些外来的带有图腾崇拜性质的动植物纹样，而这些元素恰好展现的是古希腊人海外交流生活的成果，是他们用他民族文化来丰富自身文化的原型见证，也是他们积极尚善生活思想的见证。

二、刻名于器，寓情于神

刻名于器，将人的伟大创造性直接表露于世人前，是对人的智慧和劳动的讴歌，是对创新这一人类原动力的肯定。黑绘风格盛行于古希腊陶器艺术的鼎盛时期，是指在红色或黄褐色的胎上用黑漆进行绘画和装饰，题材主要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奇为多。同时此时的陶器设计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制器者与器物上的绘画者出现了分工，使得设计师和画师的地位上升。于是在自己设计或绘画的陶器上署上自己姓名的现象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普遍认可的社会行为。弗朗索瓦双耳陶爵正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作品，上面标明了这是由希腊著名工匠埃尔戈和陶器画师克利提亚斯完成③，器上装饰内容层次丰富，做到了立体造型与平面绘画装饰的完美结合。正是有利的社会环境赋予了古希腊公民更多的自由与创想，激发了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热情拼搏的精神。

3、英雄崇拜，

在本文的第一节中,曾对彩陶纹饰的内容进行了分类,我们知道,在彩陶纹饰中,

占较多的纹饰母题是自然纹饰,有动物、植物、景物、人物等,其中尤植物纹饰和景

物纹饰居多。我们知道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必然条件,先民们每天狩猎、捕鱼,过着以狩猎为主、采集和农牧为辅的生活。生存于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的先民们却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他们把那些常见的花草树木等收于眼底,记于心中,在进行彩陶制作和对彩陶进行装饰时,首先能想到的自然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东西,因此各种花草树木也就成了刺激先民创作灵感的最直接的因素,成了他们艺术表现内容的首要选择,于是他们便把植物最有代表性的局部特征进行临摹、抽象、变形,形成一种母题后广泛运用于彩陶纹饰的绘制中。当社会向前发展,狩猎退居次要位置,农业的逐渐兴盛,花草树木的纹饰在彩陶中出现的频率就更高了。在这些花纹类的自然纹饰中向我们展示了原先民们眼中美好的世界,展示了他们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古朴纯真的心灵。

同样,自然界中除了常见的花草树木之外,其他自然现象也成了先民们仔细观察和临摹的对象太阳照耀大地所散发出来的光晕、雷电交加时让先民们敬畏的闪电、水流动所产生的漩涡以及微风轻轻吹过时泛起的波纹,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在那个时候却使先民们充满了敬畏和好奇,他们把这些看到的东西都描绘进了彩陶纹饰中,因此我们今天能看到彩陶上有着大量的涡纹、太阳纹、水波纹等,便是先民们对其生活环境的一种生动活泼的描述。正如杜金鹏先生所言“在与水接触的过程中,汲水、洗涤、鱼跃、风刮、捕鱼、捞虾等人为和自然现象,集中于人的大脑,形成一种概念,尔后通过形象思维,表现在彩陶上,利用水波纹、漩涡纹等与水有关的图案表现出来。”`这种纹饰不仅在形式上富有生机,充满趣味,同时也生动的反映了原始先民们鲜活的生活气息。

植物、景物纹样是这样,动物纹样也是如此。彩陶的出现与原始先民们生活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从纹饰图案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先民们的生活从渔猎逐渐转向定居的轨迹,彩陶无疑成了历史的活化石。在那个时期,先民们在捕鱼狩猎之余,已经开始饲养家禽,表现在彩陶纹饰中,便有了大量鱼纹、鸟文、蛙纹,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相对少量的鱿鱼纹、狗纹、猪纹、羊纹、鹿纹,正是“由于熟悉他们,因此才可能那样的得心应手”。“这些当时生活中常见的动物也刺激着先民们的对生活的感知程度,刺激着他们的创作灵感,因而也为我们留下了推测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生活状况的宝贵资料。

先民们在彩陶纹饰中除了对身边动植物和自然景物进行了描绘,还把目光转向了人本身。在彩陶纹饰以及彩陶的器形中,人的形象也屡屡出现,先民们将自己的形象、自己的生活场景带进了纹饰中,“彩陶盆舞蹈纹”便是这类纹饰最富有意义的代表。类似的舞蹈纹饰还在甘肃省酒泉市、武威市等地方有所发现,这些舞蹈纹饰最为典型的表现了当时先民们的生活状况,展现了他们手拉手的跳舞唱歌的欢快的集体群居生活,是对他们原始歌舞生活的一种记载,我们是否也可以由此推测原始歌舞是先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这些描绘着舞蹈纹的彩陶盆已经成了我们研究和了解原始先民们早期舞蹈的重要实物资料。

关于彩陶纹饰的含义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彩陶纹饰对原始先民史前生

活状态德表现却应该得到大家认同。生活环境影响和启迪着先民们的创作灵感,不同

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为先民提供了不尽相同的描绘对象,这一点在彩陶纹饰的流变

和彩陶从发展到衰落的过程中也有所反映。如鱼纹及其变体是半山类型诸多纹饰图案

中最普遍也最有代表性的纹饰图案,那引起无数学者争论不休的“人面鱼纹”便出现

于这个时期。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半山时期,渔猎依旧是这个时期人们生活中很重

要的一种生存方式。而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推广,先民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

很多的改变,反映在彩陶纹饰上,就是鱼纹的减少,其它纹饰图案的增多。这个时期,

鱼纹不再是最主要的装饰纹样,比如“鹤鱼石斧图”出土后,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中,

那在半坡类型中占主体地位的鱼纹饰已经退居到了附属的位置,占主导地位的则是鹤

和农业生产时期最常用的劳动工具—石斧。

由此可见,社会的发展、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变化都会引起彩陶纹饰表现内容

和形式的变化,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彩陶纹饰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先民们用心灵感

受着自己的生活,他们认真的观察生活中的具体环境和事物,经过思维的过滤和抽象

的变形,用诗意的方式在彩陶上描述着他们眼中的世界和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因此可

以说,彩陶纹饰是先民们观物取象思维方式下的一种创造,是他们现实生活的反映和

折射。

所谓的宗教情感,其源头还是客观存在,是人对特殊价值事物的主观反映。从表面看,宗教情感指向的是神灵,是超现实的、不存在的、纯粹虚构的事物,其实质却仍然是人对不能理解的某种自然现象而产生的恐惧的状态下,通过想象虚构出来的能主宰自然力量的神灵。因此归根到底,宗教情感还是对自然规律的一种主观的、虚假

形式的的反映。巫术、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都可以归类于宗教情感。

在原始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先民们对很多的自然现象无法正确的理解,一些在今天看来很正常的现象,对当时无法认知这种现象的先民来说却是让人恐惧和不安的。比如雷电,比如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都可能威胁到先民的生活甚至生命,因此让他们从内心产生了深深的恐惧。然而,现实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对自然掌控和认识能力的不足,使他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便认为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有着比他们更为强大的可以支配着这个世界的神灵存在,于是,便产生了对这种神秘力量的依附感和阪依意识。

在这种意识支配的先民,很自然的将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都与人的生命等同起来,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是有灵魂、有生命的,由此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下,当先民们看到自然界的很多事物可以周而复始的生存,有着自己所没有的特长或者功能,如太阳东升西落的轮回,如树木随着季节变化而枯绿,而人一旦死去生命却不能像自然界的很多东西一样周而复始的轮回,于是更加坚定的认为在自然界万物的背后,有着超寻常的力量在支配着这个世界,便期待通过人类自己设定的一些禁忌来讨好这些看不见的神灵,希冀通过自己的祭拜能得到神灵的保护,从而便产

生了原始崇拜。

彩陶在原始社会经常会被作为巫术用具来使用,先民们在器形上刻画的纹饰很多都不单单是对事物的客观描摹,而是经过了抽象变形,加入了很多想象和幻想的成分,融入了人的情感,寄托着他们的精神需求,他们希望自己可以像心中所构想出来的形象组合一样,拥有自己所不具备的能力。因此,彩陶纹饰也成了原始先民精神需求的一种物化形式,渗透着他们企图能有超越自己的力量来控制他们原本无法把握的世界,并且期待这些被画在器形上的自己所崇拜和敬畏的自然物能够保佑自己获得安宁与饱暖。比如鱼形纹、蛙形纹、鸟形纹等都渗透着先民们图腾崇拜的原始思维。,让我们以鱼纹为例做简单的剖析。鱼纹在彩陶纹饰中相当有代表性,是彩陶纹饰中常见的一种母题样式。这是因为在渔猎时代,鱼是先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之一,他们需要依靠捕鱼食鱼来维持生存,同时也将鱼当作他们所崇拜的对象,寄托着他们的宗教情感和希望。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本来并不想把自己与自然分开,因此也不想把自然与自己分开所以他把一个自然现象在他身上所激起的那些感觉,直接看成是对象本身的性态。有益的、好的感觉和情绪,是由自然的、好的、有益的东西引起的坏的、有害的感觉,像冷、热、饿、痛、病等,是由一个恶的东西,或者至少由坏心、恶意、愤怒等状态下的自然引起的。因此人们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亦即必然地……将自然的东西弄成了一个心情的东西,弄成了一个主观的、亦即人的东西“·…把自然现象当成一个宗教的、祈祷的对象,亦即当成一个可以由人的心情、人的祈求和侍奉而决定的对象了。人使自然与他的心情同化,使自然从属于他的情欲,这样,他当然就把自然弄成顺从他、服从他的了未开化的自然人还不但使自然具有人的动机、癖好和情欲,甚至把自然物体看成真正的人。”`在史前时期,人们的生活不得不依赖于自然界,甚至人的生命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着自然界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原始先民对于那些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现象和动物,尤其是对以鱼为代表的动植物等充满着感激,他们将鱼作为自己的祖先或者认为鱼与自己的祖先有着密切的关系,将鱼作为自己氏族的图腾来崇拜,并将鱼的形象刻画在陶器上,用来表达人们对鱼的敬仰和崇拜,以及希望通过自己的敬拜等活动,能得到鱼的庇护和赐福等复杂的感情。

不仅如此,先民们把鱼作为纹饰刻画在器形上,除了有着图腾崇拜等意外之外,还有着浓厚的巫术意味。在陶器制作过程中,先民们一边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和感知鱼的形态、活动,一边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推测鱼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断的加以幻想和虚构,不由自主的在鱼的形态中融入了自己的感情、愿望和心理状态,于是刻画出了不同于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千奇百怪的鱼的形象,如“人面鱼纹”,这一人鱼互渗的神秘形象。而这类略带巫术意味的图案既是捕鱼获得丰收的愿望的传达,又是对当时生活过多的依赖于鱼类生存而形成的感情与意识的一种强化和升华,同时还折射了他们不能把握自然又试图去驾驭自然的矛盾心理。因为陶器作为器具,在先民们的渔猎生活中是被用来装捕到的鱼,他们把“人面鱼纹”画在彩陶上,也暗含着期待盆中奇特的组合形象能引诱水中的鱼入盆,从而达到丰富食物来源的愿望。从这种意义上讲,鱼纹绘在彩陶上有着通灵的巫术意义。

三、彩陶纹饰对原始生殖祟拜的表现

繁复多样的彩陶纹饰在带给人无尽的艺术享受的同时,也一直吸引着无数的人对其含义进行着推测和探析,而生殖崇拜无疑是这些观点中较具有影响力的一种了。在史前时期,人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生命每天都要承受着来自自然界的挑战,野兽的袭击、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侵袭等,生存对他们来说相当的不易。无论是狩猎还是捕鱼,无论是与自然界的抗衡还是与其他氏族的战争,都离不开人这个主体。因此,如何保持本氏族的人丁兴旺,是氏族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也成了原始先民最关注的问题。

先民们正是因为对人类种的繁衍的需求以及在这种强烈愿望的驱使下,使得他们在彩陶上大量地绘制鱼纹,用这些画着鱼纹的器具作为饮食器皿、作为祭祀用具,甚至作为陪葬品和葬具,这些行为都表明了鱼在先民那里的重要地位,隐含了先民们期待人可以像鱼一样生殖旺盛,多子多孙的愿望以及对鱼旺盛繁殖能力的崇拜和对氏族子孙繁衍的精神祈求。

除此之外,蛙纹在彩陶纹饰中也很有代表性,并且也由于其繁复的抽象变形而富

含深意。赵国华先生说“从表象上看,蛙的肚腹和孕妇的肚腹形状相似,一样浑圆而膨大从一内涵来说,蛙的繁殖能力很强,产子繁多。所以,蛙被原始先民用以象征女性的生殖器官—怀胎的子宫肚子。由对外生殖器女阴的崇拜,发展出对怀胎子宫的崇拜,这是人类对女性的生育功能的和繁殖过程认识的一次深化。母系氏族社会文化遗存中彩陶纹样的鱼先蛙后,正是人类生殖崇拜这一个进程的写照。”赵国华先生在分析“彩陶盆舞蹈纹”时,甚至提出了舞蹈也是起源于生殖崇拜,他说“舞蹈彩陶纹饰的发展,从整体上看是一个不断的变化和推进的过程,从开始的简单稚嫩到成熟时期的繁复多样再到衰落期的严正规则,这个从简练趋向繁复的漫长过程可以使我们领略到不同时期的先民们对生活、对美的不同的感受和理解等,从而也可以从这些演变中探析蕴含在这些变化之下的先民们的审美意识。

我国地域广阔,地理条件复杂,各地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受其影响,新石

器时代各地文化的发展速度存在明显的差异,黄河流域和

长江流域文化发展的速度明显快于华南地区和北方草原荒

漠地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差异,不仅是文化面

貌特征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区域文化发展速

度与水平的差异

2　中国新石器时代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

2.1　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

农业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反映出人由适应和利用自然进入到改造自然的阶段。在秦岭—淮

河以北的黄河流域,人们利用其土壤肥沃疏松、气候适宜等条件,在草原、盆地和黄土高原台塬等地区,发展起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从考古文化遗存中,发现有农业生产工具、粮食加工工具以及碳化、灰化的谷子,说明新石器时代我国黄河流域是以种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类型。在秦、淮以南的长江流域,与当地气候、土壤、地形

相适应,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发展起我国的稻作农业。人们开始用水牛和石犁耕作,用木杵和石臼加工稻米。大量的

考古文化遗存中,发现有稻作农业的生产工具、加工工具以及稻谷遗存,不仅说明长江流域是我国人工栽培水稻的

起源地,也反映出稻作农业经济的发达。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发展,集中反映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水平。伴随着农业的发展,水井也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在河姆渡文化中,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水井遗迹,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井遗迹[3]。考古发现还表明,在黄河流域中游的龙山文化中,凿井技术已经兴起,至今已发现4座古井遗迹[3]。井的发明反映出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增强。

2.2　采集渔猎经济的存在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是以农业的发展为核心和主线的。然而在这一时期,采集渔猎经济并未完全退出历

史舞台,而是与农业并存且占有相当的比重,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情况尤其如此,随着农业的发展,采集渔猎经

济所占的份额在不断下降。从空间来看,在农业经济相对滞后的地区,采集渔猎经济相对发达;在农业经济较为发

达的地区,采集渔猎经济地位较低。采集渔猎经济活动的开展,反映了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和低水平的利用。

“公元前5 000年以前的河姆渡马家浜文化都是种植稻米的农人,但也都是`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他们的食物中很

重要的一部分来自自然的资源,而他们所用的器具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来自兽骨”[4]。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的重要地区,然而在稻作农业发展的同时,采集渔猎活动仍占有相当的比重。从空间布局来看,华南

地区高温多雨,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食物,因而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与黄河流域

和长江流域的发展相比,这一地区农业经济极不发达,采集和渔猎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在我国北方

的草原荒漠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早期农业发展缓慢,兴起较晚,在新石器时代,经济活动主要是采集和狩

猎,特别是狩猎经济相对发达,后发展为游牧经济。新石器时代采集渔猎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反映了中华先民对于

自然的适应和利用。

2.3　家畜饲养业的发展

家畜饲养业的兴起是新石器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反映了人类由对天然动物资源的利用进展到对其

进行一定改造的阶段,也反映出新石器时代人类对自然界影响作用的加深。考古发现表明,在秦、淮以北的黄河流

域,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已开始饲养猪、狗、鸡等动物,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马、牛、羊等家畜。在秦、淮以南的广

大地区,猪、狗、水牛是新石器时代最为主要的家畜。“人类文明生活中饲养的几种主要家畜,通常所谓的六畜———

马、牛、羊、鸡、犬、豕,无论在黄河流域或者长江流域,大都已经普遍饲养,有些还育成较稳定的品种。” “中国史

前家畜史反映的特点之一是,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最早和最主要的家养动物是猪、狗和鸡;在南方是猪、狗和水

牛。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东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主要家畜是猪、狗、鸡和水牛,不同于在西亚是绵羊和山羊,

在南亚是黄牛”[3]。我国新石器时代南北家畜种类的不同,如北方养羊、南方养水牛,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北方和南方

不同自然条件的适应、利用和改造。同样,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种类与西亚和南亚的差异,反映出不同地区人们对

不同自然环境的不同作用。

2.4　对居住地的选择

新石器时代人类对居住地的选择,反映出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利用和改造。例如,中原地区的人类对于居住地的选择就充分考虑到了当地的自然条件的状况。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地区先民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选择居住地主要取河道比较稳定的大河支流的两岸阶地,取光较好、土壤疏松肥沃而利于农作,靠近水源而便于生活,地势相对较高,既避免了低潮伤身,又可防犯敌侵或避免水患。王妙发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聚落的细致考察和研究,表明这一时期先民对居住地的选择大多考虑到靠近水源、便利生产生活的问题[5]。王志俊将先民对居住地自然环境的选择归纳为五种情况:一是选在河边台地或河流转弯处及支流交汇点高于四周的岗上,二是水泉近旁,三是依湖而居,四是近水区域高出周围的土墩上,五是沿海地区的贝丘上[6]。可以看出,早期先民对居住地的选择,首先考虑的是靠近源的问题。中国新石器时代对居住地的选择,其中选址靠近水源的考虑,不仅是出于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水陆交通便利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