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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中国1980年代初期的三大经济改革
罗小朋

作为一个参与过1980年代改革政策研究的经济学者，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长，不免对经历过的改革事件，从新的角度去思考。在我看来，80年代初期的三大经济改革，即包产到户，地方财政包干和三来一补都是在危机压力下生出的“急智”，但这三项改革，不仅各自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并且在总体上对中国目前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中国与整个世界经济的互动发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包产到户：为什么从争议最大变成了争议最小？

在80年代初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中，包产到户可能是当时最具争议的一个。但是在1/4世纪后的今天，新一代人未必知道这一点。包产到户在今天成为人们不大置疑和争论的一项改革，在我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包产到户这一改革的价值取向，已经有了比当年更广泛的认同。在今天来看，多数人都能够理解，如果当年不确立这样的价值目标，中国的改革根本不可能走远。其次，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包产到户，人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改革具有“帕雷托改进”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一改革并没有真正损害多少人的利益。恰恰相反，很多当年反对这一改革的人，反而从中受益匪浅。

这个历史事实本身提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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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克服许多改革面临的公共选择悖论。一种本质上是帕雷托优化的社会变革，却只有在改革完成后才能向所有人证明其有益无害的性质。因此，在改革被建议的时候，一些人会因为不相信自己受益，而行使否决权。改革一旦被否决，虽然不一定不能再实现了，但本来是“帕雷托改进型”的改革，就改变了性质。

包产到户并不是1979年才在凤阳小岗村发明的。80年代以前，包产到户曾两度遭到否决。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包产到户不仅发生过，而且救过许多人的命，但不久就被作为一种异端被“纠正”了，几乎所有支持包产到户的人，从高官到基层干部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个人代价。到了80年代这一次，直到1981年，对包产到户持怀疑态度的人还很多，不仅高层有，而且在机关干部、学者、城市职工以及农村基层干部中也占相当多数，甚至连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也顾虑包产到户会影响他们的社队企业收入。如果当时中国就包产到户进行一次“对决”，包产到户完全有可能被再次否决掉。

那么当时的决策者是如何克服公共选择的悖论呢？当时的高层把选择的权力交给地方领导人，交给农民。这个决定在中国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种格局破天荒允许不同价值倾向的制度，在地区之间展开和平竞争。从1981年到1983年，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包产到户对自己有利无害，改变了态度。包产到户从极端贫困地区的特许，逐渐获得向中等收入农村地区蔓延的合法性，最后席卷了集体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和地区。农产品不足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制约被解除，农村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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