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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美外交关系

时间：2011-12-13 下载该word文档

1955年中美外交关系 ——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
摘要：中美关系对两国来说都是其对外关系中的主要方面之一 ,在国际关系中是最关键的一部分 ,对世界来说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极力建立与美国的联系。本文主要论述1955年的中美外交关系，通过探索当时的中美两国的国际国内情况，朝鲜战争、万隆会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等事件对两国的影响，也就是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对中美大使级会谈内容作一个简单介绍并试论其意义及影响，中美达成了一定的协议，大使级会议成为中美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双方交流观点的，直接接触的一个途径。
关键词：中国、美国、外交、日内瓦大使级会谈
一、背景
满足国家自身利益需求是国家全部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美国围绕自身利益出发，对中国的政治政策也不断的变化。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是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外因和内因。
二战后 ,国际格局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峙的态势。美国为了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限制苏联，形成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要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就采取了两手对华政策，并竭力阻止中国的统一，支持蒋介石在台湾的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和苏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大国，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增强，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美国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试图分化中苏，使中苏分裂，以达到削弱、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但是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美国的计划的破产。在阻止中苏结盟的构想落空后，美国又很快确立了“孤立”、“遏制”中国的政策。
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两个最主要的大国 ,其根本利益都在亚太地区。美国一贯视亚太为其国家利益最直接、最重要的地区。二战结束后 ,美国扶持日本 ,与之结盟。朝鲜战争后与韩国、台湾缔结军事条约 ,并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 ,形成新月形包围圈 ,封锁孤立中国。
1953年8月，杜勒斯和李承晚在汉城签署美国与南朝鲜的《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国陆、海、空军可以无限期驻扎在南朝鲜，如在太平洋地区发生对缔约一方得武装进攻，双方将采取共同的防卫行动。该条约连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日美安全条约》等条约一起构成了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战略军事体系的重要环节，初步确立了对亚洲大陆的新月形的包围态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引起了世界的强烈抗议，美国的目的是希望把朝鲜变成其控制，侵略中国的军事基地和跳板，但结果却是使自己陷入了绝境，又受到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强大压力。朝鲜战争使美国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浪费了巨大的物资，却没有得到好处，甚至把名声也赔掉了。

国内呼唤和平的呼声，人们的反对战争，使美国政府陷入被动。1953--1954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又使美国陷入了混乱，人们罢工，工人运动兴起，争取和平的呼声再次高涨，这一切使得美国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使美国政府的政策的制定不得不考虑到他的人民，从而牵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积极与邻国和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参加国际会议，特别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针对帝国主义破坏会议的阴谋和亚洲各国的矛盾，创造性地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形成了亚非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友好合作而共同斗争的“万隆精神”。通过这次会议，亚非国家之后开展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合作。中国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有了一个大的发展。许多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和互访，中国的和平外交得到了广泛的开展，使美国的遏制中国的政策遭到严重挫折。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将美国军队和联合国军从鸭绿江打回到三八线，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定签字后无可奈何地说：“我执行政府指示，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我感到有一种沮丧的心情，”战争不仅改变了往日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软弱可欺的形象，而且证明了中国人民不但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也能够在国际战争中帮助邻邦转危为安，保卫国家安
全，一洗一百多年来受尽侵略凌辱的国耻。这是一件最为扬眉吐气的事情。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共产党赢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声望，并且抗美援朝战争还有效地遏制了美国独霸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美国除了重视苏联这个“冷战”的主要对手外，也开始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对待，再也不敢轻视新中国这个伟大的力量。
1950年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期直至日本或其它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收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的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清楚说明了中苏之间的关系，使美国试图分化中苏的计划失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和其他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孤立状态，打破了我国建国初期西方集团的政治经济封锁，保卫了远东的和平。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终于签字，1954年日内瓦会议达成了关于印支停火的协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又形成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局面。国际紧张局势得以缓解，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与激烈矛盾也趋于缓和。从北边(朝鲜和南边（越南）威胁中国安全的因素基本解除。中国政府取得了政治斗争的重大胜利。

由于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在解决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1955年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议。
二、中美大使级会议
在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上 ,中国就主动要求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建立领事级的接触。
从1950年至1953年底，美侨离开中国者已有1500人左右，至于有少数美国人犯了法，中国政府依法予以逮捕处理。周恩来抓住美国人急于想使在押人员获悉的心理，决定与
美国代表团直接接触。5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与美国代表团直接接触，中国方面取得了主动。
日内瓦会议后，中美领事级的接触建立了起来，7月29日进行了第一次领事级接触。
1955年8月1日，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与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议。在会议开始的时候，王炳南首先宣布释放间谍的决定，然后中国方面提出了会谈的两项议程：1 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2 关于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在讨论第二项议程的时候，各方都可以提出它认为应予讨论的直接牵涉到中美双方的问题，以便双方自由地交换意见。美国方面同意中国提出的议程。
1955年8月1日下午5时，中美大使级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国联大厦开始了，这次会谈持续了45分钟，讨论了程序问题，并
约好次日10时开始第二次会谈，进行第一议题即平民回国问题的讨论。8月2日上午10时，第二次会谈如约进行。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中美双方又举行了12次会谈，因双方分歧较大，会谈进展缓慢。
但是1955年8月1日到9月10日这一阶段的会谈是较有成果的阶段，王炳南大使和约翰逊大使共进行了14次会谈，最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关于平民回国的协议：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对方平民享有返回本国的权利，两国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协助中国和美国平民返回本国。这也是中美之间长达10余年谈判中达成的唯一的协议。周恩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是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王炳南提出讨论台湾问题，主张举行周恩来与杜勒斯的直接会谈，但是美国却毫无诚意，坚持不改变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致使中美会谈陷入僵局。
所以1955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除了在侨民回国问题上达成一项协议，要回钱学森、梁晓天和几位专家外，在涉及中美关系的一切实质性问题上，都没有取得进展。
此后，断断续续的，中美又进行了多次会谈，从1955年开始，到1970年结束，总共延续了16年的时间，对世界政治事务中出现的新的情况，中美双方都利用这个大使级会议互相交换了意见。
三、意义

从1955年8月中美双方就开始了长达 16 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杜勒斯称，这种接触只是日内瓦会议上联络员会议的延续，没有安排谈判和谈判代表，只是交换在押人员的情况。但是中美之间毕竟有了直接的接触，“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了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
中方代表王炳南后来回忆说：这次“谈判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交锋之激烈，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实属罕见”；“这是新中国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了一条沟通和联系的渠道”；“这种创造在当时起到表明中国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大使级会谈就是中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甚至比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在某些方面联系得更多。如果没有大使级会谈，我们有些话确实还难以找到表达的场合。每一次重大国际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都可以在大使级会谈中表明观点，提出看法，使每一方对对方的态度、做法有所了解。因此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
虽然这场时断时续的马拉松式的会谈在实质性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但是它使中美两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了一个沟通与联系的渠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了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在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非正常关系，为双方提供了一个试探性接触“较合适”的场合，表明双方之间的紧张气氛多少有了一些缓和。在这个
阶段，尽管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敌视政策，但是显然在对中国关系上有了积极的态度。
中美大使级会议反映了两个敌对的政府仍希望保持联系的基本愿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