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思想内容

《诗经》的思想内容

《诗经》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众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它形象地展现出一幅幅周朝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人们常把《诗经》比作 周朝社会的一面镜子 。这是因为《诗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描述了复杂的社会生活，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它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的心声，首先在十五国风中大量地反映出来。这是因为《国风》中的绝大部分诗作都属于民间歌谣，在这些歌谣中，劳动人民唱出了他们的苦难和欢乐，愤怒和不平，唱出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而具体、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周朝社会的历史面貌。其次，即使是《雅》、《颂》部分，也有不少诗作同样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矛盾。虽然《雅》、《颂》中多有歌功颂德，拜神祭祀的诗歌，但除此之外仍有真实反映社会矛盾、人民心声的诗作。其中：有的切中时弊，讽刺朝政昏庸，揭露统治者的丑恶;有的对人民在国家动乱中遭受的疾苦表达了一定的同情。因此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周王朝的社会现实。

总之，《诗经》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体现着极强的现实性和人民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

爱情诗在《国风》中占有相当的份量。从内容看，有的写青年男女邂逅定情，有的写幽期密约，有的写相互思慕，有的写恋爱婚姻的忧喜得失，离合变化。这些大多出自民间的歌谣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表达坦率直爽，感情真挚热烈，纯朴健康。

譬如《诗经》的首篇《关雎》就是一首动人的情歌：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窹寐求之。求之不得，窹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首诗是写一个男子思慕一位在河边采摘荇菜的美丽姑娘，并设法去追求她：用琴瑟作乐来表达爱慕之意，用钟鼓奏乐来使她快乐。

表现了青年男子纯真的爱情和相思之苦，也表现了它对美满婚姻的顽强追求。《关雎》是《诗经》中最优美的民间情歌。

再如《卫风 氓》以叙事为主，陈述了女主人公初恋时的天真痴情，结婚后的忍辱负重，被遗弃后的独自悲伤。字里行间浸透了主人公的哀怨之情，道出了旧礼教束缚下的劳动妇女的共同心声。这首诗不仅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妇女遭受压迫的社会现实，而且也对后世的《琵琶行》、《长恨歌》、《孔雀东南飞》等名篇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和借鉴作用。

(二) 反抗并揭露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

譬如大家所熟悉的《伐檀》、《硕鼠》，就直接喊出了反压迫，反剥削的愤怒呼声，同时还表达了对理想 乐土 的渴望。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伐檀》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

再如《七月》、《大东》、《桑柔》等诗篇，也同样真实地反映了奴隶遭受贵族的压迫剥削，他们虽终年劳苦，却不免饥寒交迫。

在这些诗篇里，人民将贵族老爷比做大老鼠。质问他们 不稼不穑 、 不狩不猎 ，为啥吃穿不缺?人民终年为他们劳动，自己却没衣没食，不知怎样度过寒冬。还指责那些贪欲、暴虐的官僚，迫使人民从西往东，居无定所，受苦受难。诗中无不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对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发出了不平的呼声。

(三) 反映繁重的徭役和怨战情绪

《诗经》中有不少民歌，真实描写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刻画了战士思念家乡，妇女思念征夫的痛苦心情，表达了人民对不义战争的诅咒和怨恨。如《君子于役》、《东山》、《小明》等就属于这类诗歌。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东山》

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念彼恭人，涕零如雨。岂不怀归，畏此罪罟。 《小明》 这些诗歌，具体、生动地反映了繁重的徭役、行役，强加于人民，使他们离乡背井，日夜奔忙，不能回家耕种，无法养活家人。虽想擅自回家，又怕加罪，遭受更大的迫害。诗中的诅咒与怨恨显而易见。

(四) 反映人民的劳动生活

在《诗经》的许多篇章中，从不同的侧面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人民的劳动生活。有的反映了当时农业、牧业生产的情况;有的还描写了劳动人民筑土墙，建房屋，布置新屋的劳动场面。《七月》、《甫田》、《无羊》、《駉》等诗作就再现了当时的农牧业生产的情景。

九月筑场埔，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昼尔于茅。霄尔索綯，其始播百谷。 《七月》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润。尔羊来思，

其角濈濈 《无羊》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思无疆，思马斯臧。 《駉》

以上诗句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的农牧业已有相当的发展。 总之，《诗经》的内容极为丰富，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为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三、《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之所以成为我国文学的鼻祖还在于它在艺术技巧方面具有很高成就。首先值得一提的是 赋、比、兴 的表现手法：

(一) 赋、比、兴 的表现手法

在文学史上，《诗经》是大量运用 赋、比、兴 艺术表现手法的开端，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为它下了一个清楚的定义： 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即铺叙其事。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即比喻的手法。 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即借物起兴。

1、 赋 的运用

赋 是铺叙其事，即用叙述、描写的手法表现人物经历、事件经过和事物的发展变化。例如《七月》全诗共八章，细致地铺叙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农家生活：春耕、秋收、养蚕、打猎、缝衣、酿酒、凿冰等生活内容。而且描述细腻入微，堪称《诗经》中运用 赋 的典范作品。再如《氓》中，也多处运用了 赋 的手法。生动细致地描述了主人公勤劳善良而被遗弃的不幸遭遇。

2、 比 的运用

比 即比喻手法，用甲事物比作乙事物，其作用在于使表达生动形象。例如《硕人》采用比喻手法将人物写得非常生动形象：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里重叠运用比喻句子，描写女子的美貌，显示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和高超的文字修养。难怪后代诗文描写美女往往袭用这类诗句。甚至有人称之为《长恨歌》、《洛神赋》等诗文的范本。

《诗经》中还有通篇运用 比喻 手法的。如《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诗中把剥削阶级贪婪丑恶的形象比作大老鼠，显得比喻贴切、生动、，很具感染力。

3、 兴 的运用

兴 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叹之词，也就是借物起兴。作为 兴 的句子多用于诗的发端，有触景生情，象征事物，烘托气氛，唤起感情等多种作用。 兴 还常常兼有 比 的作用，合称 比兴 。如《关雎》从水边一对对形影相随，笃于伉俪之情的雎鸠鸟的叫声，引出下文君子追求淑女的缠绵情思的描述，其开头的两句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就是起兴。

再如《氓》的第三、四章开头的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 桑之落矣，其黄而隕 也都是为下面的直抒胸臆起兴的。

赋、比、兴 的表现手法，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从楚辞、汉乐府，到唐诗、宋词直至今天的现代自由诗，都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 赋、比、兴 手法。古代优秀的诗人发扬《诗经》的 比、兴 传统，创造出无数动人的艺术形象，以至形成中国诗歌的独特风格。

(二)精练、娴熟的语言表达

《诗经》虽属上古的作品，但它在驾驭语言的艺术技巧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娴熟的程度，足以为后世垂范。在《诗经》的许多篇章中，常常仅用三言两语，甚至一词一语，就能将丰富的感情，复杂的事件，美妙的意境，表现得极为生动形象，富于感染力。而且多用重章叠句反复咏唱的句式，往往只在各章节中有规律地更换个别词语，这种回旋重叠，一唱三叹的形式，易于歌唱，便于流传，具有强烈的抒情效果。

(三)用韵灵活，富于变化

据统计，《诗经》305篇，只有七篇没有押韵。从用韵的格式看，既有句尾押韵，也有句中押韵。如《关雎》第一章( 鸠、洲、逑 句尾押韵)，第三章( 得、服、哉、侧 句尾押韵);又如《伐檀》( 檀、干、貆 句中押韵)。

既有隔句押韵，也有句句押韵，或者奇偶句交替押韵。隔句押韵的，如《关雎》第二、四、五章，都是二、四句(偶句)押韵。句句押韵的，如《硕鼠》第一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

以上用韵格式中，最普遍的是隔句句尾押韵，以至成为后代诗歌用韵的基本形式

总之，《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不仅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而且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不愧为中国文学的典范。

《诗经》的产生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诗经》的创作，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它堪称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千百年来，人们传咏它，研究它，历久不衰，代代相传。古往今来，关于《诗经》的文章著作，不可胜数，早已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这便是 诗经学 。

《诗经》本来只称为 诗 、 诗三百 或 三百篇 。汉武帝时独尊儒术提倡读经，从此《诗经》便被奉为垂教万世的宝典，并改称为《诗经》。所谓 经 ，即经典之义，也就是能称为典范的著作。至于现在仍使用《诗经》这个名称，那是依照传统的习惯，便于同其它广义的诗区别开来。

《诗经》经秦代焚书后，至西汉复传，西汉传《诗》的有四家。即齐人辕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还有鲁人毛亨。齐人辕固所传的叫 齐诗 ，鲁人申培所传的叫 鲁诗 ，燕人韩婴所传的叫 韩诗 ，三者合称 三家诗 。鲁人毛亨和他的弟子赵人毛苌所传的《诗经》称为 毛诗 。把 三家诗 同 毛诗 相比较，多有不同，前者对《诗经》的说解诠释往往断章取义，繁琐晦涩，而且充满阴阳五行杂说，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而后者 毛诗 ，则较注重字义训诂，诠释简明，迷信成分也少得多。至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又给毛亨的《诗故训传》(毛亨解释《诗经》的著作，也称 毛传 )作了 笺 (对 毛传 加以补充和发挥，简称 郑笺 )，使 毛诗 的诠释更趋精密。从此以后， 毛诗 广泛流传，而 三家诗 则逐渐衰废。

《诗经》分风、雅、颂三大类。其中 风 包括 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 等十五个地区的诗歌，合称十五国风，共160篇。 雅 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 颂 包括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以上三大类的划分，在于音乐曲调的不同： 风 是地方乐调; 雅 为正乐之歌，即周王朝王都的歌曲; 颂 则是庙堂祭祀所用的曲调缓慢的乐章。由此可见， 诗三百 最早都是配乐、歌咏的。后来，曲调失传，只剩下唱词，这便是后人所见到的《诗经》。

收入《诗经》的作品，从时间看，包括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这五百多年间的诗作;从地域上说，大部分产生于黄河流域为主的中原地带，包括今天的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区，最南到湖北北部的长江流域。如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就产生于江汉流域。

收入《诗经》的作品，由于大多是民间口头流传而后采集编定的，所以具体写作年代和作者姓名都无从考证，但《诗经》的确反应了群众集体的艺术智慧。那些无名诗人虽然湮没无闻，但他们对中国文学作出的卓越贡献的确是不可磨灭的。这些历时几百年，地跨数千里而产生出来的诗篇，在当时各地语言不统一，交通又不便利的情况下，是怎样采集、写定并汇编成书的呢?从文献记载上看，采集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 采诗 。这是当时采诗以观民风的制度。《汉书 识货志》：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乐，以闻天子。 意思是早春的季节，群居的奴隶将散入田间劳动，采集诗歌的使者摇响木铃，行游在路上以采集诗歌，将采诗献给专管音乐的太师，并将诗歌配上音乐，以此给天子欣赏，以观民风。采诗的另一条途径是 献诗 。其情况有两种：一是诸侯国的官员写诗献给周天子，如《国语》就有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的记载，这里说的就是诸侯国的官员向周王朝献诗的情况;献诗的另一种情况是，民间乐工自下而上地向天子献诗。《左传 宣公十五年》就有这样的记载：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总之，各地的民间歌谣、文人创作、庙堂乐章就这样通过多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周王朝的乐师那里。他们再经过一番编辑、整理、配乐的工作，然后让乐歌班子演唱给天子听。

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_综合教育论文

据科林伍德(Robin

Ceorge

Collingwood)说，历史是历史学家在心灵中重温往事的一门学科。可是说实在的，回忆并不太可靠，有时历史仿佛是一棵进入冬天的树，随着时光流逝，盛夏的绿叶渐渐地落去，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当人们试图追忆它的时候，总难以恢复它夏天的生动和茂盛，历史也是一样，时间越久，记忆的遗失就越多。于是，有的被反复提

起的事件就越发凸显，而有的被忽略的事件就仿佛根本没有存在过似的，历史就在这有意无意的强化和淡化的记忆中变了模样。思想和学术的历史也一样，思想史家叙述过去的思索

，学术史家记述过去的学问，依托的都是旧时的文献和前人的评价，常常想不起当年那些思索和学问曾经活生生存在过的环境，于是，他们笔下的思想史或学术史好像总是“悬浮”在白纸黑字之间，读者所看到的那些哲人或学者就好像汤碗里的死鱼而不是水中的活鱼，不明就里的读者睁大了眼睛恍然大悟：哇，鱼原来是和葱姜一道横躺在汤碗里的！当他们再度听到“鱼儿离不开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就会立即联想到鱼安然地卧在汤碗中的情景。

思想史和学术史著作常常教导我们，清代考据学曾经笼罩了十八世纪，在文字狱的大背

景中它不仅充当了那一百年间学术史的主干，而且也是那一百年间思想史的主线。自从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由一种夸大的感慨被升格成严肃的论断，我们的印象似乎都是这样的，好像清代的文化人都在书斋里皓首穷经，他们没有自由的浪漫的思想，但都很有学问，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从北京到安徽，从扬州到常州，人人都

沉湎在书本知识中寻章摘句，真是“可怜文士舔故纸，堪叹书生蛀虫鱼”。可是，艾尔曼《

从理学到朴学》一书却告诉我们，清代“多数士大夫没有参与或推进考据学的发展”，真正从事考据的学者“人数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极小部分”(著者初版序，中译本，第2页)

，他们主要生活在江南即如今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依靠官方、半官方及私人的资助，凭借书院的讲学、书信的切磋、部分著作的刊刻等等在学界传播他们的学术，赢得学者的认可和一定的名声，从而在一部分文化人中形成了后人看起来似乎弥漫整个十八世纪文化界的考据学风气。

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接下来就是清代朴学。作为思想史学术史中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它怎么可能只是一个地方性很明显、影响力很有限的学术共同体的活动？不过事实也许真的就是如此。在《从理学到朴学》的第三、四、五这三章中，艾尔曼“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中文版序，第2页)，他用了

他所谓的“新文化史”的方法，把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力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来看清代的考据学，于是比较清楚而且准确地显示了十八世纪学术史上那一段过程的缘起、变异、衰落。通常被称作“乾嘉学派”的清代考据学，在他这里被称作“江南学术共同体”，在“乾嘉学派”这个名称中，一个时代都被划进去，于是在名称中就暗含了一个假设

，考据学笼罩了那个时代，而后一个名称“江南学术共同体”，却指明了一个事实，即那不过就是地域性的、学术性的、在学者圈子中互相认同的共同体，虽然它的确存在于清代中期即乾嘉时代。

在我看来，这几章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尽管艾尔曼的研究还是粗线条的，在一部二百多页(中文正文仅一百七十余页)的著作中要细致地重建清代中叶学术所依托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环境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它修复了一些细节，就像修复一张已经因为岁月流逝渐次褪色的古画一样。经过他对《皇清经解》作者的统计分析，我们大体对那时的考据学家的地理分布

、出生年代、家庭背景及科举功名有了了解，经过他对官方、半官方及徐乾学、朱筠、毕沅

、阮元等私人的学术资助的叙述，我们注意到了当时以学术为生的学术职业化的形成，通过他对学术团体和书院的描述，我们也更多地感受到了当时的师承传授讲学讨论方式对学术的影响，至于当时的藏书楼、刻书业的发达，则为我们显示了十八世纪江南文化事业作为学术背景的意义，而第五章《江南地区的学术交流网络》中，艾尔曼提到了当时以札记为主的著作方式、更广泛更严格的资料意识与方法，特别是他专门谈到了当时学术流传方式中的书

往来和学术评价方式中的发明之争，这使我们意识到清代中期学者之间书信的学术价值，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必要的学术信息，得到有效的学术讨论，发布自己的学术发现，

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产生学术发明的意识。在一系列这样的叙述中，我们开始贴近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似乎可以在这里想像二百多年前的江南学界。这时，学术史里的学者不再是蛰伏在白纸黑字中的古人，而是生活在二百年前的活人，鱼不再是死鱼，它游弋在水里。

但是，也许是爱乌及屋的缘故，艾尔曼似乎把这个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活动当成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事实上，本书一开始就已经把十七世纪的中国实证学风与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认为“十七、十八世纪历史不仅是儒教中国衰亡的前奏，也是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

(4页)——于是，书中价值判断似乎与事实叙述发生了冲突，艾尔曼一方面断定这一学术思

潮只是“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少数知识精英的活动，一方面又断定它使得中国传统思想出现了崩溃，“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早在十八世纪已达到高潮，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日益尖锐的挑战”(初版序，1页)，同时，在论述中又有意无意地把这种或许存在的对正统思想的瓦解，当做当时学者的有意识行为，他说，那个时代的学者“在学术上反对迷信权威，追求更高层次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只要正确研究并恢复古代经典的纯洁语言，就会建立这种永恒秩序”(5页)，而还原古典和批评考辩“

能唤起一种批评意识，向过去至高无上的经典权威挑战，清儒认为，考证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21页)，于是，我们得出一个印象，即清代以考据为特征的学术转型是针对传统中国思想世界而来的，而学术史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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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在中国学术界也曾有过。以往，一部分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认定十八世纪清代考学风的出现是清朝文化专制的直接后果，而十九世纪的思想巨变是西方冲击的产物，这种寻找外在原因的思路，其理论依据是一种简单的“政治背景决定论”和所谓的“冲击——反应”模式；一部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则认为清代乾嘉考据学以古典研究为主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一样，所以它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延续，这种思路的潜在依据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同一性。艾尔曼的看法与后者相近，虽然思路的依据不同。但是，这一说法至少会引起以下问题

：第一，他们既然只活跃在江南、由少数学术研究者构成、靠一些官方、半官方及私人支持

、由并不发达的出版与并不广泛的通信来发布学术成果，

那么，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积累数千年笼罩全中国的传统思想的瓦解？第二，清代朴学与宋明理学，对传统的学术的解释

方式与思想的阐述方式虽然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是否属于价值观念层面的差异？如果不是，

那么它是否足以在整个思想世界引起对传统价值的怀疑和思索？第三，这种被称之为“实证性朴学话语”的学术话语，在那个朴学家的生活世界中是唯一的话语么？它是否只是一种文人甚至是学者之间互相认同的一种特殊话语？当他们面对公众社会或面对私人家庭时，是否还有另外的话语，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怀疑它对传统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