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丝绸之路东方起点论的来龙去脉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这一命题，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ron Richth0fen）提出来的，迄今已使用100余年了。丝绸之路有狭义和广义之说，狭义的丝绸之路，主要是根据李希霍芬的说法，专指汉唐时期西运的途径，自长安经过中亚、西亚，以至地中海西岸，路程约7000公里；广义的丝绸之路，则泛指亚欧大陆古代的东西交通，年代可上溯先秦，路线也兼包海陆。广义的丝绸之路概念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于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２年连续３次派出考察组，专门考察“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近两年该组织再次派出考察组，对“丝绸之路”中国段进行考察。２００２年１０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古迹理事会首席协调员、世界遗产评估专家亨利"克利尔先生曾专程到洛阳，对洛阳在丝绸之路中的影响进行考察。所有这些都是从广义的丝绸之路角度去进行的。因此，讨论洛阳、西安孰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必须放到同一个概念中去，不能笼而统之地说哪个是起点哪个不是起点。

一、言之凿凿，不刊之论

事实上早在12年前的1992年，作为广义上的丝绸之路概念，洛阳是其东端起点的观点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在由洛阳市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的大型学术论集中，国内30余位专家、学者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人口等各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这一观点随着该书的出版发行，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素有东方学耆宿之称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在来信中说：“这是一本高水平的书，对于研究丝绸之路这门世界显学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丝绸之路不应以长安为起点，而应以洛阳为起点。我认为这是不刊之论。”台湾逢甲大学教授曾一民先生来信说：“该书纠正了一般以长安为丝绸之路的说法，对研究古都洛阳的历史文化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同时对教学也很有帮助”。厦门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和北京教育学院的历史学系在来信中称，把该书作为教学必备参考书推荐给广大师生，受到了普遍欢迎。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丝绸之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贾学谦来信认为：“在一定时期，洛阳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这是无疑的。”并建议“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可以开展许多有关丝绸之路的活动，如可能的话，在洛阳举办第二届丝绸之路节或是其他活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表示愿意与我们合作，联合发起。日本、韩国、印度、伊朗、俄罗斯等国的学者对丝绸之路起点洛阳说也表示肯定和赞赏。在该书出版后的短短几个月中，收到海外信函100多件，点评、书评文章40余篇，着实在全国史学界掀起了洛阳与丝绸之路研究、评介的一个小热潮。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旅游报、新闻出版报、文摘报、中央电视台、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等媒体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地方志、文史知识、先秦史研究动态、北朝研究、海交史研究、史学月刊、河南社会科学、中州今古等刊物以及本埠的新闻媒介都作了充分报道和评介。光明日报在1993年2月5日二版以“丝绸之路东起何处--《洛阳--丝绸之路起点》提出新见解”在学术界产生很大震动。这一观点还先后引起首届中国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吐鲁番国际学术年会和第二次西周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与会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许多中外学者认为，洛阳是丝绸之路东端观点的提出，为丝绸之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领域，有助于丝绸之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二、丝丝入微，缜密考证

专家学者以大量确凿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洛阳在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详细地论证了洛阳作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第一，关于确立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标准问题。作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首要标准，就是该地理应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古代洛阳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并得到多数专家的认可。厦门大学教授韩国磐先生在《古都洛阳与丝绸之路》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往往就是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因此。作为政治中心的洛阳，也就成为当时商业交通的中心，成为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河南大学教授朱绍侯先生在《洛阳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一文中认为，西安的首都在长安，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汉政府经营西域的出发点是长安，西域诸国与西汉政府贡使往来，经济、文化交流的汇集点也是长安，因此长安很自然地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到了东汉时期,洛阳成为首都，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对外联系的中心，因此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自然也就从长安转移到洛阳。此后的曹魏、西晋、北魏先后都洛，都曾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徐州师范学院教授王云度先生的《也谈丝绸之路起点问题》一文认为，只有作为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方，才有可能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山东虽自古盛产丝绸，远销四方，但不足以成为丝绸之路起点。古都长安无疑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但非惟一起点。大量资料证明，古代洛阳亦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洛阳文物考古专家苏健在《洛阳——丝绸之路起点文物证》一文中认为，丝绸之路如从西汉伊始，那么洛阳最晚也自东汉迄于隋、唐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上海师大教授王育民先生在《论历史时期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一文中作了进一步阐述。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始于东汉，魏晋继之，历北魏、隋、唐而达于鼎盛，其为时之长，规模之大，以及影响之深远，较之长安，亦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丝绸之路作为我国古代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其起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变化而变迁的，洛阳则是其重要的起点之一”。王云度在其文中的这段话可谓是对丝绸之路东端起点标准问题的一个概括和总结。

除以政治中心作为判断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标准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人口及丝绸的集散地角度来分析论证洛阳是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郑州大学教授袁祖亮先生在《略论丝路沿线的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一文中，通过对西汉时长安和洛阳人口的比较研究，认为古代社会一个地区人口之多寡，是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志。洛阳凝聚了比长安更为多的人口，说明西汉时期洛阳的经济比长安更为发达和繁荣。可以说，它是中原地区向四周辐射的一个经济中心，是商品的集散地，丝绸作为手工业品的大宗交易，毫无疑问会在这里进行。华中师大教授丁毅华先生在《丝绸之路——古代亚欧大陆桥的东端是洛阳》一文中从洛阳是丝绸产品的集散地角度，论证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历史上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蚕桑业与丝织业饶于长安所在地的关中地区，即使是西汉定都长安，其大量的质量上乘的丝织品都是关东地区供给的。丁文据此认为，无论是西汉，还是隋唐，关中地区所产丝织品既少，而消费量却甚大，必须依靠其它地区的供给，才能在满足统治阶级需要的情况下，再有剩余可资西运。关东的洛阳，除周围地区也是重要丝绸产地外，更是关东丝绸最重要的集散地。关东各地所产的丝绸，大量汇集到洛阳，再往西运。长安，只是大量关东丝绸西运的通过站或中转点，而洛阳，才是丝绸之路始自东端的起点。

第二，关于从若干方面论证洛阳是丝绸之路东端起点问题。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的形成和确立是标明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重要标准，那么构成这些条件的诸多内在因素是奠定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基础。

1．政治方面
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指广义西域，下同）诸国与洛阳建都的各个王朝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是丝绸之路畅通与繁荣的先决条件。综合许多专家的观点，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证：（一）封建王朝对西域诸国的有关政策都是在洛阳制定和发出的；（二）丝绸之路沿线西域各地的军事设施及管理机构都是由洛阳下令而设置的；（三）丝绸之路的打通都是洛阳派员进行的；（四）洛阳使节、僧人的西去和西域使节、僧人的东来都是以洛阳作为起点和终点的。这一点许多专家在文中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封建王朝与西域各国政治关系的维系，往往要借助于军事关系的保障。对此，广东师范学院教授刘汉东先生在《汉隋间的洛阳与西域》一文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特别是在北方游牧部族南侵西侵的威胁下，以洛阳为都城的中原政权，必须考虑到军事问题，以强力和战争的胜利，来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

除以洛阳为丝绸之路起点与西域各国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外，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邻日本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往关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夏应元先生在《洛阳史迹与中日交流》一文中，运用大量史实就洛阳在中日交往史上的地位作了详细考查，指出洛阳与日本的正式交往始于东汉，至曹魏及西晋，日本国曾三次遣使来国都洛阳。隋时，日本四次遣使来隋，其中后三次是炀帝迁都洛阳以后。遣唐使到唐的十五次中，至少有三次是最后到洛阳完成使命的。

2．经济方面

洛阳对外及与周边地区政治关系的维系是保证丝绸之路畅通的前提，而奠定洛阳是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地位的是经济基础。

第一，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为洛阳作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奠定了物质基础。

山东大学教授杨爱国先生在《汉代洛阳的手工业——兼论汉代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经济基础》一文中，对于汉代洛阳的手工业及农业作了具体的描述，认为其兴盛发达为都城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农业、手工业经济中，许多作者着重探讨了与丝绸密切相关的蚕桑业与丝织业在洛阳及其周围地区的发展情况。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世凯先生在《商人对河洛经济发展的作用》一文中指出，以蚕桑丝织业为代表的古代纺织业在夏商时期的洛阳附近就十分发达。汉唐间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是当时蚕桑业与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株州工学院教授朱和平先生在《汉唐间洛阳及其周围的蚕桑业与丝织业》一文中认为，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在汉唐间一直是全国蚕桑业与丝织业呈不断上升、发展的地区，因而丝绸的产量巨大，除满足区域内的消费外，还有大量丝织品剩余。这一情况与长安及其所在之关中有很大不同，使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前提条件失去之后，洛阳成为继长安之后的新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必然。

汉唐间朝廷对丝绸业的重视和民间对丝织工具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使丝绸的品种、质量和数量有了很大提高。山东师大教授武普照在《东周两汉时期洛阳的对外贸易述论》一文中，统计成书于洛阳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一书中，有以织物组织命名的丝绸有19种，按色彩不同命名的则达35种。曹魏时马钧在洛阳将旧织机的踏板减少了38至48个，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将洛阳地区的丝绸生产推向一个新水平。至北魏迁都洛阳后，丝织业得以迅速发展。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梁满仓先生在《北魏洛阳地区纺织品生产、使用及西传》一文中指出，除宫廷丝织业作为官营纺织业的一种形式而存在外，还有大量的个体纺织劳动者。此时期纺织业发展水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纺织品的种类多，计有布、缦、绫、绮、缬、锦绣、罗、绸、彩、越、葛、绢、缣等数十种；二是纺织品生产的数量大，根据有关资料进行粗略估计，洛阳地区年产绸帛最低不少于15679匹，这只是个参照数字，实际产量要比这大的多；三是洛阳地区的纺织品生产水平，在北魏后期超过了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隋唐时期，洛阳地区丝织业又较魏晋南北朝时再上了一个台阶。朱和平认为，仅从隋时洛阳及其周围地区仓储丝织品之多便可反映其丝织业的发展程度。唐代洛阳地区不独丝产量居全国之首，而且丝织技术也是全国最先进的。

洛阳商业市场的繁荣，直接为丝织产品转化为商品提供了可能，河南科大教授薛瑞泽先生在《汉唐间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外贸易》一文指出，汉唐之际，洛阳作为“当时惟一之大市场”（王孝通《中国商业史》第94页，上海书店1984年1月第1版），商业之发达，及其它城市难与相比。其商业发展的率先性，加之汉唐数朝国势的强大幅射力，其附属国乃亚欧地区的商人，纷纷将彼域的商品通过多种渠道销往洛阳市场。同时洛阳市场也是他们采购丝织品和进行其它商品贸易的主要场所。这是丝绸作为商品西传的一个重要途径。除此之外，梁满仓仅就北魏时期，洛阳地区丝绸的西传主要途径还有：通过西域诸国的使者，北魏派往西域的使节，官僚的交换及僧侣的宗教活动等。
第二．外商活动兴盛于汉唐时期，使之洛阳的对外贸易异常频繁，这是促使洛阳成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最根本和最活跃因素。

促使外商活动兴盛于汉唐时期的原因是洛阳的政治和经济重心地位的确立，使商业极为活跃，商品经济颇为发达。郑州大学教授高敏先生在《略论古代洛阳对外经济交往的历史演变》一文中认为，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地吸引着大批外来商人前来洛阳。因而，也就会出现外来物产随着商人的到来而运至洛阳，随着商人的离去，洛阳的物产就运销它处这样一种局面。

在追溯洛阳对外交往的渊源上，武汉大学教授方酉生先生的《试论夏商二代洛阳的对外交往》一文，运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论证夏商文化与周边文化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关系。洛阳把中原先进的技术、文化、礼帛、葬制等传到周边地区，周边地区也把丝麻织品、玉器、釉陶、海贝、金属矿产等资源输入洛阳。对于汉以来西域各国向洛阳政府的“贡献”、“奉献”，朱绍侯运用具体史料分析说明实质是一种贡献贸易。西域诸国的侍子、使节或冒充使者的商人，带着西域诸国的土特产到洛阳“奉献”，在得到汉王朝的金帛赏赐之后，再运回西域，运往西亚、西欧出售。汉的使节或冒充使者的商人，带着丝绸金钱，前往西域换回西域诸国的奇珍异宝，再运回洛阳。这种有汉使节或冒充使者的商人之间的贸易，其东方起点是洛阳，而西方来汉的终点也是洛阳。

对于外商的国别及其来洛的次数，梁满仓统计北魏定都洛阳期间，西域有72个国家共派出使者146次，其中亦不乏有众多的冒充使者的商人。郑州大学教授刘铭恕先生在《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一文中，列举了死葬在洛阳的西域人墓志铭若干，反映古代循丝绸之路而来往于洛阳的使者、僧侣和商人的频繁活动。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林梅村在《汉唐丝绸之路上的洛阳》一文中，综合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语言、考古发现和东西方史料，认为自汉以来，粟特、印度、波斯和罗马的商队源源不断来到洛阳，以外国的商品换取中国的丝绸。薛瑞泽先生具体考察了外商在洛阳的活动情况及他们从事的商品贸易，认为汉唐间活动于洛阳的外商主要来自亚欧地区如大秦、法兰克、波斯、安息、天竺等及其周边地区的交趾和今新疆一带。他们来洛阳主要经营珠宝、香料、胡粉、马匹等，而由洛阳带回的商品主要是丝绸。韩国磐根据史料分析指出，洛阳是外商在丝绸之路上东来的目的地，是西行丝路的出发点，外商在此购物后，再运回到西方。由于外商的频繁活动，直接影响和进一步刺激了中土人的经商意识，从而使汉唐间的丝绸之路上的中外贸易，呈现出异常活跃的局面。

3．文化方面

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东方中心。丁毅华认为，与以洛阳为起点的输出丝绸等的流程相反，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传入中国。若论对中国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产生过最大影响的外来文化，那就要首推佛教了。海交史博物馆研究员李玉昆先生在《丝绸之路与洛阳佛教》一文中指出，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最早即传入洛阳。中国最早的寺院、佛经翻译、沙门受戒和比丘尼都在洛阳。洛阳不仅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同时也是佛教传播和佛经翻译的中心。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段鹏琦先生在《从北魏通西域说到北魏洛阳城》一文指出，随着佛教的空前兴盛，西域的佛教、建筑、绘画、音乐、舞蹈等文化艺术大量传入我国，并为我国传统文化所借鉴、吸收，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庆师院教授孔毅先生在《北魏洛阳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文中，从宗教、杂技百戏、音乐歌舞、乐器、雕刻绘画等方面进行了分类记述，最后指出，以洛阳为起点，中华物质与精神文明沿丝绸之路不断浸润和影响西域各国和地区，为中古时期世界范围内的中西经济文化和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中西文化交流除丰富的文献记载外，还留下大量的史迹。对此龙门石窟研究院副研究员张乃翥先生在《论洛阳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若干考古学资料》一文中有充分反映。如张文指出的龙门石窟早期窟龛装饰，曾经受到西域古建筑艺术的文化影响，这与当时中外文化的高度发达有着密切的关联。韩国磐先生以唐僧玄奘来回于丝绸之路上的事实为例，说明洛阳在唐时还是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或目的地之一。

4．交通方面

洛阳居“天下”之中。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学勤在《序》中说，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洛阳一带地区乃是天下之中，严格地说即今洛阳，它是八方辐辏之地，是朝会、贡赋、交通和商业的中心。河南大学教授唐嘉弘先生在《论洛阳“为天下之中”》一文中，对“天下”之中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无论就地理位置或社会历史方面的作用，洛阳地区均在“天下之中”。

洛阳作为“天下”之中，更多地表现在交通方面。丁毅华认为，洛阳衔居“天下”之中，曾是中国古代水陆交通网络的中心，较长安更有条件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这种交通枢纽的地位得以充分的体现。王育民先生指出，曹魏、隋唐时期，洛阳因位于南北大运河的中枢，由南路前来的客商，自江都经山阳渎北上入淮，沿通济渠以达洛阳，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北京大学教授陈炎先生在《隋唐洛阳与日本的海上交通》一文中也认为，大运河的开通是洛阳成为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它既是东南沿海港通过大运河通济渠北上的终点和南下的起点，又是通过广通渠而接长安与陆上丝路沙漠（绿洲）路相连接。复旦大学教授徐连达先生在《隋唐时期的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文中，通过考察隋唐时期由洛阳辐射四方的水陆交通道路以及驿传的设置，得出隋唐时期洛阳实为沟通国内外水陆交通的汇聚点。由洛阳向四方扩散出去的诸条水陆要道，均与通四夷的七条丝绸之路衔接起来，洛阳除了是隋唐都城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外，也是全国水陆交通的中心。复旦大学教授王文楚先生在《唐代洛阳至襄州驿路》一文中认为，洛阳位居全国适中之地，为水陆交通中心，形成了向四周辐射的驿路交通线，其中南至襄州驿路至为重要。作者详尽地考证了沿线各驿馆的设置与方位，描绘出确切的路线图，指出洛阳至襄州驿路，是一条贯通南北的重要交通线，对于促进南北联系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的线路考察，王育民探讨了历史时期丝路运行路线的变迁，以及造成这些变动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政治诸因素。对历史文献记载的疏漏失实之处，及中外史家论述丝路著作中出现的诸端谬误作了补充和订正。朱绍侯先生运用大量史籍说明，从东汉开始，历曹魏、西晋、北魏等朝，当时人们在计算丝绸之路上西域各国里程时，就是以洛阳为起点，这里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重要标志。不但如此，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还表现在人们对丝绸之路上的风土人情、地理知识比西汉开阔多了。东汉人不仅到了波斯湾，而且知道从安息有陆路可抵大秦。至北魏迁都洛阳，人们对通向中亚、西欧的丝绸之路的路线有了新的了解，如对大秦（古罗马）以西情况的了解超过了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