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正在进行安全检测...

正在进行安全检测...

时间：2023-11-19 19:00:08 下载该word文档

传统文化典籍的大众传播——以《百家讲坛》为例
陆耿
【摘要】WiththeintensepopularinterestintheTVprogramLectureRoom,controversyalsoarisesallalong.Thisphenomenoniscloselyrelatedwiththemarketpositioningoftheprogram.Thetargetaudienceissupposedtobetheprimaryschoolstudents,thustheacademicstandardswillunavoidablybeadverselyaffected,whichiswhatsomescholarsoftencriticizebecausethedislocationofthemarketingqualityoftheLectureRoomconflictswiththecritics′academicexpectations.%伴随《百家讲坛》的热播,争议之声渐起,这与它后期的市场定位密切相关。由于栏目目标受众定位为＂初中生＂,必然降低其学术标准,因此遭到学者的批判。之所以出现异议,主要是批评者的学术期待和《百家讲坛》栏目的市场性质错位等原因所致。【期刊名称】《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年(卷,期】2012(024003【总页数】4页(P51-54
【关键词】文化典籍;大众传播;百家讲坛【作者】陆耿
【作者单位】淮南师范学院,安徽淮南23203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122

传统文化典籍产生于口语媒介时代，发展成熟于印刷媒介时代，进入以电子媒介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时代却遇到很大的冲击。虽说传承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在大众文化背景下，要有效传承传统文化典籍则需要利用大众媒介。《百家讲坛》(以下简称《百》就是用电视媒介传播传统文化的典型案例，这种传播形式和传授内容遭到了学者的质疑，但《百》带给我们的启发意义远大于栏目本身的成功与否。《百》把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嫁接，进一步启发了关于如何传承学术、传承传统文化的思考。本文所指学术、精英文化或传统文化是相对于大众文化而言的文化形态，是指与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消遣性相对而言的文化形态。《百》在2001年7月开播之初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但2004年播出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后，《百》的收视率一路飙升，2006年易中天和于丹更是创造了收视率奇迹，但同时争议之声渐起。至2005年大家多是关注《百》的内容，很少有人研究《百》这一栏目。2006年关于《百》的研究文章有100多篇，但多是介绍主讲人、讲授内容［1］，也有研究者开始讨论《百》的成功原因及启示［2］。到2007年，在众多的以《百》栏目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中已有人开始思考大众媒介与学术传播的对接问题［3］。2008年，随着对《百》争议的热烈，将《百》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关注更加明显［4］，有的以《百》作为一个成功栏目为案例研究大众传媒、电视传播［5］。
关于大众媒介能否传承学术或传统文化的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百》的成功足以证明电视媒介可以传播精英文化，让学术走下神圣的殿堂，走向民众。电视媒介是传播精英文化的有效途径［3］;“电视传媒具有较强的精英化渴望，并不断地付诸实践。从文化精英的角度看，专家学者研究、创作、探索、批判的目的不是孤芳自赏，他们也希望更多人的了解、认识他们的精神劳动成果，因而，他们也具有走向大众的强烈愿望，而且也在不断地付诸实践。”“电视本身只是一种传播媒介，从来没有谁先天就赋予其大众性，每个专家学者都存在在特定时刻改
变其特性的可能。”［6］有人指出，《百》的成功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融合共生的产物，是学者精英通向大众的一座桥梁。它把理性的精英文化以活泼的方式呈现在受众面前，同时加入了一定的娱乐化元素，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巧妙对接。“《百》在传播精英文化的途径上借助的是大众媒介，这就决定了栏目必须兼顾精英和大众两个层面，融合精英和大众两种文化。”［7］
与此相对的一些研究者认为，电视媒介作为大众传媒，当为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本是二元对立的，电视媒介不可能传播真正的学术。《百》自开播以来就一直打着学术牌，但是从中我们多少看出这张牌还是打得有些牵强，我们称之为“伪学术”或“娱乐化学术”。“在这里，学术已经严重地被异化和商品化，因为学术要为电视服务，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学术的娱乐化。”［8］赵勇先生认为，《百》完成了从“学术电视”到“电视娱乐”的转型后，便把传统文化通俗化，历史人物故事化，故事情节传奇化当成该节目的制胜法宝和制作理念。“在所有对学者的要求中，编导的侧重点在于如何淡化学术味道，如何讲细节”等。“如果说《百》在创办之初还有一种弘扬学术(不敢指望它弘扬思想的冲动，那么经过‘末位淘汰’和‘收视率’的双重挤压，其学术冲动已基本耗尽。而后来改头换面的成功虽明确打出了‘学者使电视深刻，电视让学者有为’的旗号，但实际上，它那种娱乐化思想和商业化模式已实现圈定了什么样的学者可以上电视的游戏规则。”［9］从此往后，《百》不可能再有学术性讲座。罗四翎先生干脆将上《百》的知识分子称为学术领域的特洛伊木马，他们不但不能传播学术，更是对学术的颠覆。他认为，“这样打造出来的学术，自然失去了学术的严谨性和内在的人文含量，甚至有妖魔化的情形。”［10］
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从理论上讲大众传媒可以成为学术、文化传播的一种新形式，但就目前而言，尚面临一些问题，“电视确有其弊端，但是现实决定了一般民众不太可能选择其他途径获得知识、学问，社会也不太可能提供更多的途径。目前大众
化传媒所能做的，只能是扬长避短，保证应有的学术、文化品质”。“大众传媒所进行的学术、文化传播不一定会异化学术、损害学术的价值。因为雅俗、庄谐，基本上都是形式的问题，通俗、诙谐未必会损害学术的价值。”［11］
关于《百》的各种争论，主要源于对《百》这一文化现象认识不清所致。《百》的定位和栏目性质经历了多次改版，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第一版(2001年7月9日—2002年4月26日带有浓厚的专业学术味道;第二版(2002年5月17日—2003年9月12日学术性降低;第三版(2003年9月15日以后，“《百》把学术成果变成了剧本”［13］。《百》的主讲人之一易中天指出，《百》不是学术论坛，是学术与非学术之间的中间地带，是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尽管《百》带有‘讲座’性质，但它毕竟是一档日播的电视节目，必然要追求收视率和收视效果，要体现电视节目的特点，换句话说，学术栏目要电视化。”［13］
在央视的“末位淘汰制”、市场决定命运的机制下，《百家讲坛》进行了改版。“在追求专业目标和社会目标与适应市场现实之间，同样出现了如何调和两者矛盾的问题，一些批评者注意到，由于试图迎合大众口味，先前的一些精英媒体的水准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在上述媒介情形中，传播者承担着领导者的角色，他们引导受众，而不是屈从于消极势力。”［14］由此，《百》开始了它的市场之路。受市场规律制约，产品必须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生产，文化产品也不例外(在这里，《百》已成为文化产品，市场需要由受众决定。《百》作为一个电视栏目，受众是广大电视观众。电视观众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是《百》市场定位的依据。“虽然媒介本身即是讯息，可是控制的政策却超越了节目安排的范围。”［15］
争论产生于《百》改版后，改版后的《百》已不能看作是学术讲坛，但争论者恰恰立足于对学术要求的标准。因而，争论主要源于以下几点:首先，传播内容的偏误。文化传播是人类得以延续发展的基础，《百》2004－
2007年从向大众传播文化的层面来说是成功的。但在传播的过程中，传播的信息有了偏误，学者批判的矛头直指《百》传播内容的错误及某些主讲者对传统经典的误读。学术争鸣自古存在，人文学科的生命力就在于其见仁见智的争议性，此争议为学术观点的不同，而《百》受到批评的不是其观点，而是主讲人对经典的错误解读。作为“教授”“专家”，在大众媒介上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是人们无法原谅的。一个小小的误读通过电视媒介就被无数次复制，无限放大，影响是巨大的。这是一个国家级电视台不应该犯的错误，自然引起广泛关注。
其次，质疑者的学术要求与大众媒介的错位。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现代社会里，存在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一个场域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而进行斗争的战场。”［16］一个学术领域就是一个场，这场中的统治者即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他们是这一场的统治者，他们会为这一领域遭到侵略甚至践踏而奋力斗争。他们把《百》当作是学术场，学术是高雅的、严肃的。处于学术场域的学者，对他者对这一场域的僭越是敌视的。而电视业本身是市场的、大众的。《百》改版后已不是一个专业的学术讲坛，而是传授文化的电视节目，是大众文化。学术与大众文化性质不同，拿学术的标准去要求大众文化，自然是失望的。因而学者的学术要求和大众媒介性质之间的错位，导致他们对《百》的批判。
第三是视阈不同。在关于《百》的争论中，支持者阵营中不乏著名学者。如李泽厚，他公开表示支持于丹，他认为于丹对于《论语》的新解，“起到了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作用。”［17］李泽厚先生是出于《百》的文化传播实现了文化的功能愿望，而不是仅仅限于传播内容的缺点，他把眼光放在文化对于整个社会的功能上，文化传播的目的上，眼光更远。以“十博士”为代表的批判者阵营，针对的是传播的具体内容问题。作为中央台的科教频道，《百》是“学术讲座”，
显示了主讲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力，不应该犯低级错误。而“传媒与畅销书作者玩起了互搭梯子的手法，这对于专业场内的知识分子来说，尤为不利”［10］。在这里，对于专业学术研究者而言，要固守专业领域，必须要能固守安静与“平庸”，要有不被世俗经济诱惑的定力。从这方面讲，专业学术的安静与大众传播的效应是不兼容的。学者们毕其一生致力于研究所得到的社会关注远不如那些“电视学者”。因而关于《百》的争论是必然现象。
学术是对某一领域知识系统的掌握与研究，但对大众而言，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识精英文化的。而精英文化是相对于大众文化而言的，是知识水平较高，甚至成为某一专业或领域的专门人才。传统文化为何物?“顾名思义是传承下来的成系统的文化”［18］。传承下来的是过去创造的文化，在精英教育阶段则属于精英文化。因而这里的传统文化属于精英文化，是相对于大众文化而言的。《百》传播的是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则成了学术。《百》的受众是普通的大众，大众与大学生不同，大学生享有比大众更多的资源，可以查阅相关的书籍，具有充足的学习时间，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作更深入的学习。而大众是在每天辛勤工作之余的休闲性的学习，工作生活的压力，已使人们不愿去学习枯燥无味的内容。如果这些东西不与自己的生活工作有直接的影响，人们更难学习那些难懂的古文经典，因而《百》的主讲人被形象地称为传统文化的“奶妈”，大众可以通过主讲人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而二次吸收。从传播学角度看它是适合受众的，从这一层面讲，《百》的制作是适应市场需求的。
现代社会，人们的阅读方式已经发生改变，“数字化阅读方式的国民比例达24．6%”，“其中91%的读者表示，阅读电子书后就不会再购买此书的纸质版。”［19］在大众传媒盛行的今天，传统文化要进行有效的传承，通过大众媒介传播已是必然。影视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传统文化、学术研究是精英文化，在过去的二元对立世界里二者分属不同层次。关于大众传媒可否成为学术、文化传
播的一种新形式，朱云涛认为，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但就目前而言，尚面临一些问题。因为电视的娱乐性，注定《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课堂，大众所做的只能是扬长避短，保证应有的学术、文化品质。“如何处理精英化与大众化，学术化与市场化，严肃化与商业化，怎样使人文学术与大众媒介有机的交融整合仍是需要彻底解决的问题。”［20］大众媒介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对象是大众，因此，必须根据大众的需要来选择传承的方式。由于大众的性质决定了传承内容的学术要求，过于专业，过于学术不会被大众有效的接受。出于普及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的目的，可以降低学术要求。
19世纪30年代，美、英、法等国相继进入“大众报纸”阶段，大众报纸的出现开启了大众传播的新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的大众传播媒介已形成了包括报纸、期刊为主的纸质传媒和电视、广播以及电脑、手机为阵营的电子传播媒介、网络传播媒介时代。而且，电视、数字技术等传播途径拥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在大众文化背景下的现代文化传承绕不开大众媒介，或者更确切地说，要想更有效的传播离不开大众媒介。学术源于对传统经典的研究，因而学术研究离不开传统经典。它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文化创造的累积，是被实践证明有用于人类社会的。传统经典的主要载体是文字，不同时代其形式有了变化，如汉赋、唐诗、宋词之类，形式并非那一时代大众的语言样式，但是来源于大众的生活，被那一时代的人们所理解。今天的我们要首先通过语言的解读才能领悟其中的内涵，古代的文体语言要经过当代语言的解读，这是传统文化传承的第一步，对于大众文化生活状态而言，需要借助于大众媒介。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效应便利了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传承可以经过学者的解读，通俗化，更易于大众的了解。出于传承文化的目的，是要大众了解传统文化，领略其精神要旨，不是出于学术的研讨，因而通俗化而不是学术化是其根本。当然，通俗化的同时能够产生有趣的传承效果则更好，但这里，正确的解读是根本，不能将趣味性置于通俗性之上，为了迎合大众的心理对经典进行任
意的解读。解读和感悟不同，感悟作为个人的体验可以与大家共享，但语言的选择很重要，不能让大众认为那就是经典的原意。
学者对传统经典的研究只是学术的一部分，要想让传统经典能够在大众中普及传承，实现大众的“文化自觉”，大众媒介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电视只是大众媒介的一种，还可以借助网络等媒介。当然，大众媒介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文化时要避免为了娱乐而庸俗化。
文化不仅需要创造，还需要传播。著书立说、开坛讲学自古就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的途径，但将传统的讲授与大众媒介结合则是现代的产物。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多会引起争论。大众媒介将讲授的内容最大程度地传达到受众，为了迎合受众的需求，传统的讲授发生了变化，处于不同域场的受众评判标准不同，争议必然产生。学术的进步在于争鸣，知识的获得需要争论，善于接受批评才有利于进步发展，《百家讲坛》的制作者能分析批评，改进栏目，对于受众和栏目将是双赢之举。

【相关文献】
［1］纪连海．中学老师上“百家讲坛”［J］．教育，2006(21．［2］王涛．百家讲坛带给电视频道的启示［J］．传媒观察，2007(5．
［3］娄可伟．电视媒介传播精英文化的有效路径——谈《百家讲坛》的文化传播力［J］．中国电视，2007(12．
［4］易前良．透析“电视讲坛”现象——关于《百家讲坛》的思考［J］．中国电视，2007(3．［5］叶勤．《百家讲坛》现象研究——对电视媒体的文化生产机制的反思［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8(8．
［6］贾冀川．电视传媒的精英化渴望与文化精英的大众化想象——从《百家讲坛》说开去［J］．中国电视，2007(12．
［7］洛玉安．精英与大众:当代传媒的文化抉择——以《百家讲坛》为例［J］．新闻爱好者(理论版，2008(9．
［8］单小亮．《百家讲坛》的学术品位分析［J］．广东科技，2008(3．［9］赵勇．学者上电视——以《百家讲坛为例》［J］．艺术广角，2008(1．［10］罗四翎．遭遇特洛伊木马［J］．上海文化，2010(3．

［11］朱云涛．大众传媒与学术传播——从《百家讲坛》的热播说起［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