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李恩涵《近代中国外交史事新研》，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第一章、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综述

1、外交与内政息息相关：广义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应该包括因外力挑战而引发的种种内政举措与变革之研究；狭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过去常常是以比较单纯的外交事件或人物为研究对象，但其实也往往涉及内政的某些层面，且往往可以作深入的分析，以了解其复杂的深刻的历史真相！
2、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之历程：
（1）19世纪中叶以来国人的掌故式的论述（如魏源《海国图志》、梁廷枬《粤氛闻纪》等），谈不上学术化。
（2）19世纪末，以美国人马士（曾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服务多年）为代表的西方人士撰著比较学术化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3）A、民国以来至1949年间，在民族主义氛围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著述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列强侵华史、外患史、国难史、外祸史、近代外交史与中外双边关系史著作；B、这时期最重要的史料刊布是故宫博物院1929年起先后影印出版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80卷，内容为起自1836年之议禁鸦片、终至1849年之不准英人进入广州之间的一切有关“夷务”的章奏）、《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80卷，道光30年正月，即1850年2月——咸丰11年7月，即1861年8月）、《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100卷，咸丰11年7月，即1861年8月——同治13年12月，即1875年1月），三书合并称为《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此外还有王彦威、王亮父子编纂的《清季外交史料》（内容为光绪朝、宣统朝洋务始末）。C、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贡献：撰述论文；搜集和编辑史料；培养学生，如王信忠撰《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1937年，清华大学历史系）、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等均具为蒋训练指导下所撰著。D、王芸生对中日问题的研究《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1870年日本遣使来华订约——1931年九一八事变）。E、张忠绂《英日同盟》（1931年英文版，1931年上海新月书局中文版）。
（4）1949年以来台湾之中国近代外交史（与整个近代史）研究概况：A、资料方面，编辑出版有《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海防档》（九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俄关系史料》（十五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八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法越南交涉档》（七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一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四国新档》（四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美关系史料》（三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七辑，二十一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日关系史料》（十大册）等十一种。B、论著方面，出版许多与近代外交有关的专著，如黄嘉谟《甲午战前台湾之煤务》与《美国与台湾》、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与《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与《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王尔《中英开平矿权交涉》与《李鸿章与中日订约》、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与《曾纪泽的外交》、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与《庚子赔款》、张存武《中美工约风潮》与《清韩宗藩贸易》、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与《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陈三井《华工与欧战》、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黄嘉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运动》等。
（5）1949年以来大陆之中国近代外交史（与整个近代史）研究概况：A、资料方面，编辑出版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等十种重大事件史料汇刊。以及另一大型资料丛书《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
B、论著方面，五、六十年代的论著充满政治性，但不少也都是力作，如钱实甫《清代外交机关》等。
（6）美国汉学界，费正清领导创办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华人学者如徐中约、刘广京、郝延平等及他们的论著。

第四章、论清季自强运动（1860-1895）的失败与清廷中枢领导层的关联
1、1861-1895年清朝自强运动的失败，对于中国是一次非常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在此国际局势相对平静的三十五年的有利时期内不能奠定国家“自强”与“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中日甲午战争终于暴露了庞大帝国虚弱的面貌，随即而来的是列强瓜分中国，使中国名义上主权虽存，实际已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2、过去学者探讨自强运动失败的基本因素，主要是从中国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社会结构（士绅社会）、经济制度（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政策（重农轻商）、文化传统或文化背景（重道德义理，轻技艺器物）等因素来解释的。作者则还从晚清中枢领导层素质低劣来分析自强运动的失败因素。另可参见：李恩涵《清季同光自强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比较》，刊于《思与言》第五卷第一期，1967年。

第五章、中法战争期间湘、淮军间的合作与冲突
湘军出身：左宗棠（南洋大臣两江总督，主张对法军采取强硬行动，极力援助刘永福黑旗军）；彭玉麟（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会办海防）；杨岳斌；王德榜（前福建布政使）；
淮军出身：李鸿章（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一贯主张和平，主张中国应退出越南北部旋涡）；张树声（两广总督，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措施）；刘铭传（台湾巡抚）；黄桂兰（广西提督）；潘鼎新（广西巡抚）
广西前线其他各军：萃军（冯子材）、勤军（王孝祺）、滇军（杨玉科）、桂军（陈嘉、王友升）、鄂军（魏纲）。
另可参见：李恩涵《剿捻期间湘、淮军间的合作与冲突》，刊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期，1979年；李恩涵《同治、光绪年间（1870-1885）湘、淮军间的合作与冲突》，刊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1979年。

冀城《自强•进取•抗争──洋务运动三十年》
在近代国际社会中，外交官有没有外交经验，其结果大不一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国签订条约的清朝官员，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他们不了解世界形势，不懂国际公法，更谈不上谈判经验。英方代表说：“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与语法，而中国的代表们并不仔细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在洋务运动中，中国外交官员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使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1868年开始，陆续与西方列强进行修约谈判，由于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研究了对策，使西方列强的侵略阴谋没有得逞。如与英国的修约谈判，经过整整九个月的讨价还价，最后双方签订了新约，其中英国政府提出的十九项不平等要求，最主要的都被清政府拒绝。1871年日本政府派人来华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体订约”，也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最后双方签订了完全平等的条约。又如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在赴俄修约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利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之败，又倚仗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兵威胁，在长达七个月的谈判中，“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终于挽回了《里瓦几亚条约》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争回了伊犁周围大片领土，以及有关通商、纳税等主权。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
前 言
鸦片战争以来清季外交的四个时期：
第一期：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英法联军之役与《北京条约》。从列强方面来看，打开来中国通商的大门，并获得了一些特权，对中国尚侧重于经济方面。从中国来看，经历了创痛，感受到了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
第二期：英法联军之役与《北京条约》—→中日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从列强方面来看，其时对广土众民的中国及其所蕴藏的潜力尚颇具戒心，虽对中国有政治性的攫夺目标，但暂以中国的藩属与边地为限。从中国来看，除了在经济上大举洋务事业，在外交上逐步进行调整甚至作出重大的改变，除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外，并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力求了解东西各国的情势；光绪元年（1875）后，不断派遣使臣驻扎欧美日本等重要国家，开始建立中外对等的外交关系。
第三期：中日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
第四期：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宣统三年清帝退位。

第六章、自欧返国
1、曾纪泽对统一中国海军的建制，设立全国性海军统辖的机构，早就认为很有必要。光绪十年（1884），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奏请急练大支水师、急办火车、修治北京道路、预筹全国性预算、注重保护商务和派遣军机、总署亲贵大辰出洋游历各事，曾纪泽大表赞赏，专函赞其“切中机宜，非历年周历外洋，见闻精确，不能洋洋洒洒，畅所欲言”，认为：“假令朝廷嘉采硕划，实见施行，则中国之富强，可以计日而待；倘再因循粉饰，意见纷歧，则杞人之忧，方未已也。”（P288）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1、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就其内政原因而言，在于前此三十年间（1861-1894）自强运动之未能大规模积极进行，而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三个方面的具体原因：其一，则由于当时朝野一般认识之不足，致使求自强之洋务工作，饱受牵制，而李鸿章尤成守旧士大夫之矢的；其二、则由于太平天国起事后，地方督抚势力崛起，使满清帝国在事实上渐由中央集权变为地方分权（包括军事、财政、人事），以致不可能形成一领导全国之有力核心，遂使自强工作大受限制；其三，则满清统治集团内亦始终有矛盾，而汉人士大夫之门户党援又从而推波助澜，遂使中央政府以内亦日趋分化，而自强工作乃益难推进。有此三端，甲午一战遂终食其果。

究中外之际通中西之变：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扫描

中国是在世界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而被动地进入近代社会的。近代中国的若干重大事件与社会变革几乎都与外部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使是许多内政事务也都深受中外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与其他国家的对外关系史研究相比，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更为国人所关注。
  一、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突出成绩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是一个起步较早的传统学科，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学科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批以近代中外关系史或外交史冠名的通史性著作纷纷出版。中国与美国、苏联（俄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各大国的双边关系也都各有多部专史著作面世，专题性著作的数目则多达百种以上，学术论文篇目不可尽数。可以说，对近代中外关系史上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使人们对近代中外关系史的认识更为丰富和厚实。列强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不自觉地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注入新的因素。宏观的审视主要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从国家主权和民族地位的角度，研究列强的侵略如何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如何反抗和斗争，终于迎来民族独立和国家振兴；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中国人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从接受科学知识到接收政治观念，进而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过程。这两种视角的相争与共存构成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统一体。
    在对列强的侵略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人们开始对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迈出的每一步伐（包括前进、后退和徘徊）进行总结，对种种失误进行反思。对于国际法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人对国际法认识的发展、中国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变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方面，近年来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如研究者在对列强获取不平等特权进行分析时便发现，清政府官员在这些重大权利的出让中亦有相当的责任。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清政府官员对近代国家主权概念茫然无知，以至丧失国家重大利权而不自觉，甚至有时还引为得计。在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形成上都有这种情况发生。
    更为冷静和成熟的研究，自然会产生令人信服的结论。如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数目，相当时期曾流行着共订立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的说法。有研究者指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指出《中外旧约章汇编》一书所收的1100多个约章并非都是条约，而所收条约也并非都是不平等的。这一认识已为学界广泛接受。但由于对不平等条约的标准认识有异，研究者在不平等条约总数的认定上仍有争议，数目从三四百到七百多个不等。
近几年来，对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外交的研究颇受关注。人们过去常以“北洋政府”来称呼北京政府，其统治时期被视为腐败和混乱不堪的时期。但近年来研究者们注意到，北京政府的外交在前后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北京政府后期，其外交上很有作为。北京政府对不平等条约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全面挑战，展开了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运动，收回了一些失去的主权，并为国民政府后来的外交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的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研究者的评判至今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未能形成共识。相比较而言，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则有颇多共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抗战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形成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热点，相关专著便有数十种之多。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仍存在着分歧，但人们在总体上对国民政府抗战前期争取国际援助的外交和抗战后期争取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外交给予了比较肯定的评价。
    在对政府外交深入研究的同时，学者们对体制外因素对外交的影响也日益关注。国民外交越来越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如以商会为依托的商人外交、社会团体的非政府外交、社会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等，都有专题研究面世。此外，中外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发展与互动，也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出现了富有新意的研究。
    比较起来，对制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便略显不足。外交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如外交决策机制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外交部门的职司及地位变化等仍有深入研究的余地。对近代中国外交思想演变的整体考察也比较薄弱，迄今尚无近代外交思想发展史的专著。
     二、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可以预期，中外关系史学科内各研究领域的交叉渗透将日益加强。近代中国是列强在东方汇聚的最大舞台（在亚洲其他国家，大抵是某一个列强起着主要作用），列强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相互制约。因此，任何双边关系研究的深入都有赖于对多边关系的关注。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努力从事多边关系的研究。中美日关系、中美苏关系、中美英关系、中英日关系、中苏日关系以及更多边的综合关系都已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准确性大为提高，这一趋势无疑会进一步发展下去。
    跨学科的研究也将成为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中外关系史学科可说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交叉学科，它不仅涉及中国外交史及国际关系史，还广泛涉及到中外各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科技史、社会史等专门史研究。将中外关系的研究与各专门学科的研究相结合，展开跨学科、跨地域的综合研究，将进一步拓宽学科发展的道路。
    一些薄弱环节的突破将大大推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中外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将会逐步加强，人们的研究兴趣将会向这些领域倾斜，逐步形成新的热点。外交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也可望成为新的亮点，系统的外交思想史将迟早会展现在人们面前。
有理由相信，在新世纪，作为传统学科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将会面临更多的机遇。时代的发展会提出若干我们今天尚未认真注意的课题，学科自身的发展也会不断发掘新的研究天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将会不断获得新的动力，呈现出崭新的面目。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