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

方兵华 31310707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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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推行的一场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内容包括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一度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它虽然没能救中国，却为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是中国近代化链条上的第一环。这场运动前后历时30多年，创办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派遣幼童到欧美留学，开近代教育之先河。尽管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勇于实践与创新，为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它揭开了中华民族探求现代化历程的百年大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就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 
中国[关键词]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影响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大官僚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它是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世界近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顺应了世界潮流；它是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思潮付诸实践的产物。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也都是围绕近代化而展开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风行30年，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运动。中央以奕诉为首，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其目的“安内”、“御外”为目的，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科学技术兴办洋务；主要内容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由于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因而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新的技术及文化、思想等，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的进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向工业化迈出的一大步，它加快了中国封建社会向新的社会体制转变的过程，为中国社会开始向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洋务运动引进了新的生产方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新式学堂的创办及留学生的派遣，培养了一批新式科技、外交、军事人才，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提出了挑战，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了先河；近代外交体制的构建开始了外交的近代化。尽管，最终它还是以失败结束，但它是洋务派努力地推进中国工业和国防近代化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洋务运动是在外国侵略者的炮声中启动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它的兴起既是维护、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又有明显的“制夷”、“御侮”的战略用意。 
　　 
　　一、洋务运动开启中国近代化大门的必然性和局限性 
　　 
　　洋务运动的历史环境是洋务运动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只有搞清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或者说是国情，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洋务运动的必然性、合理性以及它的局限性。洋务运动是当时中国国内外环境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洋务运动又受到环境的制约又有其局限性。从国际环境来讲，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迫使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要求“自强”，从国内环境来说，农民起义的冲击，迫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允许洋务派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于是洋务运动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兴起。但是，洋务运动需要的是和平环境和统治集团的一致努力，而国际资本的不断侵略，又使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将精力和财力集中于军事，无力兴办更多的其他事业，从而限制了它的发展，使中国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就国内环境来讲，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洋务运动缺乏内在的新生活力。政治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重重：一是顽固派的反对和最高统治者的限制；二是满汉矛盾给洋务运动以很大牵制。洋务运动搞了30年，清王朝一直没有设立相应的专门机构，如农业部、商业部、交通部等，也没有制定出长期、稳定的政策。此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具有独立性格的程度；农民阶级又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不能建立新的社会，昏聩腐朽的清王朝封建顽固势力因循守旧，不图振作，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反对向西方学习。因此，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任务最初不能不依靠地主阶级开明派――洋务派来承担。而由于洋务派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他们用“官督商办”的封建主义的方式经营和管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使这些工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封建性。洋务派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洋务派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企业的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全国来讲，它不可能全面推进中国的近代化。 
　　通过对中国近代环境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任务是繁重而又艰难的。洋务派在当时的环境中兴办洋务很不容易，他们兴办的洋务运动客观上起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作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尽管他们具有种种局限，但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二、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启动 
　　 
　　洋务派的基本指导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是贯穿于洋务运动始终的一个指导思想，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启动。这里的“中学”是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孔孟之道和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体”，是不能改变的；“西学”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工艺技术和坚船利炮，这是“用”，是可以学习、效法的。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冲击，社会风气也有所改变。以往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和“士”为“四民”首、商为“四民”之末的传统观念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近代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商品流通的初步发展中，商人和商业的社会地位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在对西方世界和中国自身的认识上，很多开明的官僚和士大夫也改变了传统的“夷夏”观念。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再不被认为是“师事夷人”之举，而被看成是求强求富得重要手段。对西方的技术制造和各种器物，再不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而被看做是“制造之精”。中国再不是立于世界“中央”的“天朝上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华夏”之邦，而是世界各国的一员，并且是远远不如西方各国的一员。由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其他社会事物的逐步传人，在通商口岸、沿海地区，社会风气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西方的科学技术被视为中国求强求富不可缺少的学问，它们不但被用军事和军事工业，也被用于工

业和城市社会生活，从而在城市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传统的风俗习惯有了一些改变。 
　　对洋务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写的《校分庐抗议》一书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国藩书、1864年春在致总理衙门书和1865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维护中国的“文物制度”的主张。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际是一革命性的态度”。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肯定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于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的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理论。 
　　 
　　三、洋务运动促进政治的近代化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由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与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转换。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链条中不可分割的最初一环，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有重要的影响。洋务派以“西用”固“中体”，延误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洋务运动以“西学”解“中体”，促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历史进程的按扭一经启动，就会按照历史自身的逻辑向前运行。洋务派们充当了不自觉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准备了多方面的条件。 
　　洋务论者已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洋务派中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郭嵩焘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这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在此思想的启示下，19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派，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郑观应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从事改革。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人们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局限性不可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首先，洋务派是在极力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这根本不可能在国内形成适应近代化工业发展的良好的环境，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这一点在军事工业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各局厂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体制，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成为清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其一，所有权属于清政府，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其二，就企业的经营目的看，虽打着“求富”的目的，但仍必须满足清政府的特殊需要。这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很难得到充分发展。从洋务运动所处的国内环境看，封建顽固派盲目排斥一切新事物，并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他们反对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洋务派不得不作出让步，使许多计划难以实施。从国际看，列强他们想完全控制中国，以便创造他们经济侵略的良好环境，因此不会真正对中国进行技术开放。因此说由于洋务派本身的弱点、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它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不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再次，洋务派创办企业的目的在于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正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因此，洋务派学习西方只是浮浅的模仿，只是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肌体上的嫁接，他们不能也不敢推翻封建体制，所以在维新思想出现后，他们就同顽固派结合起来共同反对新思想。同时，洋务派在当时由于他们的封建性，不可避免地要抑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且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因此说，洋务运动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四、洋务运动促进外交的近代化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自诩为“天朝上国”，视他国为蛮夷，对外关系为番属朝贡，因而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由礼部和理番院分管一部分属于外交性质的事物。鸦片战争以后，被迫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有两广总督兼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和外国公使进京繁杂的外交事物迫切需要清政府建立一个中央外交机构。在外国列强的要求下，1861年初，咸丰帝批准了奕欣等洋务派人士的奏请，设立总理事务各个衙门，主管外交通商以及其他洋务事宜。这是中国第一个常设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设置，虽是被动之举，却意味着清政府开始放弃闭关锁国政策，冲破了理番外交的传统观念，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体现了早期中国近代的外交意识。 
　　据上所述，总理衙门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应顺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总理衙门的首要任务既是自强，因此它的最核心的工作，它的成立和发展，虽也有对外妥协和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一面，但主要方面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主要着重于经济和文化教育上的改革，机构的改革也限于总理衙门本身，未能也不能像深入到政治制度和带全局性的体制上的改革。由此可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是一个进步的表现。在某种意义来上说，洋务运动瓦解了用官制度，而且还造就了封建政治制度的掘墓人。代化 
　　 
　　五、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试图通过练兵制器、兴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因此，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军队的近代化和军事工业的发展。

洋务派创建新式海军的活动结束了中国只有旧式水师而没有近代海军的历史，这是中国近代国防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成就。新式海军建成不久即投入战斗，在保卫祖国，低抗外国侵略等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清末海军一开始就具有严重的封建腐败色彩，各自成体系，彼此之间无统一制度，又无统一行动。在外国教习的主持下，海军的训练从未切实进行过。兵船主要用于运送货物、拖船载勇和迎送官员，缺乏严格纪律和实战能力，因此，它在保卫国海防上所起的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 
　　李鸿章是举办洋务最多、成绩最卓著的人物。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入之上，独器不能及”。从1861年起，他们开始了以购置西洋枪炮，操练西式阵法的练兵活动。1862年奕新等人在天津组建了洋枪队，聘外籍教练，选派京营八旗兵到天津接受训练。与此同时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称作“防军”。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更意识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大力购置铁甲舰，北洋水师于1888年正式建成，拥有舰船二十五艘。陆军的新发展和海军的创建促进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李鸿章创办军用工业，其目的是“期得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洋务派大量购买并进而制造新式枪炮，组建新式军队，实行洋式练操，以促进清军队的建设和国防的近代化。这一军队改革使清王朝的军制进入了多元化时期。同时清还筹建海防，建立新式海军。清过去的海军叫水师，使用的是旧式船只，装备落后，不能抵挡外国的铁甲兵轮。为了“自强”、“御侮”，洋务派开始筹建近代化的海军和海防。1866年，清在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建议下，创设马尾船政局，力图建立起中国近代史上新式海军。七十年代中期，清王朝面临着外侮日亟、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的险恶形势，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1875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匣金400万两作为经费，计划在10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水师。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中法战争中粤洋(福建)水师在马尾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战后，清决心大治水师。为此在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与国防的近代化。其中北洋海军发展最快、实力最强，到1888年，北洋海军拥有铁甲战舰两艘、巡洋舰七艘、其他船舰14艘。另外，还修建了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通过以上的海陆军改革，清军队战斗力有所加强，对外国的侵略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 
　　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过程，为日后中国军事近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军事工业都是洋务派封建官僚主持创办的，又完全缺乏近代工业生产的经济技术基础，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半殖民半封建的色彩和特性。 
　　 
　　六、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除了船坚炮利的“长技”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李鸿章说：“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他在创办招商局时又说：此举是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基于这种认识与此同时，着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其中包括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邮政等交通运输事业。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除少数采取官办方式，个别的一度采取官商合办的方式，其余企业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要受到地方官僚的控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尽管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道路艰难曲折，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了。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两个新的阶级力量，它一经产生，就必然要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引起新的变化。洋务运动陆续兴办了个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至1894年为止，这批洋务企业的资本达263443元，占当时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它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对此后一个长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洋务运动在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资巨大，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近代中国洋务派理论家，第一位驻外国公使郭嵩焘主张办矿务、修铁路、兴电讯等，寓“求强”于“求富”之中，认为“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于是洋务派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筹办民用性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二十几个民用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民用企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招集商股作为资本，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销售于市场，以牟取利润。这些民用企业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些企业采取了机器大生产，引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与技术，使中国也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轮船招商局，成立六七年后，共收入运费二千万两，将中国航运业的权利收回了约五分之三。所以说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大地的出现表明了新兴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 
　　洋务派的求强求富活动，最重要的是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指引了道路，创造了机会，起了摧生扶幼的作用。一些企业后来直接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种形式也保护了民族资本主义。 
　　同时，洋务派举办的军、民用工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从而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扩大起来。据统计，1894年以前在近代军事、民用企业中约有工人3.6万人，这一数字已多于外国在华企业中的工人数(3.4万)，也高于在私人经营的近代企业中的工人数。 
　　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近代产业工人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七、洋务运动促进了文化教育的近代化 
　　 
　　“洋务”本来就是引进西方近代军事、工业、技术的活动，不过客观上促进了向西方的学习。洋务派感到，办这些新事业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他们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洋务新学堂，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这些学堂大多是专门性的实用技术学堂，规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洋务学堂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

育现代化的进程。这期间，洋务派还通过派遣留学的途径培养人才，如著名的铁道工程专家詹天佑，便是洋务派派赴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由于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基本未变，这些新式学堂又缺乏足够的师资和经费、设备，学生人数并不多，但毕竟打破了旧式教育和科举制度的一统天下，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军事人才和知识分子，并且在文化教育上起到了开通风气的作用。尽管洋务派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目的是为了培养一批效忠清王朝的奴才，但在客观上却输入了西方自然科学，为中国造就了一支具有资产阶级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此外，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的还成为最早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学者，如精通数学的华衡芳，精通化学物理的徐寿等人。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 
　　总而言之，洋务运动瓦解了封建教育制度，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是与旧教育制度平行并存的，但它提出了新的人才标准，开辟了新的育才途径，并为新型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这实质也是向旧的教育制度发起了挑战，并极大地否定了它的存在价值，从而使中国的教育制度出现了新旧交替的过渡形态。 
　　 
　　八、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 
　　 
　　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应该运用“两点论”正确加以认识。洋务运动增强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实力，也有抵制外国侵略的一面，但最终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从倾向性看，洋务派要求改变祖宗之法，反对顽固派盲目排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既顺应发展了“新思想”，又对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客观效果看，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但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诱导作用，是中国从传统手工生产发展到大机器生产的转折点，发展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和教育，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和近代化的进程。 
　　洋务运动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历经30余年，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洋务知识分子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他们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接着，外交保护权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这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外交保护权也属于国家主权之一，于是主张对处境艰难的海外华侨予以保护。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这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思想动力。 
　　洋务派在逐步摸索中接受了一些教训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在后来经营的企业中有所改进。如开平煤矿之所以办得较有成绩，这同它摒除官场习气，改善经营管理是分不开的。洋务派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对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成长也是大有补益的。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的还成为最早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学者。如精通数学的华衡芳，精通化学物理的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人。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毫无疑问上述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为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发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从而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洋务运动的历史意义巨大，影响深远。它不仅顺应了世界近代化运动的历史潮流，成为世界近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因率先掀起了中国近代化的改革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1　洋务运动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洋务运动为中国历史提供了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所具备的几乎所有的新事物。这是洋务运动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使中国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初步显示出近代历史的表征。 
　　2　洋务运动产生了两个重要的阶级，把中国的历史推向革命的高潮。以后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发展，都与之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中国近代化一步步地向纵深发展，没有洋务运动的奠基作用显然是不可能的。 
　　3　它揭开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科学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洋务企业的开办，把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冻土顶开了裂缝，示范并带动了民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民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4　它加强了国防力量。近代军事工业的发生和发展，对抵制外国侵略、保卫国防边疆起了一定的作用。新式国防的建立，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来，都有重要的意义，这是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的。 
　　5　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洋务运动从70年代可是大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这对于与外国商品争夺市场、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促进早期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总之，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从西方引进了新的生产力，使中国跨出了近代化的艰难的第一步，为开始创建新社会准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洋务派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从而揭开了中国资本主义历史的序幕；洋务运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学说，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声，推动了社会思想意识的近代化；洋务运动使中国的陆海军开始有新的近代化的武器和装备，初步奠定了近代国防的基础，收回了某些权利，一定程度上推迟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洋务运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近代生产力与新兴资产阶级，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为以后中国近代化道路作出铺垫，使近代化成为近代展的主流。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新的一页，是中国近代化历史链条上不可忽视的第一环。 
　　 
　　九、洋务运动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启示 
　　 
　　洋务运动失败了，“中体西用”破产了，却带给中国政治现代化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它对于当今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也有着借鉴意义。其一，政治体制改革对各方面发展起制约作用。现代化的各层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没有政治现代化作保证，单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终归要失败。洋务派急功近利，着急于经济现代化，而对自己有一定认识的政治现代化缺乏实质性的举措，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没有同步进行，从而丧失了机遇。所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其二，认识推进政治现代化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政治改革是一次利益的再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甚至流血冲突。洋务派护“中体”而采“西学”，仅仅是器物层面的变动，就遭到强烈反对，使洋务改革举步维艰。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进行，妥善处理各种关系，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又要保持稳定，维护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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