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殇思》书摘（1） 　　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参考消息报社联合策划“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专栏，邀请28位将校级军事名家分别从学术、制度建设、战略战术、文化等多种角度，反思甲午战争的教训与启示，这些论述对我们重温历史以及当代国家建设与国防军队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甲午殇思》将报纸刊发的27篇5000字删节版文章恢复成万字的完整版，新增3篇，并进行了严格的审定与修正，辅之以珍贵历史和文物图片。全书展现了当年甲午战争的历史细节，展示并分析比较了战争双方的国家制度、军队建设、战略战术、人物风貌、在外人眼中的形象等宏观、微观诸多方面，有助于读者详细了解战争的背景，客观思考战争胜负的原因，及其对当时及眼下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本版内容节选自书中三篇文章。 　　 制度·战略·信仰·国运 　　系列报道结束前夕，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本篇也是《甲午觞思》一书代序。本版刊载这篇内容为这次访谈的节选。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习近平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在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 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沿袭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文化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而清朝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后来，“战争+国民+国民国家形成”这种形式，构建了近代日本的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 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记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而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记者:相比之下，清军就差多了。 　　刘亚洲:清朝的教育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有两份广为流传的名单很有代表意义，第一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状元，如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棠、刘子壮、陈沆……然而大家对他们知之甚少。第二份名单上的人有吴敬梓、蒲松龄、洪昇、袁世凯等，这些人赫赫有名，却是清朝的落第秀才。这最能说明清朝的教育出了大问题。 　　记者: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也太有说服力了。 　　刘亚洲:思想的力量太重要了。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即人的精神。思想不仅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我看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影像，总觉得日本军人脸上有股异样之气，别人很难模仿。老干部看了我国演员扮演的日本兵，总说:“不像。”为什么不像？缺少了什么？有一次，我在日本访问，正值马拉松比赛，七大电视台全部转播，日本几乎是全国观看。有一个运动员腿扭伤了，花了近5个小时才跑到终点，但日本电视一直在跟拍他。街道两侧，密密麻麻全是为他鼓气的人。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种异样之气是什么了。就在甲午战争后不久，李鸿章访问英国，英王室为他表演网球。事后问他观感，李鸿章说:“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 　　记者:李鸿章这样的人，还是洋务运动的精英。 　　刘亚洲: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在他看来，日本的伊藤博文则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李鸿章以一人来敌一个精英集团，怎能不败？（待续） 制度·战略·信 仰·国运 　　信仰 　　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 　　记者:“甲午殇思”系列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 　　刘亚洲: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以及在场中国人的麻木表情。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记者: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刘亚洲: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日本《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道:“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 　　记者:这个“水”指的是中国文化吗？ 　　刘亚洲:是的。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 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蒙、满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你看看明、清的绘画，很多是颜色黑白的山水画，愁云惨雾，给人一种凄凉压抑的感觉。戴季陶说，日本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的画中，都含有不少杀伐之气。200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回去后，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失误还要可怕。 　　记者:日本似乎也没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宗教。 　　刘亚洲:对，日本对外出口一切，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中国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日本神道最强调“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并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缘由是这个岛国历史上从未受过外来侵略，也没有发生过王朝更替，是所谓“万世一系”。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将死亡视为解脱，认为死者可以免受谴责。武士道强调看透死亡。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冒险和自杀。“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而且是果断地死，毫不犹豫地死。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却最受日本推崇。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我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你再看看日本的军歌:“… …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浮满洋面。”在现代世界军队中，哪支军队有这样又是尸体又是鲜血的军歌？ 　　记者：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有一种研究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日舰的炮口径小，但射速快。日军是打人不打船。当4-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日军攻击旅顺，远没有像10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那么伤亡大，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杀得旅顺只剩下36人。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 　　记者:难以想象。 　　刘亚洲:可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发生了。就在甲午战争发生40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个壮举令世界震惊，也令中国人自己震惊。这就是1934-1936年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热津斯基说:“中国革命的长征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从南中国出发时有8.6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这支军队，后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仅仅40年，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他们怎么能这样？是什么使他们让中国焕然一新？ 　　记者:您说是什么？ 　　刘亚洲:我给你们讲一个长征中的故事。红军翻越一个叫党岭的雪山时，很多人因为缺氧和劳累死去了，被埋在雪堆里。后面的部队上来后，发现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们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道:“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从这个故事中，你们一定会明白红军的力量来自哪里。 北洋海军甲午惨败实属必然 　　◆金一南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环境中，军风严重毒化。《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可实际情况是“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水师最高指挥官丁汝昌，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 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情况，李鸿章睁只眼闭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无人过问，连丁汝昌也侧身其间:“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同坐斗竹牌也。” 　　清廷兵部的《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刘公岛港内中炮沉没，“管带叶祖珪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舰船保养也形同虚设，普遍将保养经费挪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弗里曼特尔谈过他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北洋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 　　至于舰船不作训练而用于他途，已不是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则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甚至在黄海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很快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相差无二。 　　舰队腐败风气蔓延，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每次演习打靶，都“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取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大战之前，据传“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主炮的实战用弹仅存3枚（定远1枚，镇远2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战争迫在眉睫，如此重大缺口，既不见“定”“镇”二舰两位总兵刘步蟾、林泰曾向丁汝昌报告，也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直至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定”“镇”二舰主炮到底有几枚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使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优 势顿成乌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广乙”搁浅损毁，“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是我方仓促开炮、震塌飞桥的结果，上报却成“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5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遁，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 　　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铁甲舰“镇远”返回威海时触礁，“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舰长林泰曾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变成“‘镇远’擦伤”，“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谎报军情，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越是艰难处境，越考验军风、军纪。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荡然无存。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的大规模逃逸。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北洋海军10艘鱼雷艇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跑，“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最后“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脸地毁灭了。 　　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哨兵已不在岗位，弁卒多离营垒”；营务处道员牛昶昞\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面对全军崩溃的局面，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10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战前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评论北洋海军“观其外貌，大可一决雌雄于海国”。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事后说:“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 　　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是日本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战争以日本胜利和中国的失败而成为历史，此后新兴的日本帝国开始疯狂扩张，最终走入毁灭的深渊，而中华民族则在丧权辱国之痛中猛醒，进行百年复兴的奋斗。 　　今年又是甲午年，中日都在纪念和反思这场战争。日本一些右翼极端分子采取的纪念方式是纷纷踏入靖国神社“拜鬼”，追寻当年侵略胜利的“荣光”。那么，我们这代中国人应当如何认识120年前的这场战争？这段历史又告诫了日本、中国与世界什么？ 　　历史告诫日本：军国主义终将把国家民族带入毁灭深渊 　　1.侵略战争确实曾给日本带来意想不到的超额回报。 　　日本是一个岛国，在历史上又是一个外向型的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民族思维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早在1855年，日本的政治家吉田松阴就曾提出:“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他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学生、以后成为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并开始成为此后日本政界的主流思想。 　　日本明治天皇登基之初，即颁行诏书宣称“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把扩张侵略作为国家发展道路，并开始“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推动日本的 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同时也形成了由封建武士道精神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相结合的军国主义怪胎。这一怪胎以其固有的扩张性和掠夺性，裹挟日本民族走上了一条依靠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崛起之路。 　　日本始终把中国作为战争对象。1874年，日本利用台湾与对清朝纳贡的琉球之间发生的“牡丹社事件”和清朝政府官员的昏聩，签订了《北京专约》，吞并琉球，并将其更名为“冲绳”。此后，日本一方面积聚实力，一方面谋划侵吞朝鲜和中国的战略。到1887年，日本政府进一步制定了更为详细的《清国征讨策案》，规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 　　为了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先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30%来发展海军和陆军。明治天皇每年还从皇室经费中捐款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从全国官员的薪俸中抽出10%用以弥补军费的不足。在天皇的感召下，日本富豪们也纷纷捐款，一年就达上百万元之多。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打败中国为奋斗目标，持续展开了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准备。据统计，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共2.7万多吨；而日本海军相应吨位的战舰仅有5艘，共1.7万余吨。 　　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10年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海军舰艇的排水量达到6万多吨。不仅如此，日本还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两国活动，在甲午战争之前，绘成了包括朝鲜与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战略详图。这时的日本，就好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时刻等待最佳时机，对外诉诸武力。 　　1894年，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的日本，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和秘密操纵，以朝鲜东学党起义为借口，挑起事端，对朝鲜和中国不宣而战。日军采用偷袭的方式，攻击援朝的中国军队，击沉了中国的运兵船“高升”号，并对丰岛海面的中国海军和驻朝鲜牙山的中国陆军发动突然袭击，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全面启动。 　　鉴于甲午战争发动时并无必胜的把握，日本统治集团事前专门制定了上、中、下三种预案: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驻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 　　最终，日本在战争中取胜。1895年4月17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清 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此外，日本还得到了价值1亿多两白银的战利品。 　　近代的日本首次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便一举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额回报，整个朝野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开始疯狂起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5亿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于是日本从上到下狂妄满满，野心进一步膨胀。 　　2.甲午的胜利使日本更沉迷于军国主义道路和对外侵略。 　　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日本将整个国家变成一部疯狂的战争机器，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半个世纪，日本与中国、俄国（及苏联）、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几乎全世界主要国家都交战过，把战火烧向整个亚太地区，其疯狂程度在人类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以中国巨额的战争赔款为主要财源，制定了“战后财政十年计划”，使日本的财政规模急剧扩大。1894年，日本财政支出仅8000万日元，到1899年达3.9亿多日元，5年间猛增到5倍！据日本学者统计，日本从甲午战争所获得的赔偿金中，5700万日元用于陆军扩充费，1.39亿日元用于海军扩充费，900万日元为临时军事费，另用于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为3000万日元，共3.05亿日元，占赔偿金总数的85%。（石井宽治《日清战后经营》）余下的经费则用于开办钢铁厂，设立教育基金，供皇室享用和补充财政支出，以进一步强化侵略战争的物质基础。 　　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打败俄国远东军队的扩军计划，在原有6个师团的基础上又增加6个师团，使总数达到12个，并扩大炮兵和骑兵，使其成为能够适应近代化战争的军队。日本海军更是提出了野心勃勃的扩军计划，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大将提出，日本的“目标是要在德国或法国同俄国联合起来时，用以击沉这两个国家能够联合派到东方来的舰队”。（藤村道生《日清战争》）1904年2月8日，日本经过充分准备，重演故伎，不宣而战，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发起了日俄战争，目的就是要打败俄国，夺取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战争中的日本仍然像一个贪婪的赌徒，以倾国之力疯狂下注，动员了近120万兵员投入作战，伤亡人数近28万，甚至还 派出间谍深入俄国境内策动内乱。此次战争，最后在英、美两国的“调停”下，又一次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结束。统观日俄战争，日本以小博大，不计代价，孤注一掷，最终通过战争手段达到了梦寐以求的侵略扩张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