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评价

(2008-01-12 16:47:35)

摘要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农业领域的“大跃进”，是把落后的中国从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设想和实践。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利有弊，本文将试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特点及结果等方面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作出评价。 

关键词  个人崇拜  赶超思想   左倾思想  政社合一

                   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

哲学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因果联系当中。一切事物都与其他周围的事物相联系。那么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起也绝不仅仅是因为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 全国人民的急于求成。1957年冬至1958年春，伴随着整风反右运动和连续反冒进的批评而逐渐开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急于求成的倾向，直接引发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最初就是为了适应“大跃进”，以求得经济建设的迅速成功，在改变原有农村经济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是“大跃进”的直接产物。那时，似乎只需人的努力，就可以战胜机械化的生产，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超越别人几百年的积累。而建国初期以来，我国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更加表明了它是有可能实现的。至此，冷静、理性在狂热的思维中萎缩。

二  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历史虽然是由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但是也不能忽略个别人物对历史的突出作用。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㈠个人崇拜的盛行。毛泽东对“理想社会”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追求，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怀念与推崇，还有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驱使他制定了人民公社这一理想社会方案并付诸实行。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质就是企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所谓普遍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会，也类似于古代人们常说得“大同”社会。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坚持，人民公社的弊端早就暴露出来并得以纠正。而正是由于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得人民公社化运动可以继续。而当时的一首民谣就反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主席真伟大，叫咱干啥就干啥。他说人民公社好，咱们就搞公社化。”

㈡毛泽东的赶超思想。他的赶超思想主要是由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推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由一国向多国发展，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壮大。作为共产国际老大哥的苏联，就是通过赶超追上了美国，成为足以和美国分庭抗礼的国家。而中国当然是向苏联学习的，也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作为自己发展的目标。毛泽东的“赶超思想”产生的初期阶段是比较客观和必要的。①但是，后来毛泽东的“赶超思想”出现了不正常，它突出的表现就是“大跃进”思想。这段时期的赶超思想，无论是从其口号的提出，还是到内容的选择，都是错误的，至于实践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三  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没有顺应社会经济发展时代潮流，按照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农民意愿，进行商品生产。而是按照决策者制定的工业化、城市化展览对农业、农民和农村进行经济掠夺政策，以计划取代了市场。再者，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新的执政党，对于如何搞好经济建设，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缺乏经验和指导，而当时唯一可以作为指导的就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尽管在建设中，国家的领导人都指出要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教训。但历史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的建设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结局也相差无几。

四  左倾思想的影响。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主要是指当时的乌托邦式的空想思潮、赶超思潮、中国历史上习惯性的阶级斗争思潮、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唯心思潮和传统的盲目服从思潮等。

五  从工业化的角度去透视人民公社产生的原因。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就不能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殖民、掠夺他人和剥削工人等方式进行资本积累。而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的情况下，我国也不能从容的经历由轻工业、基础工业到重工业的发展历程。但是，经济的发展需要巨额资金和资源，筹集资金和资源是工业化最大的问题。而当时冷战时期的经济封锁，苏联的自顾不暇，都只能促使中国从国内寻找工业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资金和资源，那么，这副重担就很自然的落在了农民阶级的身上。而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我国要向苏联那样优先发展重工业，把轻工业和农业放在次要的位置。而工业化资本积累更是推动农业集体化运动不断加速并最终产生人民公社的重要原因。

六  从产权理论看，人民公社的制度形式，只是更多的具有共有产权或社团产权的特征，而不是所谓的集体产权。它在产权的定义上是模糊的，几乎否定了任何确定性的产权主体，致使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盛行，失去了对生产性努力的激励。而且，在人民公社化工程中，片面求大、求公、求纯，以为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完全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其实，人们公社即使达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也不等于就是共产主义。

七  从历史的方面看，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虽然经过了建国初期的一系列建设和发展，但是历史的积弊并不能彻底消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历史负荷太重，对工业化的期望又太高，使得这一制度过度剥夺了农民的利益，并在以后的实践中长期得不到改观，也就注定了最后以失败告终。

                   二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特点

一  组织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也就是所谓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是一乡为单位组建的，一般是一乡一社，在刚刚建立时，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几乡一社，一县一社。这样大的规模，在生产技术水平和组织管理经验没有发生重大变革和提高的情况下，是很难组织协调的。核算单位开始是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公社下面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只是单纯的生产单位，后来在实践中发现这样搞不行，才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就是所谓大。所谓公，是指一切归公，包括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开始搞人民公社时，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等都被取消了，连吃饭都靠公共食堂解决，实行供给制式的吃饭不要钱。只是后来看到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才又改回来。同时生产上搞大兵团作战，实行统一指挥，集中劳动。分配形式上是评工分，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搞平均主义。

二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且形成了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乡党委就是社党委。这种把乡村政权组织同经济组织融为一体的做法，当时是作为优越性看待的，但实际上混同了两种组织的不同性质和职能，强化了行政手段，因而强迫命令、瞎指挥和“平调”之风盛行。

三是搞“大而全”、“小而全”。人民公社一开始就规定实行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全面发展，是综合性的组织单位，什么事情都去干。这实际上是搞“大而全”和“小而全”，主张万事不求人。这种自称体系、自我封闭，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的体制，除了妨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外，还拖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后腿。

四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是指公社的劳动组织，应当像工厂、军队那样地有组织、有纪律。行动战斗化，则是要实行大兵团作战，搞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生活集体化，则是通过兴办一些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等等，把农民引向集体化生活。“三化”的实行给“刮共产风”提供了方便，也助长了人民公社成立前就已出现的干部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和生产瞎指挥。

五是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主要是指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实际上，由于收入低，绝大多数公社除了保障社员按低标准吃粮外，发不了工资。

          三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及评价

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和错误的事物，即使是真理，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并随时间的发展而发展。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也是如此，有利有弊，并不能说，人民公社化运动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错误。下面将试从它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两个方面分析。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种超越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阶段的空想，确实给社会及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首先，大大降低了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理想庸俗化，助长了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其次，它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导致1959年到1961年的粮食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1958年10月，食品紧张问题已经初露端倪。当时广东寄往海外的信件中直言不讳：“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到一斤肉或一块鱼了。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相同的，任何能食用的物品都买不到。”“人们为了接近饭桶而争先恐后，而米饭永远不够。”“既买不到蔬菜，也买不到鱼和肉，这些东西只有持诊断证明的病人才准许买。鸡蛋黑市价格卖到1角8分到2角一个，小鸡卖到3至4元一只。 ② 等等。而这并不是全部。1961年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产量都跌落到1951年或1949年的水平，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破坏，不少农民死于饥饿。

最后，人民公社还是“共产风”的风源，或者说，公社所有制为“共产风”的肆虐提供了制度保障。共产风主要是“一平二调”，主要是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刮“共产风”造成了党和政府同农民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农民对政府的不满与对立情绪与日俱增，集中表现在有关粮食产量的统计上；第二就是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及家禽大量宰杀、农具大量损坏、土地耕作粗放或大量荒芜等严重问题，加之当时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使得农业自1959年以来一直滑坡；三是促使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等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滋长，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

但是，人民公社运动并非一无可取。如果人民公社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它在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就不会存在了20多年。

第一，   人民公社是实现“工占农利”的重要保障。在商品率极低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要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是不可想象的。而农业合作社尤其是人民公社制度，出色的解决了从高度分散、剩余极少的千万个小农家庭吸收工业化所需资金的难题。中国的“工占农利”，由于有了像人民公社这样完整的制度作保障，不仅运作有效而且数量也是极大的。人民公社期间，中国农业为工业化积累提供了约5400多亿的资金，年均高达210多亿元。就是这样，我国才顺利的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

第二，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并且农业经济有了一定的增长。由于

中央政府对农村的政策逐渐由“攫取”转为扶持，再加上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的辛勤劳作和努力，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粮食生产为例，除去人民公社运动中和其后近十年的曲折，粮食产量几乎每5年增加近5000万吨，由1958年的2亿吨增至1982年的3.5亿吨。同期，林、牧、副、渔业及其他非农产业增长更快，也为日后农村产业结构逐步改善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国家为农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并推广应用先进的技术，建立健全相关组织机构，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例如，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均有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像农村用电量有282.5倍的增长，农机总动力的增幅也达到了135.9倍，等等，经过短短20多年的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仅已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与中国处于同一程度的发展中大国，而且在某些指标上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

第三，   人民公社制度与农村社会的稳定。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移的条件与前提之一

是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以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为核心的人民公社三级机构，把城市以外的几乎所有地区、行业和人员都纳入了5.4万个公社、71.8万个生产大队和600.4万个生产队的行政组织之中。历史证明，公社时期，即使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中，最高决策层的决策和政令都能依靠这一健全的组织系统，做到令行禁止。文革时期，农村的形势也是基本稳定的。

总之，人民公社运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的稳定。但是，这些并不能抵消它的消极影响。它是由少数人的主观意志，脱离客观实际，违背经济规律的产物。而毛泽东以强大的行政力量推行人民公社，不允许有不同意见，更不允许有反对意见。共产党的大功臣彭德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对“三面红旗”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提出美中不足的缺点，就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被罢官③。人民公社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是强大的行政权力推行的结果，那么人民公社的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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