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研究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目前主流的两种主观幸福感测量的研究思路及其相应的测量方法。一种是基于被试自我报告的“评价幸福”，主要采用自陈量表测量主观幸福感，另一种是基于被试实时情绪体验的“体验幸福”，主要采用结构化问卷及访谈相结合的形式测量。本文对比分析了两种不同测量思路，指出应将多种测量方法结合以进一步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最后本文对主观幸福感测量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了展望。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总体满意感量表；体验取样法；日重现法；U指数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两种取向，每种研究取向提供一种主观幸福感的概念，而且各自又依赖于不同的测量方法。第一种研究取向将主观幸福感看做是个体对生活以及它的各方面的总体评价，而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需要被试报告他们在工作、社会关系等生活领域的总体幸福与满意度，即评价幸福（evaluated well-being）。例如欧洲调查指标（eurobarometer question）。第二种研究则将主观幸福感看做跨时间多重情绪反应的整合，强调即时的情绪体验，这一研究取向从效用概念的区分出发，重新诠释体验效用，并针对体验效用提出客观幸福（objective happiness）的概念，也即体验幸福（experienced well-being），并发展出适合体验幸福的测量方法。

1. 评价幸福

早期典型对幸福感的测量方法多是单题测验，这类问题通常要求受测者用一个整体印象回答。如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来自81个国家的被试被问到一个问题，“考虑一下你所有的情况，近来你对自己的生活总体情况满意吗？”。美国综合社会调查（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GSS）中，人们被问到，“你认为近期发生的所有事怎么样，你觉得自己非常幸福、十分幸福还是不太幸福？”。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幸福感评估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测量技术逐步系统化，经历了从简单笼统到具体，从单一到系统的发展历程。目前关于测量主观幸福感的自陈量表已达几十种。

1.1 生活满意度评估模式

这一模式主要来自于社会学家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他们把生活满意视为幸福感的关键指标。这一模式既包括对整体生活满意的全面评估，也涉及对工作、收入、社交、婚姻的具体方面满意程度的评估，这是在生活质量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包括对整体生活满意评价与具体领域生活满意评价（苗元江等，2009）。

生活满意测量使用最为广泛的有《总体满意感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Diener et al.，1985），主要测量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认知判断。Diener等人80年代编制的多项目总体满意感量表（Diener et al.，1985），由5个项目组成，其理论基础是生活满意是个体比较其目前的生活状况与他们自我期望的差异，这种比较与自我的愿望，或者与其他人，或与自己过去的生活状况有关，SWLS采用7等级积分法（1=明显不符合；2=符合；3=有些不符合；4=中间；5=有些符合；6=符合；7=明显符合。分数越高，满意程度越高。Diener提供的经验评估分数为5-9分，非常不满意；10-14分，不满意；15-19分，有些不满意；20分，中等；21-25分，有些满意；26-30分，满意；31-35分，非常满意。该量表科隆巴赫系数（Cronbach alpha）为0.8（Pavot & Diener，1993），两个月后重测相关为0.82。项目与总分间相关为0.57至0.66。同时与访谈评估、他人报告或其他客观测量（如Andrews & Withey量表）也具有较高的相关。SWLS与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测验联合使用，与这两者的结构相关系数在0.26-0.47（绝对值）之间。SWLS与人格特质中的外倾性正相关，而与神经质负相关（Diener et al., 1985；Pavot et al., 1993；Pavot et al., 1991）

此外，目前关于生活满意度的评估问卷有很多种。例如Neugarren, Havighurst和Tobin等人1961年编制的三种《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Wood等编制的一种《生活满意度修订量表》，上述四种量表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还有Andrew和Withey（1976）编制的《生活量表》，Fazio等人1997年编制的《总体幸福感量表》。国内也有研究者基于类似的评价指标编制了生活满意度问卷，如陈云英、孙绍邦（1994）编制的《教师工作满意感》，共40个项目，包括工作性质、物理条件、薪水、进修提升、人际关系5个维度。邢占军等（2001）编制的《满意感调查表》涉及总体满意感以及物质生活满意感、社会关系满意感、自身状况满意感、家庭生活满意感、社会满意感等5个维度。林南和卢汉龙（1989）以及郭永玉和李静（2009）《武汉市居民幸福感问卷》分别在关于上海和武汉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中，选取了家庭生活、经济状况、工作事业、人际关系、身体健康等维度作为指标编制问卷。

1.2 情感取向模式

Bradburn（1969）奠定了幸福感评估的情感取向模式的基础。他把幸福感理解为两种同样重要、彼此独立的情感之间的平衡，即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之间的平衡，认为正性情感增加一个人的幸福感，负性情感降低一个人的幸福感，总的幸福感是两者之间平衡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情绪是单一维度，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有很大的负相关。1966年，Wessman和Ricks在对大学生的小样本研究中，发现了正、负性情绪的相互独立现象，1969年，Bradburn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收集、分析不同民族的大样本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情绪具有正负两个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维度特征的观点，即个体在体验正性情绪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没有负性情绪的体验，具有强烈负性情绪时也可能有较强的正性情绪，对情绪的理解跨出原来一个维度的结构框架，而将情绪理解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两个维度。

情绪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快乐水平是由情绪的强度决定还是频率决定。多数研究者认为，快乐判断主要是愉快体验的频率，而不是强度。因此多数情感量表选取积极或消极情绪体验的频率进行测量，并认为频率是幸福感的良好指标。

Bardburn把情感成分区分为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两个成分，认为人们的幸福感状况取决于一定时期内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权衡，幸福就是较多地体验到了愉快的情感，较少体验不愉快的情感，并据此编制了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Scales Positive Affect, Negative Affect, Affect Balance, ABS）。正性情感量表和负性情感量表各由五个项目组成，而情感平衡的两个量表的得分相减即可得到。权衡两个方向的得分情况，就可以对情绪状态进行判断，从而推测幸福感状况。

后来Beiser（1974）增加了第三个成分，即反映幸福度的心理素质特征的成分。沿着这种思路与方向，类似的还有Wotson, Clark, Tellegen等在1988年编制的《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量表》（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s, PANAS）。PANAS包括20个反映情绪的形容词，其中10个代表正性情绪，10个代表负性情绪，由于其简明，使用方便，信效度较好，广泛适用于跨文化幸福感调查，被引入到世界各国，我国也引入了此量表（黄丽，杨廷忠，季忠民，2003）。

另外还有Albert和Kozmaz在1976年编制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和Kamman和Flett在1978年编制的《情感量表2》。Albert和Kozma在对以前量表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该量表融合了情感平衡量表、生活满意感指数-Z和费城老年病中心量表，组成了24个条目的新量表。在结构上分为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正性体验和负性体验4个分量表，试图从短期情感反映和长期情感体验两方面把握人的幸福感状况。刘仁刚和龚耀先（1999）对MUNSH进行了试用与修订，用因素分析法提取出了正性因子与负性因子，MUNSH量表在我国幸福感研究中应用极为广泛。

目前主流的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一般都同时包括生活满意度评估与情感评估。主观幸福感代表人物Diener在其研究综述（Diener et al., 1999）中对主观幸福感概念模型进行了总结，认为主观幸福的主要成分是生活满意度与情感平衡，生活满意度是个人对生活的综合判断，是对个体总的概括认知，而情感平衡则是积极情绪占优势的快乐状态，是个体对生活中各种事件的总体情绪反应。生活满意是幸福感的关键指标，作为认知因素，是有效的肯定的衡量指标，是独立于积极与消极情感的另一因素，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相对独立，必须对他们进行分别的测量以获得重要的信息。目前研究者倾向于把积极和消极的情感整合到情感平衡或整体幸福感分数中去，这样做可能会失去情感形态中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只有区分开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承认和情绪成分，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幸福感的本质与测查。主观幸福感，应在综合评定认知、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的基础上，予以加权，从而全面、准确、深入地了解幸福感水平及其分布情况（Diener et al., 1999）。程灶火（1998）等人认为，主观生活质量或主观幸福感包括两个主要成分：情感成分为个体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情绪体验，认知成分为个体按自己独特的标准对客观生活生活状况总体的认知评价；黄希庭等人（黄希庭等，1999）认为幸福感是人们根据个人的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的整体性的、肯定的评估，它包括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我国学者苗元江等人基于幸福感的三个经典指标（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提出了幸福感理论模型与操作体系，并编制了《综合幸福感问卷》（MHQ）。程灶火等人（1998）编制的《少儿主观生活质量量表》也是主观幸福感测量的典型模式。Campebell 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包括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问卷，前者由8个情感项目组成，两者的得分进行加权即为总体幸福感指数。

因为自陈量表操作简单，且适合大范围施测，评价幸福的测量方法被广泛使用。但自陈量表也因其先天的缺点导致其信度和效度被不少研究者批评和质疑。例如被试回答问题时可能因社会赞许而具有一定反应偏向，也可能受被试当前主观的情绪、记忆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问题的回答反应的情况不够客观真实。

在Kahneman等人（Kahneman et al., 1993）研究中探讨了被试主观报告与客观事实的相关情况。要求被试将双手浸泡在14摄氏度的水中，并用0-14等级的15点量表进行疼痛感自我报告，得到结果如下：双手浸泡开始10秒时，被试报告疼痛感平均数为4.0，60秒后，疼痛感平均数上升为8.4，当水温逐渐升到15度时，接下来30秒疼痛感平均数变为6.5，表明被试的自我报告与客观情况的变化并没有明显的相关。自我报告幸福感测量中被试的回答会受到问卷前面问题的影响，也可能受到被试当前情绪的影响。同时，被试自我报告即使在短期内也会有变化。Kahneman等人的一项研究在2004年3月访谈了田纳西州218名女性被试，两周后进行完全相同的采访，得到两次回答的幸福感结果的相关系数仅为0.59。如果问卷只有一个问题，相关系数会更高一些。Lucas（1996）等人用只有5个项目的问卷调查得到四周后的重复测量相关系数为0.77。但对教育和收入等问题的重复测量相关系数可高达0.9以上。现有的幸福感问卷相关程度已经显著，但相对其他重复测量相关系数还不够，表明被试回答问卷当前的情绪状态及问卷的上下文会影响被试的回答。

在Redelmeie 和Kahneman （1996） 的研究中，结肠镜检查病人在0~10 分量表上每60秒报告一次痛苦程度后，再报告对这一医疗程序的总体评价。结果发现，顶点和终点的测量与病人的总体评价的相关是0.67，而检查的持续时间与病人后来的总体评价只有0.03，出现了持续性忽略（duration neglect）。这一现象违背时间单调性原则，也意味着被试基于“峰终定律”（the peak-end rule） （Kahneman et al.，1993）的评价规则报告情绪体验。

上述分析说明，回溯性评价来测量体验效用可能会导致被试不真实的报告，或者说，当被试对总体幸福感进行评价时，被试可能选择性地回忆起峰值或者终点时刻的事件，导致被试对幸福感的报告失真。

也有研究表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景下做主观幸福感判断时其机制会有差异。Schwarz等人（Schwarz et al., 1999）的研究结果表明情景变量在被试生活满意度和情绪的报告中起着重要作用。被试对生活满意度的报告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会受到当前情景的影响，在做满意度判断时，被试倾向于受到当前最突出信息的影响。Suh等人（Suh, et al.,1999）认为文化差异也会影响被试的满意度判断倾向。例如在个人主义民族，被试的生活满意度判断可能基于感觉到自我高度自尊，而在集体主义民族，满意度判断可能更多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相联系。此外，自我报告的判断机制还可能受到被试思维习惯、做判断时情绪成分的权重等因素的影响（Suh, et al., 1999; Deiner et al., 1995）。基于这些不同的判断机制，被试即时的情绪报告能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提供一种新视角。

2. 体验幸福

不同于对被试对总体幸福感的评价，体验幸福的研究取向为幸福感测量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对主观幸福感的实时监测。其测量方法应该让被试尽可能直接地在真实的时间下报告享乐与情绪体验， 而且要分配适当权重到生活的各部分（Kahneman et al., 2004a），还要尽可能避免自我报告中的问题框架的影响（Schwarz,1999, 2007; Schwarz et al., 1999）。对此，研究者主要发展了以下几种测量体验幸福的方法，并进一步提出测量社会或者国家层次上人们的幸福水平。

2.1 体验取样法

体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ESM）是一种在自然情境中实时收集被试情绪自我报告的方法。被试在一定时间内随身携带掌上电脑，提醒他们按照电脑程序中设置的时间来回答相应问题。被试会看到屏幕菜单上要求他们回答，当时所在地点，正在做什么，与什么人交流。同时还要求被试报告此时此刻的情绪（Kahneman et al., 2006）。

Kahneman （Kahneman et al., 1999）首次提出使用ESM 来测量体验幸福。此后, 一些研究者采用ESM 来测量体验幸福。例如，在一项研究中，每个被试要在一周内每天（从早上7 点半到晚上10 点）8 次根据程序手表设定的时间和发出的信号来报告他们的活动与情绪（Csikszentmihalyi et al., 2003）。当听到信号时，被试要完成一个包括开放性问题和多项目选择的表格与一个封闭式量表。开放性问题要求被试回答他们此刻正在做什么活动，多项目选择问题要求被试回答自己此刻与谁在一起, 而封闭式量表则要求被试回答与这一时刻有关的范围更广的情感与情况。更具体地说，开放性问题也被分为各种类别，例如学校（学习，听讲座）、主动休闲（玩游戏，运动）、消极休闲（看电视，听音乐）等等。而情绪量表则包括快乐（悲伤）、强（弱）、自豪（害羞）、友善（孤独）、激动（无聊）、主动（被动）的7点量表与一个10 点量表（要求报告“你是否觉得你自己很好？”）。基于被试在一周时间内的各时刻的反应，结果不仅可以获得被试的即时情感体验情况，还可以了解被试的时间使用状况，因而研究者可以对比不同被试在不同时间的幸福水平。显然，该方法由于要求被试即时报告当前的行为与情感，所以克服了被试自我报告所产生的回忆偏差，从而最大化生态效度。

Steptoe等人（Steptoe et al., 2005）的研究中，选取228名被试，采用体验取样法，要求被试在工作日中每隔20分钟回答一次幸福感相关问题，同时每隔2小时测量被试的皮质醇、肾上腺素等生理指标，发现被试自我报告幸福感的数值与皮质醇水平等生理指标显著相关。但体验取样法的缺点是无法进行大样本施测。

2.2 日重现法

日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DRM）是在ESM 的基础上结合时间预算测量而发展起来的调查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方法。DRM 评价人们怎么花费他们的时间和怎么体验他们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和安排（Kahneman et al., 2004a）。日重现法将体验取样法与时间日记两者结合起来，以精巧的设计促进被试更准确地回忆当天经历的情绪。该方法要求被试通过完成结构化的问卷来重现前一天的生活。DRM的测量首先是被调查者将前一日的生活实况以日记摘要的形式呈现出来，以唤醒被试的记忆，日记内容包括每一项活动进行的时间、地点、和谁在一起等具体的细节问题，被试还需要回答自己各种情绪体验的时间分配情况，以及一些与工作有关的具体情况。同时要对自己在这些活动中的情绪体验做出评价。被试在“情绪体验表”上做出情绪体验的评价。考察的情绪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类，前者有开心愉快、温暖友好、喜欢自己、充实感四种；后者有挫败、抑郁、担心焦虑、厌烦感、疲惫感五种（不同DRM版本分类方法略有不同）。要求被试在七点量表上对自己的情绪体验做出评价，“0”代表没有该体验，“1”代表轻微，“6”代表非常强烈，2-5代表情绪体验介于轻微到非常强烈之间。Kahneman（2004a） 提出用“净效益值”（net affect）作为幸福感的评价指标，计算公式为积极情绪得分总和-消极情绪得分总和。

Kahneman等人认为（Kahneman et al., 2005）日重现法符合与各种环境与活动相联系的体验效用的特征,而且提供了人们在各种情景、活动中如何分配时间的测量数据因而是适合测量体验幸福的方法。基于对幸福的不同理解所采用相对应的测量方法——日重现法获得的研究结论与幸福感测量的金标准——ESM的结论一致。例如,在Kahneman等人（2004a）对1080 美国在职妇女首次采用日重现法来测量体验幸福的研究发现,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差异较明显，消极情绪相对较少出现且不严重，而且被试在大多数时间内表现出积极情绪。这一结论与早期ESM 的研究结论一致。

除结论与ESM法吻合之外，不少研究以总体满意度等量表作为效标来监测日重现法的效度。如任杰等人（任杰等，2010）通过一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测量的研究考察了日重现法的适用性。该研究使用日重现法调查表和艾森克人格量表等效标工具调查了564名城市居民。结果发现日重现法信度在0.886以上，效标关联效度在0.201-0.355之间，结构效度（NFI）为0.998，并认为日重现法是一种适用大样本测量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法。

Kahneman 等人（Kahneman et al., 2004b）认为日重现法有如下优点：由于被试记录了事件的时间分配，因此可以对客观活动与主观体验进行联合评价，对每一个生活片段的体验的持续时间能进行持续性权重分析；与体验取样法相比，被试不需要在工作时间随时记录生活时间，减少了实验干扰对生态效度的污染；相比于日常体验的总体报告，由于被试可以即时体验即时记录，减少了记忆和情绪的反应偏差。此外，采用日重现法得到的数据不仅可以比较生活环境对情感体验与总体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比较，也可以用于被试间的比较（如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比较）或者被试内的比较（如一天中不同情境与时间的比较）。另外，一项来自Science的研究表明，个体的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与对情感体验的比较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Easterlin et al., 1995, 2001）的解释提供新的理论依据（Kahneman et al., 2004a; Kahneman et al., 2006）。

2.3 测量社会宏观幸福感的指标：U指数

被试对于自身情绪体验的评价本身就具有个性化的区别，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带来了又一难题。如果被试JIM对自己情绪评价为“非常满意”，而被试TIM对自己的情绪评价为“满意”，那么JIM是否比TIM满意度更高呢？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但也有一种可能，TIM习惯于对自我情绪不做极端判断，不管经历消极还是积极情绪，而JIM倾向于夸张的自我描述，换一种说法，当TIM对自身情绪强度判断为“4”时，相同情况下JIM可能判断为“6”。

Kahneman等人（Kahneman et al., 2006）又提出了U指数来解决此类问题。U指数测量的是个体处于消极情绪下的时间比例。测量U指数的第一步是确定被试所经历的事件带来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体验，根据每个不愉快的事件的时间, 研究者得到个体花费处于不愉快状态的时间与一天的总时间相比所得到的一个分数, 即U 指数。确定事件情绪的性质（消极还是积极）有很多种方法，如体验取样法或日重现法中对不同情绪体验的等级评定。我们指定一段经历中强度最高的消极情绪体验为U指数测量中的负体验——也就是将消极情绪维度等级评定最高与积极情绪维度等级评定最高进行比较，如消极情绪评定数值较高，则该时段被认为是消极情绪体验时段。由于U指数得到的数值具有相对性，比较了同一被试之间的情绪判断，因此解决了被试自身情绪评价体验个性化的问题。

此外，以消极情绪的占有时间比例作为探测指标具有科学性。相比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体验较少，被试的评定更具有可靠性，同时有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之间相关高于消极情绪，也就是说消极情绪相比积极情绪更加独立，更能说明一个时间段内情绪性质的特点。U指数也有其先天的缺点，即该方法将情绪体验一分为二（积极和消极），二分法的测量方式仅仅能测量情绪体验的性质，而不能深入探讨情绪体验的强度。

上述方法可以测量一个被试的U指数，也可以用来测量一个人群的U指数并进行比较，适用于大样本施测，可以作为社会宏观幸福感的指标。

3. 两种研究取向的比较

基于自陈量表的反应偏向、主观性等缺点，评价幸福这一研究取向是否还具有科学意义，体验幸福的测量方法是否应该取代旧有的取向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经过多年的研究，主观幸福感的自我报告问卷测量法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信、效度都经过科学论证。Sandvik等人（Sandvik et al., 1993）验证了自我报告测量得到的幸福感与其他测量方法得到结果的相关，使用访谈后专家对被试反应评分、体验取样法、记忆测验法等方法与自我报告幸福感的结果高度显著相关。并且自我报告问卷测量结果对被试未来行为选择有一定的预测力，如辞职、离婚等。同时自我报告幸福感的价值也不可忽视，因为这种方法为研究者提供了了解被试判断自身幸福感机制的途径。例如，具有乐观积极人格特质的人会在做主观幸福感判断时倾向于考虑更多积极信息，而相反的人格特质被试做判断时会考虑更多的消极信息。如果受试者相信主观幸福感是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而改变，会在判断时考虑更多的积极因素。

Layard在其发表在Science中的文章中指出（Layard, 2010），至少有来自以下5个方面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自我报告问卷结果的有效性。第一是被试的朋友报告：当被试的朋友被问到被试的幸福状况时，朋友的回答与被试自我报告呈现出高度相关；第二是国家的大型幸福感调查数据显示，经过回归分析发现身体健康、家庭状况、就业、收入、年龄等因素效应非常显著，且不同国家之间这些因素的效应表现得非常相似；第三是对被试行为的预测如辞职、离婚等，自我报告问卷的结果具有较好的预测力；第四是与身体健康状况的相关和预测，如唾液皮质醇、血压、心率、免疫系统对接种流感疫苗的反应，评价幸福的方法也具有较高预测力；第五是与大脑神经活动的相关，有研究表明正性情绪与大脑左侧前额叶后外侧皮层的激活相关、而负性情绪能激活大脑右侧前额叶后外侧皮层。

刘腾飞等人（刘腾飞等，2010）认为从本质上来说，评价幸福与体验幸福都是主观的，都是一定时间内的幸福水平。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但两者有一定的差异。第一，评价方式的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对生活的评价，但各自的评价方式不同。评价幸福是基于记忆的评价方式的总体回溯性报告而获得的，如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总的来说，你对这些天的生活满意度如何？”。而体验幸福是基于时刻评价方式的即时报告而获得的，而且，体验幸福的测量可以避免被试的记忆偏差带来的不真实报告。评价方式的不同也导致了两个概念的侧重点不同，评价幸福更加侧重过去的生活体验总体感觉，而体验幸福强调即时体验。也就是说，两者从不同的时间角度来理解幸福，前者侧重过去，而后者侧重当下。第二，两者所对应的测量内容不同。前者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包括人们的情绪反应、领域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总体判断（Diener et al., 1999），侧重从总体上测量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评价; 而后者则是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将关注点主要放在人们生活中的情感体验以及在具体的生活事件中的时间分配。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两种不同测量思路侧重于主观幸福感的不同层面，前人不同思路的研究让我们对主观幸福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将来的研究中应该更多地结合以上所述的两种思路，更要综合考察其他相关测量方法（如他人报告、生理指标）等来探讨主观幸福感。

另外，多数生活的变化对于被试自我报告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小，且持续时间不长是幸福感研究中的一大难题。举一个常被引用的极端例子（Brickman et al., 1978），截瘫病人幸福感的主观幸福感报告并非很不快乐，而彩票中奖者的主观幸福感报告也并非很快乐。Oswald等人（Oswald et al.,2005）一项长达两年的纵向研究表示，轻度残疾患者在患病初的平均生活满意度有所降低，但发病两年后对生活满意度的报告又会完全恢复至患病前的水平。来自Clark等人（Clark et al., 2003）的研究数据表明，生活时间如婚姻、失去亲人等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也只有短期效应。这种短期效益在积极心理学领域被称作“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用来表明生活事件对人们对幸福感主观评价的暂时性影响。当人们根据客观环境的改变逐渐改变自身需求时，生活环境的改善将不再导致生活总体满意度评价的提高。此时，被试的体验有所提升，而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指标保持不变。因此需要将生活体验与总体满意度区分开来进行测量。人生际遇改变而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只有短期变化，引起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这一指标社会意义的质疑。因其掺杂了人的主观认知成分，作为衡量客观环境变化的指标不够敏感。如何克服主观幸福感的适应性问题，寻找更加敏感的测量方法是这一领域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最后，Layard指出（Layard, 2010）, 目前的测量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与社会因素、政策支持等方面相关很大，对主观幸福感的干预主要依赖于社会政策的改变，而通过受试者个人主观努力很难改变。如身心健康、家庭稳定、社会生活、有责任的父母、就业等问题都需要社会层面的支持才能解决。未来最好能发展一种不同的测量系统，直接测量被试的主观幸福感的各种主观因素。如果社会科学能提供一种对主观幸福感的定量研究，被试经过调查可以自主了解其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人们也可以更多了解什么因素在影响人们的幸福以及如何影响，将为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主观幸福感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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