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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仁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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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仁药业：迷雾中起飞
    作为专业生产非PVC软袋输液的高新技术企业，青岛华仁药业(18.500,0.15,0.82%即将通过创业板上市实现华丽转变，但其激进的发展模式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
    公司底牌——1998年华仁有限斥资2.3亿元人民币从德国引进了三条非PVC软袋输液生产线，是同期国内非PVC软袋输液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此后不断扩产。目前，公司已拥有国内最大的非PVC软袋输液单体工厂，年产能达1亿袋。
    与传统玻璃瓶及塑料瓶输液相比，非PVC软袋输液具有重量轻、密闭强度高、不易破碎、不怕冷冻及便于运输、节省空间、可以避免二次污染等优点。
    目前国内共有输液生产企业390家以上，多数输液生产商以生产瓶装输液为主，能生产非PVC软袋输液的生产企业有100多家，而实际生产量2008年有8.5亿袋。
    据统计，2007年前10位输液生产厂家占据国内输液市场40%的市场份额，前25位厂家占据约60%的市场份额。根据中国数字医药网的数据，2007年至2010年，中国非PVC软袋输液的销售数量、销售金额将大幅增加，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37.48%、31.19%。成长预期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四个方面：(1非PVC双阀软袋大容量制剂制造专业化、规模化；(2在产能规划、质量控制、客户服务、物流配送、市场占有率等方面位居行业前列；(3拥有SPC双管双阀专利产品，血液滤过置换液、腹膜透析液等制剂，多品规、大产量的优势；(4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管理，全面的ERP系统运行，全员绩效管理。可见与其他公司相比，华仁药业在技术上并没有过人之处。而其控股股东华仁世纪集团，则是一家拥有房地产、物业管理、药品批发、保健品生产等多元业务的投资管理公司。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向以下三个项目：非PVC软包装大输液三期项目、SPC组合盖项目、非PVC输液包装膜材项目，拟投资额3.36亿元，其余将用于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但是公司非PVC包装材料及关键设备依赖国外进口，自主创新研发缺乏专家型技术

    人才，公司仅从此次上市所筹集到的资金是否可以使这三个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应该不是特别乐观。相比竞争对手，公司的市场地位并无明显优势。
    同时，从华仁药业的招股说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企业的发展方式非常激进，2007年到2009年应收账款分别为8566万元、10343万元、13223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53.16%、49.83%、45.83%，营业收入中应收账款占了一半左右，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2.56、2.20、2.45，而行业平均值则分别7.14、8.50、8.96，公司对医院应收账款回款期平均为5～8个月，这在行业内是不多见的，而且1年以上的应收款也接近10%。即使华仁药业非PVC软袋双阀输液的价格比传统的玻璃瓶输液和塑料瓶输液要高，但是通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其对医院的应收账款回款期分析，我们可以判断该公司的发展模式风险巨大目前我国许多企业都开始抢夺非PVC软袋输液市场份额，但是关键技术仍然被跨国公司所占有。公司未来成功上市之后，按照目前创业板动辄几十倍的市盈率，公司可以获得几亿元的现金。但是我们从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看到，华仁药业的上市更像一架战机在大雾中起飞，去与国内外大的医药企业争夺非PVC软袋输液市场份额。
    铁本十年一梦：两折清偿收尾
    李芃
    经过一年多的清算，铁本公司等四企业破产清算的第三次债权人会议8月30日在铁本老厂所在地、常州市武进区举行。43户第三顺序债权人可获清偿的债权额为36.7亿元，清偿比例为20.58%。这意味着，铁本的破产清算程序进入尾声。
    记者获悉，铁本原董事长戴国芳个人申报的债权，已由破产清算组与之协商处理，具体数额不详。而原来戴国芳手下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申报几十万至100多万不等的个人工资债权，未获法院确认。
    从1998年铁本公司初创，十余年后一切均已湮灭。两折清偿

    共有43户债权人出席本次会议，所代表的债权额为39.4亿元。根据会议表决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可供第三顺序债权分配的财产额为7.56亿元，第三顺序债权额为36.7亿元，清偿比例为20.58%。
    “这一清偿比例在破产案件中是非常高的。”一位常州本地律师向记者确认，很多企业破产后是零清偿，或仅有1%多一点，有的甚至连破产费用也交不出。
    2004年5月，武进区法院受理了铁本破产还债案件。涉及四家关联企业：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常州市三友轧辊厂、常州市兴达轧辊有限公司、常州鹰联钢铁有限公司。2009年7月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审计确认铁本公司等四企业账面资产总额为22.01亿元，负债总额56.27亿元，净资产为-34.26亿元，负债率达255.64%。
    根据2009年10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提交的破产财产变价方案，铁本东安厂区固定资产于2009年12月29日由江苏金松特钢有限公司以7.108亿元的价格竞拍买受；而铁本江边项目、即在2004年因多项违规而被查处的铁本新厂，其实物资产被常州嘉汇物资有限公司以1.994亿元的价格竞拍买受。
    记者另获悉，铁本所欠几家银行的金融债权，已由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打包出售给武进区政府。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的有关人士8月30日告知本报，当年铁本所欠中国银行(3.22,0.00,0.00%常州分行、工商银行(4.24,0.13,3.16%常州分行及建设银行(4.56,0.00,0.00%常州分行的贷款总额为21亿元，其中中国银行常州分行给铁本的贷款本金即达18.03亿元。根据双方刚刚结束的谈判，武进区政府以一定的折扣价格向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买走了全部债权。
    根据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8月13日刊登在《江苏经济报》的有关公告，上述债权已依法转让给武进区人民政府授权的常州市武进工贸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失落的“铁本人”
    对于原铁本老厂的一些中高层管理人员来说，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公布的分配方案令他们

    倍感失落：因为他们主张的几十万至一百多万不等的个人工资债权，终于未获法院支持。“我跟着戴国芳干了七年零九个月，只拿了点生活费，五万一年，多的也不过七八万，„五金‟都是自己交的。”原铁本东安厂区副总顾志玉8月27日约见本报记者称，戴国芳当年承诺他年薪30万，但由于后来上马江边项目，大部分薪水都没有拿到手，而是由戴国芳立了字据保证以后支付。
    和顾志玉境遇相同的有20多人，都是原铁本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其中有戴国芳的亲生弟弟戴永芳，当年是分管设备和采购的副总；还有戴国芳的堂弟戴国元，当年是分管供应的部长。
    戴国元手下的一位管理人士告诉记者，原铁本副总级别的人，申报的债权都在100万出头，他作为中层申报了50多万元。而曾和戴国芳同样获刑五年的原副总张锦清，在铁本公司有参股，有消息称他申报的债权达300万元。
    据了解，这些人被招进铁本公司，都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他们所申报债权的依据，是戴国芳当年的口头承诺，以及据此立下的个人字据。武进区法院在今年8月初向有关人士送交了文书，称“工资付清，(申报债权不予确认”。
    本报记者同时了解到，尽管在钢铁产业摔倒，但原铁本人仍留恋于此。顾志玉2004年离开铁本之后，一直在干老本行，目前在江苏省江阴市的一家钢铁企业担任总经理助理；戴国芳目前在做矿粉生意谋生，而戴永芳、戴国元等人也都没有离开钢铁行业，分别从事铸造或销售工作。


    支线航空繁荣之谜:地方政府为何纷纷亏本办航空
    过去这一年间，各地纷纷成立“自己的”航空公司。不赚钱的支线航空为何能欣欣向荣？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地方政府与航空公司各取所需，是撬动这个“非市场化”市场的两股力量。航空公司“额外”所得
    一出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迎面便可以看到机场外几根柱子上的伊春市“避暑胜地”的形象广告，而旅游业如今也成为伊春市的第一大支柱产业，是长期以农业和木材加工业为主要利润来源的伊春市新的增长点。
    不过，要进入这个避暑胜地，如果不坐飞机，可要花一番工夫。从哈尔滨到伊春，走公路要六七个小时，火车也要耗时7小时17分钟，而如果坐飞机，则只需要40分钟。这正是伊春市要建立支线机场、包租飞机的动力所在——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发展旅游，都需要便利的交通。
    由于资金有限，航空需求尚小，伊春市没能获得拥有一家自己的航空公司的机会，但河北、河南、天津等省市，则既有资金又有实力，吸引了一批批航空公司争相求合作。根据记者的统计，在短短的近一年间，已经有昆明航空、天津航空、成都航空、河南航空、河北航空、首都航空纷纷以地方名称成立，而这些航空公司大多是由现成的航空公司更名甚至变更股东结构而来，这其中有的获得了当地政府真金白银的注资，有的则是希望通过更名获得更多的实惠。
    “天津航空成立后，得到的将不仅仅是天津市政府的注资，还可能是更多政策性的支持，比如享受政府给予的税收、机场起降费、地服费以及土地资源等方面的多项优惠。在机场协调、空管以及政府信用担保方面也可获得支持，显然海航在未来获得的待遇，远比更名的代价要大得多。”民航局一位官员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分析道。
    不过，上述民航局的官员也指出，在几年前民航局一度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国内航空业，

    成立民营航空的时期，的确有些企业不是真的想从事民航运输业，而是希望通过航空这块牌照谋取更大的利益，“毕竟卖机票不如卖房子赚钱。”
    一度成为深航实际控制人的李泽源就是一个例子。在通过鲲鹏航空与河南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去年2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4.24,0.13,3.16%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与鲲鹏航空有限公司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也在郑州签订，工行河南省分行将向鲲鹏航空公司意向性提供100亿元的融资支持。而在去年年底鲲鹏航空要更名时，深圳航空置业河南分公司也正式成立，注册资金100万元的河南航空港置业也面世。地方政府的“大账本”
    金融危机后，民航局一度收紧新设立航空公司的审批，而这也使地方政府联姻现有航空公司的热情有增无减。据记者了解，目前大连、内蒙古、安徽等地也都有意向与国内航空公司合作，建立地方航空运输企业。
    一位航空业内人士指出，由于航空运输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地方航空公司建立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远超过公司能否盈利的考虑。而地方政府投资一家航空公司，主要是希望这家航空公司能够多开辟从当地始发的航线，如果这家航空公司是全国性的公司，这就涉及到与其全国布局的博弈。而如果不能在这一航空公司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在之后的具体运作中，还是很难改变航空公司在全国整体运作中的航线布局。
    不过，在此前航空公司与地方政府的联姻中，地方政府还很难拥有绝对的控股权，这样的惯例，在两个月前被打破。
    今年6月29日，重组东北航空而来的河北航空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这家“河北人自己的航空公司”由河北省旗下的冀中能源控股。
    “中小航空公司与地方政府合作，自然可以通过地方的支持减少一些经营上的风险，但作为航空企业，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赚钱问题，更重要的是安全。”航空法专家张起淮律师昨天对记者指出。


    东方微点将向瑞星索赔诉讼：3年损失3000万
    “终于还了我们清白，”8月30日，电话那头东方微点创始人兼总裁刘旭对《IT时报》记者感叹道，为了这一天，他等待了6年的时间。就在几天前，东方微点冤案的炮制者，原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于兵被北京市一中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徇私枉法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虽然于兵被判，但整个事件并未完结。据记者了解，东方微点将会向陷害自己的瑞星提起诉讼，索赔经济损失。无辜被迫害入狱11个月之久的东方微点副总田亚葵正在申请国家赔偿。除了这些事件，更引人深思的是，于兵案会不会再发生？科技创新的保护机制是否健全？
    另外三家行贿者仍不明
    今年2月4日，检方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罪对于兵提起公诉，于兵案首次庭审。根据检方的控诉，于兵涉案金额1400多万元，被指受贿一共4笔，行贿者是4家网络公司，其中仅收受瑞星公司一家贿赂就高达420余万元。首次庭审并未完全对外开放，众多媒体记者的旁听要求被拒绝，连蒙冤入狱的田亚葵也未能旁听。除了瑞星，另外三家向于兵行贿的公司一直是个谜。
    即使到了8月20日此案判决，谜底仍未揭开。法院认定，检察机关指控的贪污、受贿和徇私枉法3项罪名，根据案件事实均已成立。起诉书中，瑞星公司行贿420万余元，名列第一项。但是其他三家公司的名字，外界仍无从得知。8月30日，刘旭接受《IT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仍未拿到案件的判决书。对于其他三家行贿公司，他也不清楚。
    另外三家行贿公司是谁，于兵是否会对判决结果不服而上诉？记者致电审理此案的北京市一中院法官关芳，她以记者不是案件相关当事人为由，拒绝了采访要求。东方微点将向瑞星索赔
    “拿到判决书后，我们将根据判决书中的内容跟律师进行商量，对瑞星提起索赔诉讼，”刘旭对《IT时报》记者表示。至于索赔金额，刘旭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索赔金额不小。”由于于兵和瑞星的陷害，东方微点错失多年商机，遭受了惨痛的损失。“我们的主动防御软

    件原本打算2005年上市销售，但于兵不让我们上市，3年时间，损失估计3000万元左右。”刘旭说道。刘旭还告诉记者，于兵案宣判后，曾被陷害入狱的田亚葵也将申请国家赔偿，“检察院这些天正在办理。”另有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于兵案宣判后，2008年被检方批捕的瑞星常务副总赵四章的案件极有可能在9月份审理。创新保护力度应加强
    “这是个典型案例，反映出目前对科技创新的保护机制不够完善、力度不够”，刘旭认为于兵案很具有警示意义。刘旭表示，科技创新产品的上市必然会对原有的市场格局造成冲击。如果有好的创新保护机制，相关企业会投入更多的研发力量，研发出更好的产品，形成市场良性竞争的格局。“如果不加大保护力度，卑鄙的企业就会采取卑鄙的手法，打击科技创新企业。国家强调的科技创新是立国之本，也就成了一句空口号”，刘旭说道。原国家863信息安全技术发展战略研究专家组成员、原国信办信息安全专家陈拂晓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于兵案是遏制科技创新企业的标志性案件，“这是腐败、权钱交易，根本没有考虑到国家利益。我们目前在自主创新的保护上有缺陷，而且是很大的缺陷”。近年来，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已被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相应政策密集出台。我国相继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及其60条配套政策等。陈拂晓表示：“微点公司的遭遇一直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在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当下，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怎样的创新环境？”在和自主创新紧密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我国有着诸多法律，比如《专利法》、《著作权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但是这些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如发生自主创新成果上市过程被无端阻挠时，应该向哪个机构举报、申诉和如何举报、申诉等。也许，是到了出台一部专门推动和保护原始创新为目的的《自主创新法》的时候了。东方微点与瑞星的恩怨
    刘旭原本是瑞星前任总裁，后离职创立东方微点公司，并创立了“监控并举、动态防护”主动防御体系，这与当时的软件杀毒思路完全不同。孰料这引起了国内最大杀毒厂商瑞星的

    极大恐慌，生怕微点新产品的上市会改变市场格局，对自己的利益造成冲击，瑞星于是决定给东方微点“背后捅一刀”。
    于是，瑞星向时任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长的于兵行贿，制造假案，称东方微点故意传播计算机病毒，并以此为由刑拘了东方微点副总经理田亚葵。随后，网监处以东方微点涉案为由，给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验中心发公函，要求其对微点主动防御软件不予检测，从而达到阻止微点主动防御软件上市的目的。直到2008年于兵东窗事发，东方微点的主动防御产品获批上市销售，但此时市场先机已丧失殆尽。

    王老吉被指营销太过陷困境盈利模式缺乏创新
    【分析】王老吉何时才能“不上火”？
    如果过于“迷信营销制胜”，便不免危险。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持续创新”，之前的底子也无法支撑未来更多的考验。
    【中国企业家网】持续创新能改变王老吉的命运吗？
    眼下，又一个商业神话光芒渐失。它就是著名的红罐王老吉。过去几年，这个南方特有的凉茶产品，在中国市场几乎做到了家喻户晓。你肯定还记得“上火就喝王老吉”那个大红大紫的广告，也多半见过那些身着红衣、短裙穿梭于酒店餐馆的王老吉促销小姐，也想必对汶川地震后加多宝公司宣布捐款一亿元印象深刻，包括网上突然出现的“封杀王老吉”帖子。
    没错，这几乎是360度整合营销的最佳案例，也是王老吉缔造“速度奇迹”的关键，一直被许多本土企业学习效仿。
    然而2009年，红罐王老吉的年销售量却首次出现下滑，减少了10%。于是，很多人又开始指责王老吉营销太过，导致了现在的困局。
    其实，王老吉的营销，尤其在执行力和四两拨千斤的创意上确实可圈可点。如果没有早

    年的“营销凶猛”，王老吉至今还将默默无闻。然而，王老吉的问题在于，这些年来，它并没有在弥补其他短板上有所建树。如果过于“迷信营销制胜”，便不免危险了。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持续创新”，之前的底子也无法支撑未来更多的考验。
    王老吉有几大明显的短板。首当其冲的是品牌问题。同为“王老吉”品牌，红罐装和绿色软包装分属不同的企业经营，这是品牌管理的大忌。但自从2007年《中国企业家》爆出这一问题后，至今，没有解决这一矛盾。其次，王老吉关注营销较多，盈利模式却缺乏创新。之前王老吉的成功，与其销售区域的扩大、分渠道的密集布点关系紧密。如今，不再是跑马圈地的时代，而要较量产品、渠道及营销模式的创新。在这些方面，王老吉用力不够。偶然因素，是让王老吉大伤元气的夏枯草事件。对于食品饮料企业来说，类似的情况是他们最大的噩梦。虽然现在夏枯草已被“正名”，但王老吉已经“上火”了。但可以想象，如果王老吉能加大“创新”，可以逐渐减小这件事的负面影响。
    持续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力。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些老牌饮料企业，都在持续创新，以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中国企业，也应该把路走的稳一点、长一点，而忌讳过快而涉险。不过，王老吉的问题似乎还多了一个，便是加多宝和王老吉品牌的关系问题(即第一大问题。只要这个问题存在，便很难彻底解决王老吉的难题。
    我国12年查出官员经济问题金额逾20亿

    据审计署总审计师孙宝厚介绍，1998年至2010年10月，审计机关在经济责任审计中查出领导干部个人经济问题金额20多亿元，各级党委和干部管理、纪检监察部门参考审计结果，对4%的问题人员给予了免职、降职、降级、撤职和其他处分或责任追究，其中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7200人。
    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一种经常性审计，可以发现和纠正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避免问题的扩展和蔓延，帮助被审计单位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从而清除腐败赖以滋生的土壤，遏制腐败行为。但是，有专家认为，在现行干部管理体制、相对集中的权力运行模式以及政府审计模式下，审计结果的运用难免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从而影响审计反腐作用的发挥。同时，受审计力量不足的限制，审计结果用于考核干部的作用有限。
    对此，专家建议，可对当前的审计体制作出部分制度创新，将揭露营私舞弊纳入到政府

    审计的目标，同时建立审计问责体系在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中，一场意义重大的独特“战役”渐入佳境。近日，《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施行———这意味着审计反腐进入了制度化的新阶段。近年来，不少高官因腐败问题纷纷落马，引起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同时，将贪官拉下马的利器———经济责任审计，在反腐败方面的作用也备受瞩目。
    对此，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表示，经济责任审计在反腐败斗争中具有独特作用，审计结果也将作为考核、任免、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经济审计清除腐败滋生土壤
    据了解，审计在反腐中的运用由来已久，尤其是跟踪审计，一度被誉为是对政府投资领域反腐的“贴身防守”。
    尽管跟踪审计有此美誉，但在一段时间里，政府投资项目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据某地审计部门负责人介绍，在竣工决算审计中，由于审计人员看不到项目招投标、施工以及设备材料进出、工程安装等具体过程，只能将有关签证单、验收单、进货单等本应作为审计对象的东西作为审计依据，“这本身就意味着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幕后交易的默认”。但现在，记者了解到，很多地方的跟踪审计已由过去定期不定期的审计，发展到“驻场审计”。有审计部门工作人员认为，这种类似于体育比赛中“贴身防守”般的审计模式，使审计监督覆盖了从工程招投标、合同签订、设计、变更、设备材料的进出、隐蔽工程，直到工程款支付的全过程。
    “审计在反腐倡廉中有着重大的作用。”长期从事审计反腐研究的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朱星文说，“审计监督是法定性、经常性、连续性的监督，任何法定应接受审计的单位、组织及其负责人，无论是否存在违法、违纪、违规行为，无论有无群众举报，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同时，审计工作是一种经济监督工作，通过审计活动可以揭露出被审单位及其领导的欺诈、贪污、侵占等腐败行为，早期的审计以„查错揭弊‟为主要目标，正是发挥审计反腐功能的重要表现。而且，将审计结果运用于反腐有利于降低预防和查处腐败的成本。”
    审计署法制司的有关负责人也指出，在审计监督过程中，审计机关可以有效地检查和评估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使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使得必要、稀缺和不可替代的公共性资源得到合理、高效的配置。同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公共权力的滥用，促进公共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科学、规范、高效地行使。
    审计署总审计师孙宝厚在解读《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时介绍，1998年至2010年10月，审计机关在经济责任审计中查出领导干部个人经济问题金额20多亿元，各级党委和干部管理、纪检监察部门参考审计结果，对4%的问题人员给予了免职、降职、降级、撤职和其他处分或责任追究，其中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7200人。刘家义则进一步指出，经济责任审计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是独特的。更重要的是，经

    济责任审计是一种经常性审计，可以发现和纠正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避免问题的扩展和蔓延，帮助被审计单位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从而清除腐败赖以滋生的土壤，遏制腐败行为。
    审计反腐仍存权力制约难题
    在此次颁布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有一系列为人们所赞赏的亮点，包括：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干部管理监督的相关要求运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将其作为考核、任免、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应当归入被审计领导干部本人档案”。
    同时，规定还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领导，建立由纪检、组织、审计、监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参加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
    根据规定，经济责任审计对象包括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正职领导干部或者主持工作一年以上的副职领导干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的正职领导干部或者主持工作一年以上的副职领导干部；上级领导干部兼任部门、单位的正职领导干部，且不实际履行经济责任时，实际负责本部门、本单位常务工作的副职领导干部。刘家义认为，新规定最大的突破，“毫无疑问是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制度化”。有业内人士认为，此次审计新规的出台，就像曾经的“审计风暴”一样，让人们感到振奋，但其背后所面临的困难也需要正视。
    “在现行干部管理体制、相对集中的权力运行模式以及政府审计模式下，审计结果的运用难免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从而影响审计反腐作用的发挥。”朱星文说，虽然规定为了消除行政级别对审计的不利影响，提出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但联席会议的常设机构还只是一个“办公室”，且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为同级审计机关的副职领导或者同职级领导，其权威性还是大打折扣。“而且，省部级官员所负责的经济工作的经济决策复杂多变，审计人员受专业技术条件的限制，要对其经济决策的正确与否作出恰当的评判也决非易事”。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也认为，“不少财务人员和高官的关系非常亲密，个别高官本身就有一个自己可以控制的财务人员，所以很可能会出现做假账的现象。对于高级别官员的审计来说，个人贪腐和群体贪腐都有可能，审计省级干部的难度也同样存在报假、袒护的现象，这样就很难发现更深的问题”。
    除对省部级官员的审计存在难度外，朱星文还认为，审计结果用于干部考核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受审计力量不足的限制，经济责任审计的覆盖面有限，以现有的审计队伍要对所有纳入经济责任审计范围的干部实施一年一度或两年一度，甚至三年一度的经济责任审计都是不

    现实的，由此造成审计结果用于考核干部的作用有限。”朱星文说，此外，现实中经济责任审计绝大多数都是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等到审计结果出来，干部早已离任或履新职，这样审计结果就失去了考察任命干部的意义。审计反腐需引入问责机制
    据了解，我国现行的审计模式是以政府审计制度为核心，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需的经费，应列入财政预算，由本级人民政府予以保证。这些特征决定了我国政府审计属于行政型审计模式，其独立性和权威性容易遭到质疑。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行政审计的大前提下，此次审计新规在实施中能否最大限度突破行政部门以及行政权力的制衡，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要真正限制行政长官财政„一支笔‟的作用，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监督体系。”林喆说。“通常认为，最有效的审计体制是从行政模式向立法模式的转变，然而，受我国管理体制的制约，我国审计体制的根本变革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朱星文认为，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对当前的审计体制作出部分制度创新。
    “审计法规定，我国政府审计目标是监督和评价被审计单位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虽然国家审计目标中对合法性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为揭露被审单位负责人、经营者的贪污舞弊行为指明了方向，但由于只是停留于审计行为、结果是否合法，因而造成在合法形势下掩盖的贪污舞弊等腐败不能被有效地揭露。因此，应将揭露营私舞弊纳入到政府审计的目标中去，将揭露管理舞弊纳入到注册会计师的财务报表审计目标中去，以此构建起审计反腐目标体系。”朱星文说。
    此外，朱星文还认为，在建设责任政府的当下，建立问责机制体系显得更为紧迫。欲使行政问责有足够的威慑力，必须建立多元化问责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当前审计对腐败案件查处不力，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审计问责机制。审计机关是行政机关，只是查明问题、指明原因、限期纠正。对于怎么整改，是不是问责，审计机关管不了。不把行政问责引入审计，审计风暴也将是只纸老虎。
    对将行政问责引入审计的问题，也有专家建议，在相关的审计报告规范制度中，应进一步明确，对于存在违法、违纪的被审单位的审计报告，应将报送范围扩大到纪检、监察等行使监督权的部门，对触犯刑律的应移交给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样才能达到通过审计打击贪污舞弊等腐败行为的目的。
    一名地方审计部门的负责人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在完善责任追究制度时，还需要明确审计项目质量负责制，如果在已经审计过的项目中发现问题，应对该审计项目质量进行重新评估，分析有无工作不到位、不廉洁等行为引起的质量问题，发现问题要追究相关人员失职、渎职责任。此外，可以考虑完善聘请中介机构参与审计的各项制度，“聘请中介机构参与审计，是解决审计机关力量不足和专业人员不够的补充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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