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的政治制度

一段时间里，在政治上，匈奴确实是中华民族的祸害。周厉王讨伐匈奴未见成功，饮恨归西。他的儿子幽王，不思进取，为博红颜一笑，国灭身亡。

平王东迁，王室衰败，郑割周麦导致了周王朝我尊严的最后一战。堡垒通常是在内部攻破的，无论周公先前是多么缜密。周天子率几个听话的弱小诸侯伐郑，战争的结果的败了，至此王室一蹶不振。

战国末期，井田制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没有人才，生长在蜜罐里的王族子孙，又怎能力挽狂澜？王室衰败的同时，拱卫中央的诸侯，同样颓废，周公一手安排的礼乐征伐已经由士大夫说了算。一时间，“三家分晋”、“田代齐姜”、“三桓”类出，分封、宗法、礼乐等制度，一时间成为笑谈。然而，这样衰弱的社会能够在半死不活中延续500年，说礼乐制度的功劳，也不为过。

作为偏远、异性的秦楚却强大了，他们的蛮夷、荒漠反而使他们受礼乐的羁绊较少。秦是赢姓，先祖为商朝旧臣，周朝后，因为马养得好，被封到偏远的大西北，牵强只能算个子爵。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平王东迁，周王朝放弃了世代凭藉的岐山之地；秦穆公励精图治灭掉西戎十二国，几代下来俨然和中原大国平起平座。商鞅变法，取消世袭，奖励军功，废除井田制，实行县制等等，剑剑直指中原国家信奉的三大制度。商鞅个人结果并不完美，但其创造的制度却得以在秦国延续。

地处偏远，尝是一件坏事。他们摆脱礼教的束缚，大举贤才。五张羊皮换取的奴隶，成为他们的宰相；被魏国抛弃的囚奴，确成为赢姓兴盛的主角；商鞅在秦国变法等等使秦国赢到最后。

言归正传

秦国统一后实行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为什么在之前没有这样的提法呢？这是人口的增加和势力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在齐桓公称霸时，动用的兵力不过上万人；晋文公征伐鼎盛时期也不过保留着十几万人的军队。战国后期，铁器的广泛使用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社会发展迅速。还是以战争规模为例：长平之战，白起活埋40万赵国军，王翦灭楚参战部队规模为70万人，2000年后的二战又有几个国家能有这么多的兵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周王朝不算是君主专制，光靠仁义道德的影响力还达不到；它更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因为周王对诸侯国的领导力，充其量也只是契约。秦始皇的政治制度，完全是以按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思想设计的，但秦始皇并未抛弃前朝的一切。

首先他强调一切唯我独尊，创造了“皇帝”这个词来修饰自己，强调君权神授的同时，更是凸显皇权至上。屈原要是生活在此，就不会有那么多“朕”了，因为这时候“朕”已是皇帝的专利；先前贵族用玉刻章的习惯已经改变；秦王规定：只有皇帝一人才能称“朕”，皇帝的命令陈“制”或“诏”，李斯用他秀美的小篆在和氏璧上刻下“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成为秦始皇的玉玺。避讳文化在中国诞生；评论前王功过得失的谥号由此中断。秦始皇创造出使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的制度，有人怀疑这种飞跃，是不是一种极端个人、及其膨胀的贵族政治的延伸？他沿袭了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皇权世袭权利不可转移，皇权至上不可僭越，皇帝独尊。

君主专制

秦始皇统治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他一人独揽。虽然实行郡县制，县令、县长的任命，都是他说了算，更不要说中央以及各郡官员。秦亲身经历军事一统，军权的重要性，他自然知道。看到分封制下诸侯国拥有军队的隐患，“销天下之兵于咸阳，铸同人十二”，不仅不允许地方有军队，包括兵器也进行管制，只有秦王才能调动部队，包括主管军事的太尉也不例外。阳陵虎符“甲兵之符，右才皇帝，左才阳陵”，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将法家的治国理念，发挥的淋漓尽致。

秦国在战国官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由皇权为中心的中央政权组织。在中央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三个最高官官职。丞相作为百官之首，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是副丞相，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并负责监察百官；太尉，负责管理全国军务，因为秦始皇牢牢把握君权，所以当时这一职位是虚设的。丞相下面是诸卿，到汉代完善为九卿，大致为：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太仆，掌舆马；廷尉，掌刑辟，典客，掌诸归义蛮夷；宗正，掌亲属；治粟内史，掌谷货；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给养。这些官员全部有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负责，之间又彼此配合，相互牵制。通过九卿的职责来看，是家国不分的，以家为国，化国为家，照料皇帝私人生活的人，同时也是管理国家事务的官员。有人说这是君主专制或独裁，曾有外国人形容希特勒的独裁为“秦始皇”。

然而在专制中，又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来进行缓冲。秦朝对于军政大事的决策，一般先由丞相、御史大夫和诸卿进行朝议，然后由皇帝进行裁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个人的失误。这样的制度下，所谓的丞相不过是一个大管家，就算这样，皇帝也毫不放松对丞相的警惕。

威武秦朝

光有一套官僚制度是不够的，为巩固国家统一，秦朝颁布了通行全国的秦律。统一度量衡为秦铜量、秦铜权，统一货币为秦半两；车同轨；统一使用官方文字小篆。

他们修建了以都城咸阳为中心，通达各地的驿道，道路宽敞、平整，两边种植树木，即有利战争补给有有利于皇帝巡游，然而归根到底是对统治政权的巩固。

为开疆拓土转播王化，秦始皇命屠睢、赵佗率50万大军南征百越。为了战争能有效补给，开通了连接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世界上古老的运河——灵渠。经过两次战争，秦帝国收录桂林、象郡为版图，为了保持稳定，进军岭南的将士就地安家，内地移民不断迁入，修建驿道，发展生产，在帝国扩张的同时，也促进了岭南的发展。赵佗就是后来的南越王。

为解决北方匈奴危害，秦始皇命大奖蒙恬带兵30万，却匈奴千里，夺取河套平原，使匈奴“民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随即秦始皇又开启了他的建筑大手笔，征集军民修筑长城，这是一个多么夸张的想象，就像人们修建房前的篱笆。或许这仅仅是阻断“亡秦者，胡也”筮验，但他不失为强大的军事屏障，平息了外族对华夏和秦帝国的干扰。

解决了南北问题后，秦国的道路又修到了福建和云贵。于是效法上古贤王，秦始皇巡游、封禅，表现了帝国的夸耀，最终死在路上。

郡县制

郡县在秦之前的战国已经出现，当时的诸侯们为保卫边疆，将边远地区不进行分封，由诸侯直接控制，秦武公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县。在秦帝国之初，高层对继续实施分封，还是实行郡县制，进行了激烈地争论。丞相王建议秦始皇在居秦较远的燕齐楚，设置诸侯国，以便于镇守，李斯用周朝为例，指出分封并不能解决同姓诸侯相互侵伐的问题。秦始皇最终采用了李斯的建议，实行郡县制。

李斯的师父是荀子，被李斯害死的韩非也师从荀子。虽然历史上把荀子划归儒家，但李斯和韩非子都是法家人物，而法家思想与道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偏重于唯物和功用。毛主席曾说：“孔孟是代表封建贵族的儒，荀子是代表封建士大夫的儒”。法家最大的优点就是简单实用。

秦始皇把全国分为36郡，后来随着不断开疆拓土，最后大40余个。郡仿照中央的三公设置，郡内设郡守、郡尉、郡监；郡守负责全郡工作，受中央政府节制，定期向丞相汇报工作，对下督责所属各县；郡尉负责郡内的军事；郡监负责监察工作。一郡下设几个县，一万户人口以上的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叫县令，一万以下的叫县长。县长下面可设县丞和县尉，同样是负责全部工作和负责军事、治安。县令、县长以上人员的任免都直接由秦始皇来决定，上级官员每年对下级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职务升降的依据。

秦国县的下面是乡，到现在都没有变。乡这层机构设有：三老，有秩，啬夫，游教。乡三老不算官吏，由民间有威望的人担任。有秩、啬夫管司法和赋税征收。游教管治安。乡的下面是里，“四户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五里为乡”，里正就只能有一个了。“上头千根钱，下面一根针”里正除了做乡里面所有的事外，还有组织生产的人物。到这里，全国从上到下的机构脉络就清楚了。所以对户口的统计，税赋徭役的征派，就很难有漏网之鱼，再配合保甲连坐制度，统治机器可谓“固若金汤”。

帝国还有一个横向的统治机构，就是停。在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络上，秦始皇又安排十里一亭，负责捕盗、停留旅客等事物。后来的刘邦起初就是亭长出身。

以法家思想治国，对君主个人素质要求是很高的。一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身为九五之尊秦始皇在晚年不免需要享乐，追求自我，幻想长生。丞相的权利趁机扩张，胡亥出现了，赵高指鹿为马也就顺理成章。

意义

秦朝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为历代王朝所沿用，并且不断加强和完善。它对地方政权的有效管控，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它把每户人家，每个角落都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中，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秦始皇这一创举被历代所推崇，而王朝的短命是不是和这种制度有关呢？近代文人鲁迅称制度很完美，王朝短命于此无关。但在极端君权至上的框架内，皇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就会劳民伤财，造成民怨沸腾；皇帝昏庸，可能会造成决策失误、民不聊生、皇权旁落。而秦始皇的个性，又造就了他不能面对失败甚至死亡，在继承人包括制度的选择上，没有做好准备，或是根本没有去准备，唯我独尊，长子扶苏被其安排到边疆修长城，一旦这个庞然大物垮塌，后果就不会按部就班了。这所谓“太刚易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