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 从守时开始

　　诚信已经成为一个人们普遍关心和质疑问题。如何做到诚信，大多数人提出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党员干部要成为“诚信风尚的引导者”。还有人从更广义的角度提出了要建立社会诚信体系。这些都是切中时蔽的建设性的意见。在笔者看来，最重要还是要从点滴做起，特别是要从树立牢固时间观念，即从守时开始做起。

　　在大量的社会生活中，不守时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8点开会9点到，10点开始作报告”曾是普遍的现象。2012年底，中共政治局发出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这种现象已大为改观，但开会迟到3、5分钟，1刻钟，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等领导仍是惯例。还有一种不守时的现象是，有的人在开会时，不按规定的时间发言，天花乱坠，一开口就收不住，完全不看别人的接受程度甚至是忍耐程度，自己越讲越兴奋，别人越听越烦躁。甚至听者饿得肚皮靠背他（她）还在讲、还要讲。在社会交往中，6点半约定吃饭7点到，边聊边等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一般是越是关键的人物，越是最后出场，似乎谁最后出场谁就最有分量。在旅游过程中，在集合地点等人，在汽车上等那么几个人也是普遍现象。不守时背后的东西也许十分复杂，不守时的确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

　　鲁迅先生说过：“无端地浪费他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马克思说：“时间的节约和分配是首要的经济规律。”1981年底在深圳蛇口工业区微波山下出现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识牌，曾被认为是“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现在人们对时间重要性的认识，从理论到实践应当说没有什么争议，但不守时却仍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同样是在五星红旗的照耀下，香港、澳门和经济特区人的时间观念就非常强。

　　守时是一种起码的信用，守时是一种起码的自律，守时是对他人起码的尊重，守时是有效开展工作的起点。不守时是一种信用缺失，不守时是一种傲慢，不守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盗窃，不守时有时有可能会招致全局的失败。在工作中，我们有时就需要像电影《南征北战》中的那种“5分钟到达摩天岭”紧迫感和生死感。

　　不守时现象的大量存在，是因为不守时的成本太低，有时可以说没有成本，不守时有时还能得到额外的利益。在社交场合，“迟到了，罚酒3杯”似乎也是惯例，这对一个喜欢喝酒乃至嗜酒如命的酒鬼来说，可谓正中下怀。至于领导迟到，既给同志们留下了领导公务繁忙的印象，又体现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实际上，他所浪费的时间绝不是区区的几分钟，而是几分钟乘以到会人数的积数，而对于他来说，可以说一种生命的延长。

　　守时仅是做好工作的起点，但绝不是工作本身。譬如说开会，与会人员的准时出席仅是开端。会议各项程序的有效开展，每个人讲话的不超时和充分利用，这也是一种守时。包括“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明显也是浪费时间的废话，讲话就要直截了当，紧扣主题，提纲挈领，抓住主干，突出重点，特别是体现自己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等创新之处更要加强表达力，象邓小平同志所说：“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开会时，还有一种浪费时间的现象就是讲重复的话、讲套话、讲空话，在发放了会议材料的情况下，依然照本宣科地念讲话稿。笔者提倡讲，反对读，在守时的情况下，讲话要有重点，要有特点，要有个性的语言，要有给人深刻印象的几句话，要给人留下一点有回味和启示的东西。工作会议就要讲清工作布置、工作要领；学术会议就要讲清学术观点和学术价值。最忌完成任务式的念稿，先捧后读再扯更不可取。

　　还需要指出的是，充分地利用时间，也是守时的一种表现。譬如开会，要求每人讲8分钟，结果你只用了5分钟，还美其名曰把时间留给其他同志，这也不可取，这也是一种不守时，甚至可以说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对于教师来说，45分钟一节课，你只上了35分钟，就吊在那里，至少是一种不成熟，有时可能会被认定为教学事故。对于一个求职者来说，如果给你3分钟的个人陈述时间，结果你只用了1分钟，一般会给面试官留下不好的印象：不能充分地掌握和利用时间，不能充分地展示自己，甚至可能被认为是蔑视面试官。在战场上，有时候时间就是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来争取的，守时和战争的胜负直接相关，一个通讯兵曾大声对现场指挥官喊：首长，请你直入主题，通讯线路的畅通是用战士的生命保证的。对于危重病人、交通事故的重伤者来说，争取时间就是争取生命的希望。对单位领导来说，作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可以适当多讲，建议在讲话前给自己设定一个讲话的时间区间，比如说30到40分钟，但千万不能把短会开成了长会。因此，守时，不仅仅是指守住时间的某个节点，也是指守住时间的某个区间，这是个人诚信的起点，也是社会诚信的基本行为规范。

　　如何做到守时，笔者提供3个情境，讲一些个人的看法。

　　情境一：据报载，某县领导到某镇去参加现场会，结果书记、镇长由于临时处理问题耽误了时间，迟到了！这下可拂了县领导的面子，县领导依据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关规定，当机立断，要求书记、镇长每人罚款5万元。后来，罚款是交了，但却是从公家的账户上支出的。这则案例引起了人们多方面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对待我们工作中的不守时现象。对工作中的不守时，我们绝不能用经济处罚来一罚了之，象这种从公家账户支付罚款的做法是被人普遍诟病的，罚也要罚之有据，罚之有理，不能因为面子受损就自由裁量，关键是弄清原因，摸清情况，采取适当的处理方式。要多从工作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情境二：笔者曾到某乡镇去进行社会调查，碰到该乡镇的宣传委员向我大叹苦经：县里的效能办到镇里来作绩效检查，首先是看他们在不在自己的办公室，而对于他们这些在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来说，工作的所有时间都呆在办公室，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样做也是肯定要出问题的，他认为，当然，上班时间也不能不干公务，而去忙和工作无关的事。我认为，这位基层工作的同志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进行有效的绩效考核，如何有效衡量工作时间，什么叫在岗，是一个狭义的概念，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我想，在这里，似乎也可以引入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就是绩效管理部门只规定公务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不能干什么，而不规定他们在工作时间具体做什么，在规定的条款上只列举一些上班时间不可以干的事，如上班时间不允许聊天，上班时间不允许玩游戏，上班时间不得处理私人事务等等，列举的内容应带有普遍性，不能笼统地规定上班不得从事与公务无关的事情。至于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上班做什么，那是各部门自己的内部事务，每位工作人员的具体工作任务和职责，各个单位年初是要和他们的工作人员签定目标责任书的。作为绩效管理的部门只要检查“负面清单”的落实情况就可以了。

　　情境三：某市的效能监察部门采取明查暗访的形式进行效能管理，结果记错了门牌号，张冠李戴地发出了警示通报，被通报的单位一头雾水，因为他们单位根本就没有这间办公室。被通报单位在和监察部门沟通过程中，也不要求监察部门更正错误，至于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之类压根儿连提都有不敢提：今天自己没有事，谁能保证明天就一定自己没有事呢？提了监察部门的意见，那还了得，说不准会被查出点什么事，而且当地现在具体执行监察职能的都是党委、政府的强势部门，他们本身在政府效能监察中专门行使监察的职能，而本身不是被监察的对象。这就是人们经常拷问的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共产党是执政党，首先必须搞好党内的监督，这就要首先发挥好5年1次的党代会的作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要充分发挥党代表的监察作用，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要积极工作，发挥比人大代表更大的作用，充分地运用自身监督的资源和手段，搞好自身的监督，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打铁还须自身硬”。同时，要充分地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真正地体现人民的诉求和心声，人大代表的监督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外部监督，要逐步减少人大代表中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人大代表要逐步实行常任化。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其他各种外部监督资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