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黄州突围

──读《苏东坡传》有感

近来无事，偶拾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尤对东坡先生隅居黄州一段感触颇深。在林语堂先生的笔下，苏东坡在黄州条件虽略微艰苦，但精神和身心无疑都是十分之愉悦，醉卧雪堂，锄做东坡，于临皋亭远眺，于黄泥坂闲步。虽没有风花雪月的风流倜傥，却是有独卧高堂的闲情逸志。然而，在我看来，东坡先生在黄州的境遇，虽不致凄风苦雨，恐怕也没有这般清闲惬意。

自庙堂至江湖，苏东坡完成了一次角色的转变，然而这次的转型，似乎并不曾遂了东坡先生的愿。也许有人会讲，乌台案发，他本是一代文豪，朝廷大员，一下子到了黄州这般境遇，又怎会遂愿呢。但在东坡先生声名鼎盛之时，却也不止一次表达了对乡野生活的向往，在杭州，东坡写下“我本糜鹿性，谅非伏辕姿。闻声自决骤，那复受絷维。”由此观之，东坡先生对黄州生活即便谈不上喜爱，但也并不应抗拒。

事实却远非如此，在去往黄州的路途中，东坡先生的心情就一直处于低落茫然之中，既有死里逃生后对生命的思考，还有对黄州生活信心的不足。而在林语堂先生的笔下，东坡先生的黄州生活却可以说是无忧无虑，也许，是林语堂先生过于喜爱东坡的诗词，由《前后赤壁赋》、《赤壁怀古》看开去，苏东坡在黄州的精神状态无疑十分良好，但显而易见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而在《记承天寺夜游》中，东坡先生的自嘲意味就十分明显，他将自己称为闲人，看似闲暇的背后却别有一番深意。自嘲固然是一种旷达，但自嘲的背后，确是对现实的不满和深深的无力感。我相信，在东坡先生自诩为闲人的背后，无疑是“一把辛酸泪”。

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也写到，“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由此观之，东坡先生在黄州的诗文，也许都带有一丝无奈后的自嘲。

而在《苏东坡传》里，林语堂先生也提到，东坡于黄州练习瑜伽，修行佛道，修身养性，追求精神的解脱，语堂先生也写道:“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

但这并不足以证明，苏轼在黄州的境遇让他变得心无旁骛，修身养性，反之，甚至可以说是通过修佛、瑜伽来追求内心的解脱。

余秋雨先生则认为，苏轼在历经了黄州的艰苦生活后，突破了自我，完成了文学史上的大突围。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也不尽然，既然苏东坡“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但看看黄州生涯结束后的苏轼，浪迹琼崖，晚年平复，还是经历着大喜大悲的生活。

在海南，他也有郁郁不乐转而苦中作乐，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又在琼崖完成了新的突围。所以，我认为，苏轼在黄州的所作所为，是习惯后的平静，是守得云开见月明，是于平静中发现美。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完全成熟，二者有重合与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相同。到了海南，东坡依旧经历了一遍新的洗礼。

所以，苏轼突围了黄州的平淡与艰辛，却没有于黄州突破了真正的自我。自始至终，也许苏轼就不是安于田居之人，以他的气魄，胸怀天下才是他一生之所牵挂。所谓的闲适，所谓的突破，都不过是一颗赤忱之心向生活的无奈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