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观念之发展意志

　　【摘要】：文章拟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人本观念”的观点进行初步分析和借鉴，而提出“发展意志”的人本概念，认为“发展意志”更富有“以人为本”的理论指导意义，即发展始终是人类孜孜不倦的理想追求，也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人本观念；生存意志；权利意志；发展意志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08(2007)0510171-02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特别是“人本观念”的思想无论是对过去，还是对现在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极可能影响到将来。其中，叔本华与尼采是“人本观念”思想的杰出代表，也是唯意志主义者的典型，他们“公开举起反理性主义旗帜，主张哲学注意力的核心应从外界转向人的真正内心世界，注重人的生命，人的情感和本能冲动，把这些东西作为人最本质的东西”，据此探索人和世界的真正本性。但叔本华与尼采的思想却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志趋向。

　　叔本华提出了“生存意志”并把它视为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意志就是欲望，“世界是我的意志”，而且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一种欲望得到满足，另一种欲望就会出现，所以人永远处在欲望不能满足之中。这仿佛就是说人是因为欲望而生存的，没有了欲望，生存就毫无意义了；而有了欲望，又在痛苦中追求欲望的满足。叔本华的观念显然带有悲观主义人生观的烙印，或者说是极端的消极主义。但尼采走了与之相反的极端，而提出了“权力意志”从而引申出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的“超人哲学”。在尼采看来，人就是自己的上帝，超人就是拥有最多权力意志的人。这种乐观非常相信个人力量的伟大，以致忽阅了人不可能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与法律道德基础而任意执行自己的意志，也忽阅了不可能不遵循各种客观规律与主观规律而胡意乱来。希特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他执意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使他得到“超人”的荣誉，而是让他遗臭万年。

　　叔本华与尼采的两种观点虽然有很大的消极与局限性，但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人不能没有欲望，欲望也不能无限扩散与膨胀；人不能每个欲望都实现，也不能平均用力地去实现自己全部的欲望。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中的一曲《好了歌》正好道破此天机：这说明，人不能去刻意地与永久地去追求功名、金钱、爱情与亲情，否则地话，就只有像叔本华观点那样：“在痛苦之中追求，在追求之中痛苦”了。人最伟大的追求不是痛苦地追求，而是快乐的追求。功名、金钱、爱情与亲情这些都不是高级追求，而是基本追求或者是可选可不选的追求，是不可能给人带来长久的快乐与实现自己伟大的价值的。人应该主要追求最有价值、最有核心内涵、也最令人快乐的东西。因此，笔者认为人的本质问题是发展问题，而不断地促进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断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的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就是这种“东西”的集中体现，但它不同于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因为“超人哲学”并未考虑集体主义的作用与发展以及个人对社会的两面作用，也没有考虑到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制约作用，而忽略掉个人最大的快乐与价值是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与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要实现个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必须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个人发展越快越好，就越能实现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实现人的发展，就要在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不断地推进人发展的个性化与现代化，也就是不断地展现与发挥个人独特的能力、个性与魅力，不断地推进人的现代意识，现代知识与现代技能。因此注重社会等客观因素对人的发展在各个方面的关注与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在管理与心理方面，著名的梅奥“霍桑实验”就表明人是社会人，非常注重人的内心与情感，这对推动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美国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对人的发展提出了层次性目标。他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④。显然，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是发展意志的低级阶段，但却是必不可少的阶段，情感与归属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则是发展意志的高级阶段。其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即“人希望越变越完美的欲望，人要实现他所能实现的一切欲望”。而且这种“欲望”必须与社会发展，企业效益等方面相结合，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所以一般企业家都知道，人力资源是促进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最决定性的因素”。

　　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写出了著名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他在文中表明：“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仅是军力与经济力的对比，而是人心与人力的对比，军力与经济力要靠人去支撑的”，“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充分体现了人在军事方面的主体作用，而人在军事方面的主体作用是否明显，取决人的发展程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思想、知识、政治觉悟程度以及其他方面已经不同于五四运动以前，更不同于晚清政府时期。因为人民已经在不断实践锻炼之中，思想逐步地开放，更加接受先进的科学，知识也逐步得到丰富发展，政治觉悟日益提高，从而为有效的抵抗日军的进攻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力基础。世界发展到今天，已经过高度发展的人对军事作用更加明显，因为掌握了先进军事技术的人比一件高级军事武器设备更难为可贵。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死之人数明显少于伊拉克士兵，但美军即使伤亡一个人都将对美国军事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注重人的发展无疑是推动军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

　　在教育方面，老师培养与教育学生，不仅要注重学生德、智、体方面的发展，而且要注重学生个性与人格方面的发展；不仅要注重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协调发展，而且要注重学生思想与价值理念方面的发展，即注重与培养学生的发展应该是老师教学的核心目的，所以老师应该采取正确方法和手段充分实现学生的发展，国家也更应该建立和逐步完善一切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教育机制。其实，在本人看来，“发展”观念业已成为教育教学的核心理念。

　　在科学界，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霍金的“黑洞理论”，这不仅只是体现了物理科学的发展，也更是个人知识能力、思想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牛顿、爱因斯坦、霍金是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人物，他们完成了在科学理论上的继承与发展，为人类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科学技术是靠人来完成的，所以关注每个科学人才的发展，才能使科学技术在发展中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

　　“发展意志”不仅注重社会等客观因素对人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注重个人对自己发展的作用。为什么同时代的人，有些人能成为伟大或知名的人物，而有些人却无所事事，一生平淡呢？笔者认为，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之一就是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展自己，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当然，自己的发展又必须以适应历史，政治与社会的需要以及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这是不同于尼采的“超人哲学”的。与此同时，人本身是有缺陷的，是不完美的，所以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和积极发扬自己的优点获得个人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人往往不能完全认识自己的缺陷与优点，常常需要别人的指正与建议。这样就容易产生两个局限，一是当别人批评时候，某人可能承受不了而激烈反抗，这反而导某人缺陷越陷越深；二是缺点与优点有时候是模糊的，此时的优点到一定时候反成了缺点，在一定场合人们以为是缺点，而在另一场合却被认为是优点了。所以这种途径具有实施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对个人发展的推动也带来了局限性。因此，本人认为要高效地实现人的自身发展，则需要有一个实现自身发展的个人标准。这个标准可用“是否有利于自己身心的健康与生命的安全，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知识的增长与能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自己思维的提高与思想的进步”即“三个有利于”来恒量。第一个“有利于”是发展意志的前提与基础，就是要使自己身体健康强壮与心理人格完善；第二个“有利于”是发展意志的核心，就是要使自己知识广博、各方面的能力得到充分地发展；第三个“有利于”是发展意志的灵魂，就是要使自己有活跃的思维与高尚的道德情操，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三者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即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

　　同时，要做到“三个有利于”，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意志力，做到“一个中心”、“三个保持”。即坚持以提高知识与能力的中心，保持前进正确的方向，保持优秀先进的思想，保持奋发图强的精神。“一个中心”是根本，“三个保持”是灵魂、保证和动力，是实现自主、自觉、自控和成就自身发展的强大武器。其核心在于保持自我，不迷失本性与方向；其关键在于不断取得知识和思想的进步；其本质在于实现自我改造，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创新自我。因此，只有坚持“三个保持”的思想，才能在错杂纷繁的社会环境中辨清是非，分清方向，才能在遭遇无数困能为挫折时重新崛起，不断奋斗，才能在取得暂时成功面前居安思危，继续向前。而且要做到“三个保持”，眼光必须更加远大，心胸必须更加宽广，思维必须更加活跃，从而真正地做到了“三个有利于”，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到尼采的“权力意志”，都是比较片面的，极端的，我个人认为“发展意志”才比较折中、更为全面些。在当今社会，“发展意志”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也不是为了权力而发展，更不是为了生存而发展，而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统一而发展，是为了使每一个人都能“人尽其才，各尽其能，人在其位，各得其所”，都能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发展意志”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又强调社会等客观条件对人的发展，还强调个人主观努力促进自身发展，特别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后者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车铭洲主编：《现代西方思潮概论》，教育社会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 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4] 肖更正，刘安民主编：《管理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毛泽东：《论持久战》，节选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后殖民理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如何消解西方的文化霸权和强势地位，改变东西方文化方面不平等的现状，实现两者的平等交流和共处。后殖民学者主张通过杂合的翻译策略来消解西方的霸权，使东方从边缘化中走出来，实现二者的平等。在翻译中，‘杂合’最早是由霍米?巴巴提出来的。巴巴在其代表性的著作《文化的定位》之中，提出了“杂合”这一概念。他指出“‘杂合’这一概念中所蕴含的‘第三空间’有着很重要的文化意义，只有在这一空间中，我们才能摆脱二元对立的政治，使‘自者’和‘他者’实现融合”。[6](P209)

　　作为一个立志通过自己的写作和翻译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跨文化学者，林语堂在翻译策略上的选择与后殖民理论所主张的‘杂合’策略不谋而合。以《浮生六记》为例，林语堂的这一译本,直译、意译、音译、注释、省略等多种手法都得到了适当的运用,在文化差异性的处理上,异化和归化兼而有之。林语堂这样做是由他自己的道理的。一方面如果要弘扬中国的文化，使西方认识真实的中国，译者在翻译中就必须尽量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原文和原语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要使译文能够进入译语读者的视野，引起其兴趣，就必须考虑这些读者的接受能力。过度的异化只会阻碍译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从而影响中国文化的传播。总之，单纯的归化会使原语文化颜色尽失，而单纯的异化又会影响译文的接收和阅读，从而影响文化的交流。这样，‘杂合’的策略成了翻译中实现文化交流的最佳策略。施建伟在其所作的《林语堂传》一书中，曾提到赛珍珠约稿林语堂时的想法，“赛珍珠要找中国人用英文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要求作者既能真实袒露中国文化的优根和劣根揭示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核，又要在技巧上具有适合西方读者口味的那种幽默风格和轻松笔调。”[7](P350) 事实证明，作为文化交流推动者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只有像林语堂那样采用后殖民主义研究所主张的‘杂合’的翻译策略，才能更好地完成翻译所要承载的历史使命。

　　四、 结语

　　林语堂的翻译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后殖民主义研究和林氏翻译相结合的角度看待翻译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归化与异化的对立，采用‘杂合’的翻译策略。既要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的特质，又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两种文化的良性交流和平等交流。

　　参考文献:

　　[1] Robinson, Douglas. Translation and Empire [M]. Manchester, UK: St. Jerome, 1997.

　　[2] 万平近.林语堂评传[Ｍ].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3] 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 沈复.林语堂译《浮生六记》[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5] 褚东伟. 作家与译家的统一：对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英文原著”的个案研究[J]. 开封大学学报，2005，（4）：70.

　　[6]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7] 施建伟.林语堂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