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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传承与文化消费的引导】怎样引导文化传承与发展
【经典传承与文化消费的引导】怎样引导文化传承与发展

梅新林、葛永海以《经典“代读”的文化缺失与公共知识空间的重建》为题提出经典“代读”这一概念，对《百家讲坛》这种文化经典解读形式进行了把脉，认为这标志着传统的经典阅读与传授方式的重大变化：一是在对象上，由知识阶层转向大众群体；二是在空间上，由教育场所转向媒体空间；三是在方式上，由讲―读互动转向单向传授（《中国社会科学》20XX年第2期）。该文指出,虽然在人类文化传播从口授时代、印刷时代迈入电子时代时，经典“代读”既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与阶段，同时又综合了三个传播时代的各自优势，但《百家讲坛》的经典“代读”却存在世俗化、趋同化、泡沫化的倾向。这就是《百家讲坛》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中媒体文化策略运用的失当，进一步导致了其文化角色定位的偏移，因而常常出现角色越位现象。“《百家讲坛》从内容到形式不断进行调整。在内容上，舍弃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偏重于人文科学，在人文科学中又偏重于历史文化层面的经典名著；在形式上，由开始模仿大学论坛的常规形式逐步走向表演化，甚至带有书场说书的特征，这是媒体为迎合大众口味而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结果，是媒体在收视率指挥棒下，急于获得社会认可而不得不做出的巨大让步。”也就是说，《百家讲坛》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博弈中，已不知不觉地向经济效益倾斜，社会效益被迫退居次要地位。《百家讲坛》的成功，不过是收视率的暴升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因此，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不但迫切需要从角色越位回归本位，而且应具有更高的自我定位。在这个基础上，该文进一步地要求媒体在引导文化消费中不能仅是迎合，还应该加以引领，即正确地引导文化消费。这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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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确地引导文化消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引导人们消费真正的文化经典，一是引导人们正确的消费文化经典。

一、引导人们消费真正优秀的文化经典。在文化消费中，引导人们正确的消费文化经典就是在消费主体的文化需要满足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认识和消费优秀的文化经典。俄国伟大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曾经指出当时俄国读书界缺乏对文学的要求，“在好书和坏书被同样贪婪地阅读，古利扬诺夫君的《歌手们》和普希金的诗博得同样成功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只是对读书的爱好，却不是对文学的要求”在文艺消费这种鱼龙混杂的情况下，别林斯基认为文艺批评的目的“不仅追求科学的成功，并且还追求教育的成功。”（《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26页。）不可否认，即使具有丰富文化修养的消费主体，也难免在文艺消费中对一些美的形态存在偏爱倾向，即所谓“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99页）。欧阳修喜欢诗人李白而不喜欢诗人杜甫，说李白“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而王安石喜欢杜甫不喜欢李白，说杜甫“兼人所独专“，而“白之诗歌，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作家莎士比亚在本・琼生看来，是“时代的灵魂”、“戏剧元勋”，“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而在伏尔泰看来，其作品不过是“烂醉的野人凭空想像的产物”。歌德非常讨厌作家雨果，特别是他的《巴黎圣母院》，说他在这部文艺作品中“描绘了一些最丑恶不堪的事物……没有什么书能比这部小说更可恶了……何况这部书是完全违反自然本性，毫不真实的”；而托尔斯泰却对雨果大为称赏，说他“不愧是个大师”，说他的作品“传达出把人们引向团结和兄弟般情谊的感情”。这种偏爱在文艺消费活动中只要不发展为偏见，就不仅应该允许它的存在，而且还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文艺消费的这种偏爱不等于文艺欣赏的恶趣。所谓文艺欣赏的恶趣，是指不是从艺术美的欣赏出发去欣赏文艺作品，而是从某种功利的心理需要出发去欣赏文艺作品，甚至到文艺作品中寻求某种心理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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