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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文4篇(可供参考)

时间:2019-12-20 01:41:26    下载该word文档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4

【篇一】

我属“80后”,先生也是,我们都是老师。我们的父辈都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两家家境相当,父亲是老师,母亲是农民。这样的家庭在农村算得上是书香门第,精神食粮相比普通人要充裕得多,但经济收入常常令人难以启齿,生活过得十分艰难。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我与先生参加工作后,都是盈亏自负,没有“外援”。成家后,亦如此,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将之前各自的收入合并到一起,以期将这不多的工资高效利用起来。

那时,我们都在离县城较远的学校里上班,工资极低,每月只有几百元。成家生小孩后,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刚开始,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只能蜗居在学校。所居之处是学校一个偏僻的角落,两间房,不足二十平方米。房屋外,伫立着一棵黄桷树,两三人合抱那么粗,有上百年的历史,枝繁叶茂地覆盖在我们居住的房屋上,让屋内终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我想拥有一套属于我们的房子,这种渴望越来越强烈。

2003年,我们开始实施住房公积金缴存。市财政局规定,单位必须按时上交住房公积金,否则要追责。我们很幸运,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因为单位交纳了住房公积金,我们就可以用住房公积金进行购房按揭了,利息比商贷低了许多,这在无形中给我们减轻了许多压力。于是,我与先生开始筹划在县城里买房。

2006年,根据国家出台的教师调资政策,我与先生的工资都涨了。我们凑够了首付,加上住房公积金贷款,终于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心中乐开了花。

接下来的日子是艰苦的,为了还贷款,我们省吃俭用。但是在此期间,国家又为老师上调了几次工资,我们的贷款压力越来越小,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后来,我调到了另一所学校,赶上国家再次加大力度提高老师的待遇,除了基本工资,还给老师发放绩效工资。短短一年时间里,我们的工资翻了一倍多。老师的地位也在无形中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受人们尊重。

我们工作的环境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国家为老师出资修建了学校住宿,环境优美怡人。教室里安装了多媒体,老师使用上了现代化教学设备。课余时间,我与同事在校园中的林间小道上散步谈心,在宽阔的运动场上纵横驰骋。

2012年,我来到先前工作的那所学校,差点认不出来。我曾经居住的偏僻角落早已不见踪迹,有的只是一幢幢崭新的教学楼和住宿楼。唯一不变的是校园中心那幢有近百年历史的挂着五角星的两层高的大楼,它依然矗立在那里,但已被翻新,白墙青瓦,古香古色,别有一番风致。我不得不感叹,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了。

想起父辈那一代的老师,生活极其窘迫,微薄的工资甚至难以交纳儿女的学费,为了生活,只能半工半农。至于居住环境,能有遮风避雨的地方就行,根本不敢有过多的要求。再看我们现在,工资呈几何级数增长,孩子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费用也全免,衣食住行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呢?

国之大计,教育为本。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也在无形中改写着我们这一代老师的命运。生逢其时,苦尽甘来,作为一名老师,我为自己能生活在一个日益重视教育的国度而自豪,也期望与祖国同成长,共进步!

【篇二】

夜深人静时,我常会点亮母亲的那盏灯,聆听火焰哔哔剥剥的微音,一如听着亲人的细语。

那天,下起了细雨,乡村提前降下了夜色。我站在泥土垒成的屋子木门边,眺望旷野。母亲离家已经三天了。每个夜晚,我总是站在大门前,望向那条通往远方的路,盼着那盏灯火的出现。母亲是村子里唯一经常提灯走夜路的人。

那是半个多世纪前,乡村缺医少药,十里八乡才有一家诊所。加之交通不便,村上人家贫穷,人们有个伤风头疼什么的,就只能在床上躺着,依靠自身的抵抗力挺过去。妇女生孩子,也只能在家里,那是“儿奔生,娘奔死”的过程。母亲用她自学的助产术为乡亲们服务,一生中接生了婴儿无数,全都母子平安,创造出了她的人生奇迹。

一次偶然发生的事,让母亲成了乡村接生婆。在她30岁那年,日本鬼子“扫荡”进村,乡亲们躲进了茂密的芦苇荡。因受到惊吓,加之用力奔跑,邻居家的姐妹即将生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母亲自告奋勇助产接生,孕妇顺利产下了一对双胞胎。打那以后,左邻右舍有人家媳妇临产了就请母亲去帮忙,母亲成了方圆数里唯一的乡村接生婆。

在乡村,助产是件艰难的事。尤其在水乡,村民住地分散,出门都是小田埂连着独木桥的路,母亲裹一双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可以想见其艰难。然而即使是风雪交加的夜晚,有人家媳妇临产了上门求助,母亲也总是毫不迟疑,提着一盏油灯,踏着泥泞小道,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产妇家。

这一次,母亲外出助产接生,一去就是三天。我去上学,走过金家庄时,村上人家正庆贺喜得男丁,准备举行新生儿“洗澡礼”。走在老巷上,听得婶婶们议论:“大喜啊,生了个大胖小子。”“是啊,多亏了接生婆,母子得平安。”

在那个年代,乡村里不通电,都用油灯照明。多少个夜晚,我一觉醒来,还能看到母亲挑着豆粒大的油灯,聚精会神地绣虎头鞋。红色的鞋面,金色丝线绣成的虎头图案,栩栩如生。在新生儿的“洗澡礼”上,母亲总会送上她亲手做的虎头鞋。婴儿穿上了这鞋,美好的祝福洋溢了一屋子。

多年后,仍时常见母亲精心擦拭、轻轻抚摸那盏油灯。母亲说,赶走了侵略者,成立了新中国,我们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70年来,家乡巨变,村上办起了合作医疗,建起了乡镇卫生院。现如今,乡村人家生孩子,都进了市里的三甲医院,医疗保障有了极大提高。时代变了,母亲老了,不用再做乡村接生婆了。

一天,镇卫生院派人把母亲接走,请她给医护人员上了一堂课。母亲的提灯作为历史的见证物,高高地悬挂在会场讲台的正中央。

思念母亲,便会想起那盏灯。我常常想,在寂寞的长夜里,有一盏明灯在,就不会迷路。

【篇三】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为了回家过年,数以亿计的人几乎同时涌向车站、码头和机场。不畏饥寒,不怕劳累,只求能尽快赶到千里之外的故乡,与家人吃上除夕团圆饭。中国人过年——我们俗称的“春运”,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20世纪70年代,我从四川入伍来到云南怒江,80年代初在昆明工作,每年都要回老家内江过年,与父母、兄弟姐妹团圆。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在云南打工、工作、参军的四川人有百万之多,不难想象火车票的紧俏程度。买票是一件大事,每年离过年还有一个月,就得着手设法购买车票,排长队、熬通宵、托关系、搭人情,使出浑身解数。大多数时候是买不到卧铺票的,得坐20多个小时的硬座,要是连硬座都没有,就得买站票上车。有时连站票都买不到,只好混进站台,从车窗翻进车厢,冬天寒冷,衣物臃肿,还背着大包小包的土特产,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返程时,从内江返回昆明,先得坐汽车从内江到成都,成渝公路常常堵车,近200公里的路要走一天。为啥不坐飞机?坐飞机一是贵,二是要有身份,部队要团以上干部才能批准。那些年月常叹言:回家团圆真好,回家的路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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