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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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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答姜启渭先生

宋则行

姜启谓先生在贵刊1997年第2、3、4期连续发表大作三篇（以下简称《之
一》、《之二》、《之三》）对我在贵刊1996年第5期发表的《对“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再认识》一文和其他主张只有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时间的同志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深受启发。其实，所谓“否定论者”，如同“肯定论者”一样，所提出的论据和理由是各式各样的，并不协调一致，下面仅对姜先生对拙文的观点所提出的意见，作一答复。
一、分歧的关键所在
拙文的基本论点是，《资本论》第一卷提出的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生
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商品价值量的论述，即所谓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供求一致”，即商品的生产量符合该商品需求量为前提的。正因为这样，与《资本论》第三卷在引入市场竞争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时提出的“价值是由当时社会平均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1〕的论述（即所谓第二种含义）是一致的，不是两种不同的含义；只是一个按单位商品考察，一个按商品生产总量考察，而两者的一个共同前提是商品供求一致。论据之一：马克思认为，尽管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但为了对各种现象要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

就必须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假定供求一致，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内在规律，“才纯粹地实现。”〔2〕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考察商品和货币以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暂时舍象市场竞争，假定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即在商品的供求量一致的前提下论述价值的决定的〔3〕，这是论据之二。
姜先生对我提出的这些论据是否正确，似乎没有作正面的回答。只是在《之
二》中说：“政治经济学在研究价值本质时，为什么说要假定供求一致呢？这是因为单个商品是总产品的样品。只有总产品的供求一致，单个商品的使用价值才能摆脱它的量的变动的干扰。但是单个商品价值的前提本身，还是某种使用价值的质，而不涉及其量，不涉及其供求一致。”〔4〕政治经济学研究价值本质，包括研究价值量的决定，而单位商品的价值量的决定，难道只涉及使用价值的质，而不涉及使用价值的量吗？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当时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社会正常生产条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以一定的生产量及其平均来说的，怎么不涉及使用价值的“量”呢？既然“单个商品是总产品的样品”，单位商品的价值的决定怎能不涉及使用价值的量，不涉及“供求一致”呢？何况假定商品按价值出售本身就是以使用价值的供求一致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商品的生产量以符合社会需求量为界限，在这个界限内确定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从而确定单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怎么能说与供求一致无关呢？
与此相联系，姜先生指责拙文对马克思所说的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也以供
求一致为前提的论点是“张冠李戴”。因为“单个商品价值形成的物质前提是商品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具有使用价值，没有使用价值量的规定，而总量商品的价值决定的物质前提是：它们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总量，是具有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5〕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姜先生引了《资本论》第三卷这样一段话：“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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