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新方向—胡庚申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评介

摘要：在继翻译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生态学—构建与诠释》的问世，为学界提供了研究翻译的新方法，引导着翻译发展的新方向—生态转向。该书总结了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历程，重点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的初始发展，以及生态翻译的“三层次”：译学、译论、译本，并对生态翻译学的应用研究进行了描述。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三层次”；生态转向

一、引言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Eco-Translatology-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以下简称为《构与释》）是由胡庚申教授所著，并且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成果，于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胡庚申教授曾作《涉外语言策略技巧》、《跨文化/国际交流语用研究》、《翻译适应选择论》等十余部专著，是国内外享负盛名的学者，为中国的外语研究、教学以及翻译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构与释》作为胡教授另一本著作《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续，由方梦之与许钧两位教授为其立序。“本书主要对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做了全景式的描述与诠释，进一步完善了理论范畴的建构，拓展了方法论，开启了生态范式的翻译研究。”中国生态翻译学研究从无到有，到不断发展，方兴未艾已经走过十年时间，方梦之言说《构与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生态翻译学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又可视为一部生态翻译研究范式的宣言书。”（胡庚申，2013： vii）。作为中国学者“从无到有地构建一个全新的翻译理论体系”，“胡庚申教授能做到这一点，表明了他具有一种‘开发本土学术资源’的定力和拓荒创新的功力。”（胡庚申，2013：xiii)。而《构与释》无疑是生态翻译学领域和我国译学理论研究中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

二、内容简介

《构与释》主要由八章构成，全景式地讲述了生态翻译学的产生发展、核心精髓。对生态翻译学走过的十年之路进行了深刻的总结。

绪论探讨“生态翻译学的名与实”，对生态翻译学进行了综观性的描述。翻译学既是一门探讨翻译理论的科学，又是研究翻译艺术的学问。胡庚申指出，作为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生态翻译学借助翻译生态与自然系统的同构隐喻，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是一项系统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相关作用、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致力于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做出符合生态理性的综观和描述。绪论从翻译学、生态学、生态翻译学，以及生态翻译学的术语系统和研究综观几个方面粗略地描绘了生态翻译学得概貌和基本轮廓。

第一章列述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探索的基础以及持续的发展。生态翻译学起步探索于2001年，立论奠基于2003年，倡学整合于2006年，全面拓展于2009年。迄今发展已逾十年时光。胡庚申指出，生态翻译学的发生和发展，既有全球因素，又有中国因素；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内部因素；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同时生态翻译学得发生和发展，也是一种社会需要，一种文化需要，一种学术需要，一种翻译学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的需要。生态翻译学在新世纪之初应运而生，既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本章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的三个基础和前提：（1）体现人类认知路径的“关联序链”；（2）体现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两个系统特征的类似与同构；（3）体现“翻译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从最初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到之后发展成为完整的生态翻译学，生态翻译学已经向着“论”/“学”贯通、“学”/“论”一体的道路发展，同时其发展离不开学界的持续关注和致力研究。如今，生态翻译学在不断扎实地进步、茁壮成长。诚如译界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有理由相信，生态翻译学研究必将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得到更多翻译界同行的认同，必将在翻译理论与实践领域开创一片崭新天地。”（刘云红、许钧，2011：56）

第二章聚焦于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与视角。生态翻译学在中国学者提出之前是“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胡庚申在该章中将生态翻译学的独到之处展现出来。前半部分集中阐释了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解读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归纳出了生态翻译学的生态理性，其核心理念为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的伦理原则。对于翻译伦理问题，国内外一些学者，如Anthony Pym，Lawrence Venuti, Andrew Chesterman,孙致礼等，都已有一些研究。但是，生态翻译学的伦理研究是基于这些前人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所提出的新视角、新观点， 为翻译伦理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天地。后半部分梳理了生态翻译学的其他研究焦点和学术视点。概述了生态翻译学已有的研究，与此同时，也呼吁学者更加注重应用研究以及如“事后追惩”这样的理论视点研究。

生态翻译学针对的是“三生”主题，所研究的是“三者”关系，所采用的技术路线是宏观“译学”、中观“译论”、微观“译本”的“三层次”研究。接下来的三章重点阐述生态翻译学“三层次”的内容，功能及各层次之间如何贯通协调。

第三章是对生态翻译学的宏观译学研究，即翻译生态体系的研究。长久以来，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综合语言学、文化学、哲学等人文社科知识的综合性研究，在对有着复合系统的翻译学研究时，人们要既要进行复杂的思维研究，也要考虑到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也不论是关于译学体系结构的“图示”还是描述，或者是“纯理”/应用学科之分等的译学架构研究都尚且缺乏一个明确的、统一的理念作为“统领”，缺乏“顶层设计”，但是生态翻译学以生态学关注的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统一的整体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以生态视角出发，无形中对译学体系的建构就有了一致的理念和相对统一的基准，为克服译学体系建构方面“顶层设计”的某些不足提供了一种可能，为解决长久以来译学界理论上缺乏协调标准，实践上很难避免“各自为政”，相互脱节的问题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因此，在宏观的生态理念关注下，胡庚申构建了生态翻译学整体的翻译生态体系，阐述了翻译管理生态系统、翻译市场生态系统、翻译教育生态系统、翻译本体生态系统，以及外围生态环境依托的结构和功能；对翻译生态体系中的核心——翻译本体生态系统的相关学科研究进行了“科际”综观和整合。该章还涉及一些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鲜有涉及的领域，如“翻译管理”、“翻译市场”等，这些都是翻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

第四章转而探讨翻译“三层次”研究中的中观译论研究，即翻译本体理论研究。在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研究中，系统的翻译本体理论可谓是宏观译学体系研究之下的“中观”研究。在中观的翻译本体理论研究中，生态翻译学致力于认识翻译本质、描述翻译过程、明确翻译原则、彰显翻译主体、厘定翻译标准、回归“译有所为”。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简约地描述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翻译行为即译者的适应与译者的选择；解析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交替循环的翻译过程；彰显“译者中心”的翻译行为理念与“译者责任”的翻译伦理原则；回归到“译者生存”/“强者长存”、特别是“译有所为”的原始动机。阐释与解读了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何为译”、“为何译”、“译为何”、“如何译”，以及“谁在译”的翻译本体理论问题。

第五章是翻译“三层次”研究中的微观译本研究，即生态翻译例释研究。翻译学就是一门及理论与实践为一体的学科。正如Peter Newmark所言：“提供这些实例的用意，一是解释、证明和支持我的‘理论’；二是引起讨论，征求相同的或不同的意见，并期望达成某种和解—如果不是共识的话。”（Newmark，1991：5），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系统是可以描述翻译现象，解释翻译行为，指导翻译实践的，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该章通过译例的应用，还原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系统功能，研究了生态翻译学中的“多维”转换，“掏空”再现，环境“补建”，原生态“依归”，自然化“仿生”以及生态翻译理念的文本“干涉”。

第六章将研究重点转向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应用与研究。正所谓理论的源泉在于实践，理论的价值也是通过实践体现出来。因此，随着生态翻译学不断深入发展，各类理论应用的研究逐年增多，不少应用研究已不满足于简单地搬用生态学的某一原理、再加上一两个翻译例子来进行研究了；众多学者已经开始探讨生态翻译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理念深化研究等问题，如在文学翻译、哲学社科翻译、应用翻译、翻译教学、口译，再到进一步的翻译史/译论史、翻译批评、译学方法论、翻译伦理等的不用翻译领域的理论应用研究。本章第二部分针对生态翻译学能揭示或解释翻译研究中的哪些现象和问题进行研究和解析。胡庚申在该章中对翻译界长期热议的几个问题如可译性、复译、翻译策略选择、风格翻译及翻译翻译研究“转向”等问题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进行解读。

第七章为本书终章，在以下三个方面对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做出概括论述：一是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方向，如“三层次”的研究格局、“三大”学术追求等等；二是讲述生态翻译研究和发展对当代单翻译研究提供的启示，如从哲学理据角度看，译论的哲学基础由局部适用向普遍适用过渡，由单一取向向整体取向演变。从研究重点角度看，翻译研究由长期强调文本到彰显译者、重视翻译生态环境的整体转变，从“原文中心”和“译文中心”向与“译者中心”的“共生共进”平衡发展过渡等多个新兴研究视角。总结来说，生态翻译学研究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代翻译理论的研究，开始出现了向学理的普遍性、学科的整合性、视野的全景性等方向转变；三是正视生态翻译学存在的不足，随着学科的发展，人的观念的不断更新，要不断地完善生态翻译学，使其不论从外在还是本质上都更加的丰满。

三、简评

翻译学是一门跨学科性的人文学科综合性研究学科，从语言学、文化学、交际学、哲学等学科层面对翻译的研究使翻译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是，在九十年代后期，国际译学界出现了相对冷清的迹象。译学研究者们困惑：在“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触礁搁浅时，翻译研究应“转向”何处？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兴奋点”、“生长点”、“拓展点”又在哪里？翻译生态学立足于翻译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无疑为翻译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可谓将翻译研究推向新兴的“生态转向”，成为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兴奋点”、“生长点”。

其次，长久以来，东方人、亚洲人，大都是西方翻译理论的“追随者”、“译介者”、“求证着”和“实践者”。“亚洲的翻译研究总是在西方规范的操纵之下发展的”（孔慧怡、杨承淑，2000：5）。面对如此状况，东方的翻译研究理论如何在国际上立足，在原有基础上突破，是中国学者一直为之努力的。胡庚申创立的生态翻译学，是肇始于中国的，是中国“原生态”的翻译理论研究。其发展为中国翻译学发展赢得了翻译理论话语权。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话语权的回归，为东西方学界的平等对话提供“话题”、创造“条件”，改变”西学东渐”的格局，慢慢向“东学西渐”延伸。

再次，说到具体的翻译问题，胡庚申再三强调“译者责任”和“译者中心”，将译者的地位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生态翻译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是“翻译即适应/选择”，其中离不开译者的重要参与。与Venuti的“译者隐身”的观点不同，生态翻译学注重译者与文本的生态互动，一篇好的译文，离不开译者的努力，同时也强调生态翻译学中的翻译伦理：译者责任。长期以来，翻译市场的研究是学者一直缺失的。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有效地将译者、文本、市场有机生态结合起来，为翻译的发展打开新的大门。

最后，我们要肯定胡庚申教授的生态翻译学弥补了一些翻译理论重视宏观理论，缺乏微观翻译操作的研究的问题，在宏观译学、中观译论的基础之上，突出了微观译本的研究。这为后人进行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范式。但是，胡庚申在阐述微观译本研究时，个人认为缺乏有效指导翻译的具体策略，所列举的示例比较小众，翻译方法的描述有些空洞，不能为现实的具体翻译实践作指导。

参考

[1] Newmark,P. About Translation. Philadelphia/Adelaide:Multilingual Matter Ltd.,1991.

[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 刘云红、许钧. 十年一剑 自溪成“流”—方兴未艾的生态翻译学研究[J]. 生 态翻译学学刊，2011（2）

[4] 孔慧怡、杨承淑. 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