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诸葛亮的形象特征和人生价值

【内容摘要】 小说中的诸葛亮，不但是忠贞的典范，而且是智慧的化身，是实现“民本邦本”、“仁者王道”的重要人物。在人格构建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他一生“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最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留下万世美名。

【关键词】 《三国演义》 诸葛亮 智慧 道德理想 价值

《三国演义》是在长期的民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学巨著，它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龙腾虎跃，风起云涌的时代——三国。它是我国优秀长篇小说中描写人物最多的一部。据统计，有名有姓的共有980人，加上道人，牧童，妇女等共计1100余人。在这些人物中倾注作者感情写得最为成功的要算诸葛亮、曹操、关羽。因此，这三个人物被毛宗岗评为“三绝”（诸葛亮智绝、曹操奸绝、关羽的义绝）。然而，“三绝”之中真正统摄全书的灵魂人物应该是诸葛亮。因此，诸葛亮也成为了小说全力描写的光辉形象。小说1—38回，刘备没有立足之地，是为诸葛亮出山作铺垫，38—104回是诸葛亮对三国公争的观谈，虽然在第104回，诸葛亮死五丈原，但104回—120回也是诸葛亮的余波，在这整个过程中，小说用粗笔勾勒，给我们绘出一伟人的光辉形象，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

熟读《三国演义》，我们可以发现在主要人物中，要算诸葛亮出场最迟。作者写到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即小说三十七回刘备三顾茅庐时，这个隐居的“卧龙”才从草庵中出来，登场与读者见面。然而诸葛亮在出山之前，刘备空有图王霸业之心，却无尺寸可守之地，依朱携、刘恢、公孙瓒，投曹操、袁绍、刘表，均未成其气候，只能在别人羽翼下谋生。而“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出山，刘备是如鱼得水，眼界顿开，可以说是起死回生，宏图大展，蜀国江山，既由诸葛亮开创，也靠诸葛亮辅佐。三国斗争，因有诸葛亮参加而光彩熠熠，诸葛亮也一直处于斗争的漩涡中。诸葛亮逝世之后，姜维九伐中原，继承的是诸葛亮的遗志，无非是六出祁山的翻版。可见作品是以诸葛亮为中心人物而进行构建的，有了诸葛亮，作品才有了主心骨，才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抽去诸葛亮，作品就会一盘散沙，杂乱无章。因此，通过作品所描绘的诸葛亮形象以及作者给予这一形象的评价和分析，我们从中可以获得对作品价值取向的认识，反过来回加深我们对作品人物塑造和对作者情感的理解。

在诸葛亮出场前，作者通过侧面的渲染和烘托，先写司马徽、徐庶的谈论和推荐；再写三顾茅庐，着重写前两次的不遇，借崔州平等人的言论，借卧龙岗的山林景色重重烘托，一位拥有绝世才能的英雄出现在读者面前。就把他的个性、才华表现了出来。

先有颍川名士号“水镜先生”司马徽的荐贤：“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后有徐庶的实地相荐：使君若得其人，可比周得吕望，汉得张良。有经纶济世之才，补完天地之手······”；又说：“某比此人如驽马以并麒麟，寒鸦以配鸾凤······”。在“三顾”中，无论卧龙岗景色，或卧龙岗人物，也无一不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多识广，特别是诸葛亮的“隆中对策”他在这里面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指出刘备斗争目标是先取荆州战略要地，后取益州，以作为统一天下的根据地；主张改革政治，吸收人才，改善同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稳定内部，积蓄力量；在外交方针上结好孙权，可以为援，孤立曹操，形成鼎足之势；在等待有利时机，由荆、益两路出兵，北伐曹魏，“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这种科学的分析和果断决策，反映了当时形势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趋向，规定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它是刘备事业的生命线，诸葛亮在出山以后的实际操作更加显示了诸葛孔明绝伦智慧，未出茅庐先知天下三分；博望用火，初出茅庐便叫曹军丧胆；舌战群儒，使江南名士心怯口讷；赤壁鏖兵，让交战双方悉听调遣；七擒孟获，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而布信义于南蛮；六出祁山，著威望于海内；运筹帷幄，使风流倜傥、威震赤壁的周瑜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让用兵如神，熟谙韬略，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衷心折服：“此天下奇才也！”正如杜甫一首《咏怀古迹》中吟道[1]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菖。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如果说“隆中对策”主要表现了诸葛亮的奇才和智谋的话，那么，激越壮烈的《出师表》，则着重体现了他对刘蜀事业忠贞无二的崇高品质，同时也完成了作者和历史赋予他的人格楷模。

第二，诸葛亮是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人格上的光辉典范，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号为王者师”的优秀楷模；是集知识、道德、政治三位一体的完人典型。他既有儒家的胸怀，又有道家的风范，有法家的谋略，有兵家的智慧，使他成为一个超越个人存在、历史存在的化身，他故以天下为已任的责任意识“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献身精神，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宗教承担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人格楷模。

小说“三顾茅庐”特别是前两次不遇，及张飞、关羽表示对之不屑一顾时，他笑而置之；这就大力渲染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以师礼”纵观诸葛亮与刘备的每一次同时出场，都是并排前行，这就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理想。从政统来说，他们是君臣关系，但从道统来说，他们则是师友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心中的理想境界。

小说第九十一回、九十七回，诸葛亮曾两次向后主上《出师表》，率兵北伐曹魏。当时伐魏的时机已经成熟，“南抚夷越”后稳定了蜀国后方，解除了后顾之忧，为伐魏创造了条件。然而，后主昏庸实为一大不幸，所以诸葛亮上表时实际上“忧不在南人，而忧乃在于后主也”。曾有人问，伐魏伐魏何必临表涕泣？原来，当时蜀国已处于兴衰存亡之际，而后主却在醉生梦死之中，诸葛亮追念，先帝托孤之诚，回顾十常侍之祸，观后主宠黄浩之事，内心焦虑万分；出师之前，不得不向后主切切开导，殷殷叮咛，告诫刘禅“事无大小，悉以咨之”，“亲贤臣远小人”，义正情真，甚于严父慈母，涕泣声中不知含有多少心血；报先帝而忠陛下之心志何等光明磊落。所以，一篇《出师表》，非但发扬讨贼之义，尤其充满了恋主之忠。这次北伐，由于错用马谡，失守街亭，败于司马懿之手。诸葛亮回到汉中，申表自贬三等，恤军爱民，励兵讲武，重整军备，决定再次出师讨贼，当时朝臣多言未可轻动；后主疑虑不决。诸葛亮遂二上《出师表》。这份奏章，看来是力排众议，实际上还是在开导后主，以历史的经验为鉴，反复申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基本国策，指出“不伐贼，王业亦亡”的危险性，强调当机立断，兴师讨贼的迫切性，字里行间倾注了“寝食不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的一片丹心，终于感动了后主和群臣，坚定了他们的意志，统一思想。这是诸葛亮再上出师表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虽知前途难测，但“汉贼不两立”，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像诸葛亮这样，一个人出师前下定“死而后己”的决心，过去是从未有过的，这说明他对失败的可能是有预见的。唯其如此，就更现了他的忠贞不渝，为国献身的伟大精神。正所谓文天祥的《正气歌》曰：“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在出征中，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诸葛亮不仅呕心沥血地指挥着每场战斗，还对军中大小诸事均亲自过问，“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自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主簿杨勇曾批评过他：“某见丞相常自校簿书，窃以为不必。夫为治有本，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这，谓之士大夫。昔两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有不劳乎？”。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众皆垂泪。死前他还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逝世前他在遗表中又恳切祈奉：“臣在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宫，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这种克己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唐代诗人杜甫为他唱出了悲歌：[2]

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可见杜甫称得上是诸葛亮的知音。一代巨星虽陨落，但他的一片丹心，却辉映千古。

第三，诸葛亮也是“贤相”典范。

纵观诸葛亮一生，他既是智慧化身，又是道德的化身，集忠贞、信义、勤勉、坚毅、睿智、机敏于一身，是历代统治者梦寐以求的“贤相”典范。在作者笔下，诸葛亮乃是旷世奇才，他“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3] ”。忘身忧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可谓妇孺咸知，有口皆碑。诸葛亮死后，“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哀声震地”。《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借唐代诗人元稹之诗赞扬道：“拨乱扶危主，殷勤受托孤。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凛凛《出师表》，堂堂八阵图。如公全盛德，应叹古今无” [4]毛宗岗对作者的评价心神领会，并预以归纳：“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千古者奠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人事。七擒孟获，八卦阵图，木牛流马，既已凝神凝鬼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侣中则兼之，是古往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 [5]其毛氏之说意犹未尽，在作者心目中，诸葛亮岂只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简直是做人的楷模，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典范！

我们可以从《三国演义》中解读出诸葛孔明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忠贞的典范。可谓古今第一贤相。然而我们用理性的态度审视一下这个人物，他所追求的人生价值是什么？他实现了其人生价值没有？那么又如何去评价他的一生呢？

应该说，诸葛亮是有明确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在“定三分隆中决策”时，诸葛亮就把“大业可成，汉室可兴”作为奋斗目标，并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的战略思想，并向诸葛均表示：“功成之日，即当归隐。”在北伐曹魏的《出师表》里，更明确地把“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作为自己毕生经营的伟大事业。然而，终其一生，他的事业并没有成功，他的理想化为泡影，他并没有实现自己确立的价值目标。

如果把事业的成功作为衡量价值实现的客观标准，诸葛亮也许是一个失败者。现实曾经给予过他不少成功的机会，他都没利用。在第一次出兵北伐魏进，司马懿已被曹睿削职回家，统师曹军的是未尝临阵的纨绔夏候懋。魏延曾向诸葛亮献策：“夏候懋乃膏粱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这虽是一种军事冒险，但也不失为一个奇策。司马懿便认为：“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的时矣”。但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因为在他看来，这不是“万全之计”。用司马懿的话说就是：“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在四次伐魏时，“诸葛亮夺了祁山形势”，迫魏军兵屯渭滨，曹真病死军中，司马懿斗陈失败，魏方军心动摇，正是取长安图中原的千载良机。而司马懿利用苟安散布流言，诱骗后主招还诸葛亮。诸葛孔明知是佞臣盅惑，且“日后再难得此机会”，却仍免遭“欺主”之嫌而违心地班师回朝，失去了又一次成功的机会。

诸葛亮的行为表明，他并不把事业成功作为主要更不是作为唯一的价值目标，他还有另外的价值追求。不然，他是不应该放弃任何可能实现价值目标的机会的，即使要冒一定的险。从他让刘备三顾茅才肯定出山的举动来看，都可证明他的志向并不完全在事功。徐庶说他“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一人”，司马徽说他“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回百年之张子房”，只能说事功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一部分，另外还包括他的首先人格力量。所以曹睿在临终前才仿效刘备托孤，要司马懿学诸葛亮“谒尽忠诚，至死方休”的榜样。正因如此，诸葛亮才不能用魏延之计而留下轻率用兵的笑柄，也不能搞刘禅之诏而担起欺主的罪名。在事功与道德人格之间，诸葛亮首先选择和尽力维护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这种价值取向带有鲜明的封建社会的时代特征。封建社会是以等级为基础的宗法制度，而封建时代的道德人格正是宗法等级关系的一种表现。每个人只有在宗法等级的金字塔形的阶梯上占据恰如其分的一个位置，才能得到社会肯定；他的事功也是有在适合他的位置和身份的前提下才能受到社会的赞扬。我国自古就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 [6]训诫，道德人格的同时建立了丰功伟绩。至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目标未能实现，并不能证明他的失败，因为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责任者应该是这一集团的最高权力的代表者刘禅而并非是诸葛亮，诸葛亮所承担责任中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并且取得了相当成功，而刘禅的昏庸更反衬了这种成功的不同凡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亮实现了封建社会里由传统价值观念所限制的一个人可能达到的并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最高人生价值。

诸葛亮形象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如赞赏人为实现理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强调人献身于社会事业的崇高责任，主张人在社会规范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等等。它继承了我国劳动人民“自强不息”恪尽职守的传统美德。当然，这种价值取向的历史局限性也十分明显。“诸葛亮一生唯谨慎”，是因为他无法挣脱封建宗法等级的羁绊，历史也没有给他提供超越等级地位而充分施展才干的条件。他所恪守的人格道德价值是以承认等级地位并维护这种地位为前提的，因而不能不限制他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刘备托孤时所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不过是表示他和诸葛亮的肝胆相照，对诸葛亮的推心置腹而已。他完全相信诸葛亮不会冒天下大不韪去破坏等级制度，从而背离自己的价值目标。

历史为诸葛亮的形象提供了出色的活动舞台，也给他涂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三国演义》的作者“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7]他通过塑造具有超人智慧和道德理想的化身诸葛亮的形象所肯定的价值取向具有典型的封建社会的时代特征，同时具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在《三国演义》中，我们既看到了富于道德情感的传统价值理想在艺术园地的动人演出，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这种价值理想在实际生活中必然化作充满遗憾的梦幻，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感叹和感伤。

参考文献：

[1]毛本一百零五回[M]

[2]《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二十一杜甫《蜀相》[M]

[3]《三国志·蜀传·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M]

[4]《三国演义》105回[M]

[5]毛宗岗，《读三国志法》[M]

[6]《左传襄公二十四》[M]

[7]高儒，《百川书志》[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