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所有人都爱杭州

编辑｜郑艳琼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不爱杭州。杭州的山山水水和人文气质使得每一个在此生活过、到往过的人留恋这座城市。

本期内容来自我的小伙伴世相（微信thefair／微博@世相），经授权转载。

世相，倡导有物质基础的精神生活，文章兼顾见识与审美，也许长，但必定值得耐心阅读。

介绍一下世相君：张伟，文艺连萌发起人，微信公众号“世相”。前《博客天下》执行主编，现为《智族GQ》副主编。世相Sayings：

人对人的情感尚且淡漠，为何要有对草木的情感？

我理解的美好关系有两种，一种是陪伴，一种是呼应。陪伴需要完全的无碍、亲密和贴合，呼应则是在恰当距离下的关照，是既不因太近造成威胁和负担，也不因太远而淡漠疏远，恰好成为一种远处的观照，一种可以眺望的稳妥承诺，一种不用触碰的交谈。

如果在灵隐寺停下，到附近的山林中走一走，这种印象会越发深切。其中一条环形散步路线，尤其难得。

从灵隐寺大门的“三竺空蒙”牌坊进去，经过天竺香市、法镜寺，从一个三岔路口上坡，到中法路，过一个小隧洞，经过安缦法云酒店正门，右转，经过杭州佛学院，再右转，沿法云弄到灵隐景区，再一直前行，回到起点。

看看停停，快则一个小时不到，慢则半日工夫，你会感觉身在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里，人间万象，佛土空境，大千自然，都经历了一遍。就这么一条林间小路，都容纳下了。

吃的，住的，看的，高下三等，这条小路上都有。想吃点儿东西，上到法云弄的和茶馆、兰轩，小众到灵隐寺素面馆和中法路口的创意餐厅，简便到路边小店，甚至寺门口的肯德基，各行其便。想安静，佛学院图书馆里看看书，法云舍里打打坐，和茶馆里喝杯茶。想住下来，从天竺香市、白乐桥的各等客栈，到安缦法云，选择也不少。

想访圣，这里是东晋始建的佛国丛林，有十天半月都领略不完的古迹名胜。

只是人境、佛境之外，还有一层自然境，常会被人忽略。身在其中，却难以体会。可能都觉得是自然天成，不用特意把玩，但真正留心，就会对这个地方多一层理解，因此明白了自己贪恋此处的理由。

有了这个念想，自然就会避开人潮汹涌的时段，在清早或者深夜里，再把这条路走一遍。东南中国最美的一条散步路线清早从“三竺空蒙”牌坊后的石板路，经过法镜寺，会看到一片龙井茶园，这堪称一景。隔着一条清溪，透过苍翠的七叶树，大片的圆团状老茶树一丛一丛地从谷地延伸到半山，浸在淡淡的晨岚之中。

上行到中法路，穿过隧洞，又是一景。左侧耸峙的山体上，毛竹、枫香等依山而上，茂密旺盛的枝叶惊涛骇浪般地矗立着，和右侧的大树在弯道上空合拢，将此处封成了一个绿幽幽的洞窟，只有头顶高高地露着一个光亮的洞口。

前行到安缦法云正门，是一景。十数棵高大的七叶古树错落成林，林下小小一道茅亭，古雅静穆。

右转经过杭州佛学院，再右转进法云弄，到安缦的兰轩门口，又是一景。几棵数层楼高的大树，树冠相连，林下空旷的草地上，长着一大片麦冬，一道清澈的溪流沿法云弄向东而下。

顺着法云弄往前，则是十步一景。七叶树、毛竹、古银杏夹道而生，特别是和茶馆一带，大树参天，溪涧清美，别有一种古朴气象。

而这条小路的最精华处，在法云弄的东端，灵隐寺大殿一侧的入口处，冷泉亭一带。因为下游筑坝蓄水的缘故，亭上游的溪水蓄成了一个水潭，不知何故，这一带的碧水有一种罕见的幽寒之色，一层薄薄的白色山岚浮逸其上，两岸间更有一种清润之气充盈其中。水浅处则几乎清不见水，只看到石床上有红鱼绿龟悠游来去。

初夏雨后的早上六七点钟，应该是这个地方最美的时刻之一吧，茂林深谷，清晨的阳光从密密的枝叶间斜穿而下，一束一束清晰可辨。奇妙的是，不知因何种光学原理，岸边一块岩石底下，有一个光轮，一道道光线呈半圆形排列，沿与水面平行的方向环射而出，且一刻不停地摆动着。摆动的光轮与头顶的直射光束交织在一起，加上水面不停荡出的涟漪，让人有一种恍惚之感，如在梦中。苏东坡的办公室回来翻看资料，才知道冷泉亭一带，早就是殊胜处。

唐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农历八月十三，在其杭州刺史的任上，白居易写了一篇《冷泉亭记》。因为不长，可全文照录如下。

“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寻，广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胜概，物无遁形。

春之日，吾爱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导和纳粹，畅人血气。夏之夜，吾爱其泉渟渟，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酲，起人心情。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于床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钓于枕上。矧又潺湲洁沏，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尘，心舌之垢，不待盥涤，见辄除去。潜利阴益，可胜言哉!斯所以最余杭而甲灵隐也。”

有感此地的天地灵气，他把冷泉亭封为杭州乃至整个东南中国的佳景之最。细看此文，他所更看重的，是此地的居住价值而非审美价值。他心里评价山水的标准，不是将其当作一幅画，而是看作一个休憩处。

其后的苏东坡，则把冷泉亭当成了自己的办公室。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西湖了官事》载：“东坡镇余杭……以吏牍自随，至冷泉亭则据案剖决，落笔如风雨，纷争辩讼，谈笑而办。已，乃与僚吏剧饮，薄晚则乘马以归。”

如此不惜早出晚归，长途折腾，也要据此佳景一日，到这儿来批阅公文，算得上苦中求乐吧。用世外山林里的益养之气，去弥补那些鸡零狗碎的人间是非所耗费的心神，再用一醉来了结这劳烦的一天。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是一个生活家。

也正因这样，更让人看清了他的无奈。他其实晚上也想住在这儿，不想回去。“……无情有意两莫测，肯向冷泉亭下相萦回。我在钱唐百六日，山中暂来不暖席。今君欲就灵隐居，葛衣草履随僧蔬。肯与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书中书。”一首《送唐林夫》，毫不避讳。

那时交通不便，从西湖的闹市逃到山里的灵隐，就算是避世了。

明末张岱，在他的《西湖梦寻》里写冷泉亭，提到了苏东坡的不肯回家。“余在西湖，多在湖船作寓，夜夜见湖上之月。而今又避嚣灵隐，夜坐冷泉亭，又夜夜对山中之月，何福消受。余故谓西湖幽赏，无过东坡，亦未免遇夜入城。而深山清寂，皓月空明，枕石漱流，卧醒花影，除林和靖、李岣嵝之外，亦不见有多人矣。即慧理、宾王，亦不许其同在卧次。”

他们都是有着同样灵魂的人，隔着上千年的时间，相互陪伴着。他们来这儿的时候多少都带着点儿逃避的心情，在仙境般的审美体验和山林生活的舒适中得到了安慰，所以都有了长居于此的痴想，但最终没有谁能真正留在这里。得不到的，因此就成为了最好的。

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冷泉亭，就有王维、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沈周、董其昌、袁宏道、张岱等等这诸多大家的诗文传世。

真正在这里久居过的，可能是骆宾王。武则天光宅元年，徐敬业起兵扬州反武则天，他为之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兵败后，人传其在灵隐寺出家为僧，终老此地。冷泉亭往西数百米上山顶，是韬光寺，那里能看到远处的江海。传说骆宾王为宋之问所续的两句诗“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就是在此地。山林之外，不远处就是这些文人高士们的现实世界。冷泉清涧，抵不过江潮海日。

只有那些真正放下了的人，才在这里住得长吧。灵隐天竺诸寺的历代高僧们，不用说了。世世代代，总有一批文人禅士来此隐居，就法云弄这一带，岣嵝山房、青莲山房、白云山房等胜迹，都是明代以来的隐士居所。今已不存，但确是这一带隐逸文化的明证。杭州有中国最好的人造风景就自然环境而言，灵隐山属天目山余脉，寺院处于飞来峰与北高峰之间的山谷中，两峰夹峙，溪流其间，为难得佳境。但为这块土地赋予灵魂的，却是生活在其间的人们。

回到文章开头提及的环形步道，一圈走下来，会发现是那些参天古木建构了这片山谷的性格，其中以七叶树居多。那些高大的树木如一把一把的巨伞，无处不在，像巨型建筑的栋梁一般，在内部支撑起了一个个巨大的空间，人行走其间，如在壮阔的宫殿之中。而空间中的温度、湿度，经过林木过滤后的光线，都与外界不同。加上四时变换，风霜雨雪，雾雨雷电，每一种气候现象又都会构成独特的景观，形成了一种独有的小环境。

把这片山谷比作一处房子的话，是这片七叶林影响了这里的采光、通风、温度、湿度、水质、空气含氧量。

这些七叶树，应该不是这里的原生树种。因为西湖周边，只有这么一片七叶林。据《灵隐寺志》记载，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印度和尚慧理在此地创建灵隐寺，为开山祖师，他从家乡带来树种，亲手种下两棵七叶树。这两棵树，也许就是这片七叶林的发端。经过近1700年，这两棵树存活至今，在今天灵隐寺大雄宝殿附近，是杭州西湖周围数十里湖山中最老的古树，也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佛树。

七叶树树干通直，冠如华盖，大枝舒展，叶如巨掌。每年春末夏初的立夏之时，树上开出一串串的白花，硕大的花序排列在树冠四处，让整棵树看起来像一个华丽的大烛台。

欧阳修写过这种树，“伊洛多佳木，娑罗旧得名；常于佛家见，宜在月中生。”印度古伊洛地区的树种，有时也被叫作娑罗，佛寺常见。但最有意思的，还是“月中生”这句。七叶树又被称为“月亮树”，应该是因为在月下尤为美丽。我想最美应该是立夏之后农历十五的月夜吧，满树花开，圆月的清辉照着这山谷里的一个个大烛台，会是何等景象。

十月则是七叶树的果期。张岱写过冷泉亭后的七叶树果实，他把七叶树叫西栗。“丹垣绿树，翳映阴森。亭对峭壁，一泓泠然，凄清入耳。亭后西栗十余株，大皆合抱，冷飔暗樾，遍体清凉。秋初，栗熟，大若樱桃，破苞食之，色如蜜珀，香若莲房。天启甲子，余读书岣嵝山房，寺僧取作清供，余谓鸡头实无其松脆，鲜胡桃逊其甘芳也。”

写这么多关于七叶树的内容，无非是想说明，人如何通过种植植物之类的行为，定义了一块土地的性格。这里是人化的自然，而并非原始的自然。不但灵隐如此，整个西湖周边也都是如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千多年来西湖成为中国人最神往的美景，“人杰”的因素超过了“地灵”的因素，是因为这块土地上生活过一个优雅的民族，才让这里成为了天堂。

人是这里的造物主。白堤、苏堤、杨公堤、阮公墩不用说了，西湖十景里绝大多数是人文风景不用说了，就植物而言，除了灵隐的七叶林，苏堤白堤的桃柳，曲院风荷的荷花，孤山梅林，吴山香樟林，满觉陇的桂花，太子湾的樱花，龙井的茶园，云栖竹径的竹子……都是人造风景。

所以说杭州西湖就是个大园林。建造园林讲究叠山理水、莳花艺木、建亭筑台，西湖因有现成的山水，只略去了叠山这一步，然后如建造园林般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天堂。但苏州园林是一家人的天堂，而杭州西湖是一城一国人的天堂，这可能就是两者最大的不同。

自2002年杭州拆除西湖周围的围墙，免除门票之后，大多数美景都是24小时对所有人开放，既是游览区也是生活区。苏州园林却至今开得晚、关得早，日出日落最美的两个时段，都不开放。由文人主持的拆迁和重建西湖这样的一个大园林，使用了一千多年，需要建设，更需要传承和维护。

离灵隐不远处，有一个叫九里松的地方，得名于唐朝。有记载说，“九里松，唐刺史袁仁敬植。松以达天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苍翠夹道，藤萝冒涂，走其下者，人面皆绿。”

又是一个人造风景的例子。只是这里的松树毁了又种，种了又毁，到今天，风景早已与唐时迥异。晚明的张京元就曾有过好景不常在的感叹，《九里松》一文中，他写道，“九里松者，仅见一株两株，如飞龙劈空，雄古奇伟。想当年，万绿参天，松风声壮于钱塘潮，今已化为乌有。更千百岁，桑田沧海，恐北高峰头有螺蚌壳矣，安问树有无哉？”

10年前，如果你按前文所述的那条环行步道走一圈，看到的会是不同的景象。那时候，安缦法云酒店所在的法云村，还是一个村民聚居地。被7个寺院环绕的法云村自古以来靠寺院为生，卖香烛，为僧人提供蔬食，同时也种植龙井茶，与外界相通的唯一一条路必须经过灵隐寺。灵隐景区建成后，村民们因为免门票，趁便私带游客牟利，后来又发展到卖假货、宰客。同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们陆续修建起一批农家楼房，破坏了古村落的原生空间结构和水系植被，建筑风格也与灵隐天竺一带的古朴风貌不合。

是后来的改造，让这个地方恢复了元气。

2004年前后，杭州市政府将村子整体搬迁，以恢复灵隐景区的整体风貌。此地面临规划重建。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郑捷先生受委托，负责进行规划设计。

为如此重要的地点做设计，郑捷先生并没有因为项目备受瞩目而尝试个性化的设计。他首先想到的，是要了解这块土地的资源是什么，价值在哪里，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如何。

佛家有“十地”境界之说，地是能生能载的意思，一地比一地高深广大，“法云地”为十地中的最高阶层次，这也许就是法云村名字的来历。一千多年来，作为香客必经的进香古道，这条路上无数僧徒信众往来其间。所以作为设计师，这个地域的佛教文化背景是他非常看重的一点。另外，他着重考虑的，就是此地由文人雅士所积聚的隐逸文化及既有的峰涧夹峙、古木成林的自然特征。对于他来讲，除了佛教文化背景之外，类似于冷泉亭一带所积蓄起的文化底蕴，和以这片七叶林为主所形成的自然样貌，都是这块土地最宝贵的资源。

在真正认识了这块土地的价值之后，他决定将“清净”和“自然”作为整个重建设计的基调。在一篇文章中，他写到过他心中的理想情境，“如佛教文化里透出的禅味，可以通过情结空间的塑造，渲染禅文化的气息，它可以是动态的游览过程，也可以是静态的停留空间。素色的山石、稀疏的枯树、朦胧的山色、依稀的寺宇以及若有若无的钟声，无不表现出平淡、单纯、含蓄而空灵之美，透露出禅的空灵、清净之意。”

他还特别提到灵隐寺的“隐”字，并将其应用到设计之中。这既是中国人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也是此地隐逸文化的特征。“虽然建筑是一个很重要的主体，但我设计建筑，只是把它当作环境里的要素，就像一棵树一样，不会因为特别人工，就把它摆在特别重要的一个位置，就不考虑它跟周边环境的关系。”他说。

按照政府的改造方式（居民整体搬迁，将无序建筑全部拆除，对自然山林水石进行保护性利用），他所设计的法云古村重建工程，以一个一个小建筑组团的方式，隐伏在这片山谷的林木之中，既没有设计成一大片一大片的人工景观，也没有建得高大突出。所以从高处看下去，重建的法云古村融在整个山林之中，甚至看不到村落的边界。

而作为植物专业的负责人，赵虹霓女士与郑先生的观念完全一致。她说她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要设计什么或改变什么，而是面对底蕴如此深厚的法云村，如何做到认识它、理解它，在尊重它的前提下，对其进行保护和恢复。

所以，基于这个地方的自然风土，她首先选择使用大量的本地原生植物，像香樟、枫香、苦竹、石楠等等，为了让房前屋后的植被更加自然，她甚至请工人们从山林里找来一些原生的土壤，好让土壤里自带的草种在附近繁殖成片。所以现在，很多客房外的矮围墙上都长满了垂籘草，质朴可爱又浑然天成。其次，考虑到此地的佛教文化和隐逸文化背景，她选择补种了一些七叶树以及青桐、芭蕉、竹、梅等文人气质强的植物。此外，基于山地农家的背景，又选用了像柿子树这样的具有农家风味的草木。

再加上季时变化和整体风格等要素，规划完成后的整个植物系统，成为今天安缦法云最大的亮点之一，成功地与整个灵竺地区接连成片，显现出一种古朴清朗的雍容气象。

2008年前后，有关部门邀请安缦酒店品牌的创始人安德列·纪卡（Adrian Zecha）来杭州商谈。当Adrian初抵此地时，禁不住赞叹了一句“人间仙境”，很快就决定要合作。这也成了安缦历史上决策最快的一家。酒店进驻时，后续的景观环境改造也邀请了郑捷先生的团队加入，仅根据酒店功能的需求，依托原有环境基础做了少量调整。安缦方的室内设计师Jaya在改造完成后说，“这个村子已经很美了，所以我要做的，只是尽量保持它原来的样子。”

“以本地文化为最大价值”的安缦文化，也在此得到了又一次的印证。而从郑捷先生的角度，正是因为从根本上做到了对本地文化的尊重，才能在规划、建筑、景观这两个阶段三个专业上做到如此协调，让整个设计作品如浑然天成。以前住在安缦法云，总觉得这种庭院式客房的设计很像大观园，潇湘馆、怡红院似的，一个人住一个院落，也有些竹子、芭蕉什么的，所以总在想它跟苏州园林的关系。但这次的了解，让人明白了它的不同。就像赵虹霓女士说的，她在做规划设计时，没有选择营造那种繁花似锦式的热闹景观，因为她觉得这里的气质就是优雅古朴，她宁愿去营造秋天的温暖、冬天的萧瑟和春天的葱郁，而采访时正值盛夏，我们在雨中走遍了整个法云村，只偶尔会看到一朵素色的小花，整个世界都消融在一种沉静广大的绿色之中，绿得甚至有了声音和气味。苏州园林的那个天堂里，还有饮食男女的部分，在这里却似乎被忽略掉了。所以从安缦法云创建之初就工作在这里的Yuko说，“来安缦的客人，好像不是为了住很好的房间，吃很好的东西，他的需求不在这里。”第二部分 美人忠仆酒肉吃多了，需有杯茶来解油腻。腌臜事太多了，可以用一园花木来补补精气。

其实都用不了一园花，一朵花就可以让人安静下来。今年6月底去苏州，正是梅雨季节。好在温度不高，雨也不腻，但去拙政园的时候，一个私人园子三千多游客，实在让人静不下心来。躁躁烦烦地走了一个多小时，直等走到留听阁，看见池中一丛荷叶，又只有一朵白荷花从叶底斜生出来，白晃晃地映着水影。拿起相机拍了几分钟后，突然感觉心静下来了。之后的园中风景，也就开始不同。

都不用去苏州，哪怕就是在北京，心情郁结之时，偶然带几枝花回家，选瓶插好，摆在某处。之后很自然地，就会开始收拾放花的那张桌子，因为想给花衬个好景。收拾完桌子又想收拾整个房间，最后的结果，就是杂乱了很久的家，整个都清爽了起来。

对花产生兴趣之后，从游赏、插花，慢慢注意到种花和园林，再找到前人记录的园中花事，才知道花木和他们发生过那么深的关系。在很多人的故事里，不管是精神上还是日常起居上，花木都如情人和忠仆般，陪伴了他们一生。花曾经是男人们的名酒跑车看黄永川先生的《中国插花史研究》， 会了解到古人花木生活的变化脉络。这个脉络起于先秦和魏晋，兴于隋唐五代，鼎盛于宋，衰延于元明，寂灭于清。而这段历史中，首先让人看到的，是一堆风流皇帝们的旧事。

有记载的第一个园林主人是汉武帝，他在公元前138年前后所建的上林苑，纵横300里，地跨长安、咸阳、周至、户县、蓝田五县。其中养植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奇花异草，“草木名二千余种”，也有宫室点缀其中。司马相如在《上林赋》写道，“杂袭累辑，被山缘谷，循坂下阝显，视之无端，究之亡穷”。（大意是：众多草木重叠累积，覆盖着山野，沿着溪谷生长，顺着山坡，直下低湿之地，放眼望去，无穷无尽。）

汉武帝是尚武之人，上林苑和后来的承德避暑山庄一样，男人们在其中更多是游射演练而非吟诗作对。之后的隋炀帝走的则是奢靡路线，他喜欢江南，所以劳民伤财修了一条运河到扬州。他还是个炫富派的爱花人，作为其穷奢极侈生活中的一部分，隋炀帝会在御花园的花卉凋谢之后，发动大量人力剪制人造绢花替代。平日出行，也多有特定的“司花女”手持迎辇花随侍在侧。

之后的皇帝中，最著名的爱花人，都是审美大师兼亡国之君，如唐玄宗、李后主、宋徽宗，他们的经历似乎一再证实了，敏感的审美能力和丰富的情感是一个政治家多么不应该具备的素质。

而到了宋朝尤其是南宋，整个国家都在跟花木谈恋爱。可以说，中国人和花木之间如果存在某种超越一般朋友的暧昧关系的话，是从宋朝开始的。

黄永川写道，“宋朝时对花之真爱不只是懂得生活情趣的诗人雅客与追随时髦的达官显要了，他们将赏花视为所有世间一年中最足‘赏心乐事’的一大半，一到花朝，相率赏花的习俗成为普遍而‘当然的习惯’，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出城寻找大好风光。”《西湖志余》载有淳熙六年，一次宫廷寿宴的插花情形，“采（牡丹）数千朵，插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铜瓶中。”而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则记载了民间尚花的情形，“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花成为了今天跑车名酒般的奢侈品，而达官贵人举办豪宴赏花在宋朝是常事。《渔隐丛话》记载，“蔡繁卿守扬州，春时作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东京梦华录》中更有一段，讲的是一位过气名妓因一首牡丹诗而重新走红的故事。“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兴国寺牡丹红紫盛开，不逾春月，冠盖云拥，僧舍填骈。有老妓题寺壁云：‘曾趁东风看几巡，冒霜开唤满城人，残脂剩粉怜犹在，欲向弥陀借小春。’此妓遂复车马盈门。”

以“琴棋书画”四艺为主体的唐人生活，在宋朝逐渐被“茶酒香花”四艺所取代。这种注意力的变化，和民族性格的转变似乎存在某种关系。流行爱情故事的男主角，逐渐从楚霸王和虬髯客，变成了许仙这样的白面书生（和地域没关系，这几个人都是江南人）；唐诗变成了宋词；柴、汝、官、哥等传世名瓷，也在爱花的风气下应运而生。

这股柔软风潮的极致，是宋徽宗。他的审美能力和生活品位，到今天仍然是一个逾越不了的高峰。他的花鸟画也是艺术经典。但他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却连累了别人，为了修建皇家园林寿山艮岳，到处收集奇花异石，最终因“花石纲”亡了国。文人可能是最好的情人看完这些，就知道花木不只是文人雅士的事情。赏花可以是帝王家显示权力的必有排场，也可以是富人们的重要炫富手段。而直到明朝，赏花才成为文人精神生活的主角。

“至于赏花风气，虽无唐宋之隆重与排场，但在境界上受宋明理学之洗礼，见地颇为不同，形成与花形影不离的一种寄托。”黄永川先生把明代花事视为插花艺术的文艺复兴。

提到这种转变，苏州名士叶放先生说，赏花一事，对于宋人常常是一种对生活的赞美，对于明人却常常是一种对生命的叹息。尤其是明后期，“东厂”、“西厂”当道，文字狱大兴，处境艰难的文人们躲进小园，寄情山水花木，“喻物比德”的传统在此时发展为一种风气，“一晌贪欢”的逃避心态也让他们更注重现实的享乐。一种特别境遇下的生活状态，让园中花事成为了一门艺术。

在《瓶史》的序言中，袁宏道写出了明朝文人与花木结缘的根本原因，“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栖止于嚣崖利薮，目眯尘沙，心疲计算，欲有之而有所不睱，故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踞为一日之有。”

现实只给文人们留下了这么一点儿空间，历数世间各色“赏心乐事”，只有莳花艺木是主流人士无暇光顾的门类。结缘之后，花木被文人们视为这个无常世界最后的伴侣，需要其精神上的唱和，也需要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陪伴，好比美人与忠仆。

所幸明朝的那些文人们，算得上是一个称职的情人。既懂得欣赏对方的好，也懂得怎么对人好。

在《遵生八笺》里，明人高濂写到观赏桃花最理想的六个情境，分别是“晓烟初波”、“明月浮花”、“夕阳在山”、“细雨湿花”、“高烧庭燎”、“花事将阑”。袁宏道在《瓶史》中更列出了关于理想赏花时间和地点的标准，“寒花宜初雪，宜雪霁，宜新月，宜暖房。温花宜晴日，宜轻寒，宜华堂。暑花宜雨后，宜快风，宜佳木荫，宜竹下，宜水阁。凉花宜爽月，宜夕阳，宜空阶，宜苔径，宜古藤巉石边。若不论风日，不择佳地，神气散缓，了不相属，此与妓舍酒馆中花何异哉？”……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当一个人尽心尽力地打理好自己，而对方又完全懂得，是一件多难得的事情。

懂得欣赏的情人，堪为知己。贴心照顾的情人，则为忠仆。

《陶庵梦忆》中，张岱写73岁的范与兰，种了三十几缸建兰，簸箕大的缸，夏天时每天早上从屋外搬到屋内，黄昏又从屋内搬到屋外。冬天时反时而行之，乐此不疲。“花时，香出里外，客至坐一时，香袭衣裾，三五日不散。”

张岱的《夜航船》里，还有一个“卖宅留松”的故事：“海虞孙齐之手植一松，珍护特至。池馆业属他姓，独松不肯入券。与邻人卖浆者约，岁以千钱为赠，祈开壁间一小牖，时时携壶茗往，从牖间窥松。或松有枯毛，辄道主人，亲往核剔；毕即便去。后其子林森辈养志，亟复其业。”

这基本上就是梁祝级别的生死恋了。如果这不是人和花木之间，而是人和人之间的故事，该是多么动人。但可能正因为对象是花木，才会爱得这么忠诚吧。

对于明人来说，他们一定相信花木有自己的灵魂，所以上面的故事，都不是单恋的故事。不信的话，可以看看《夜航船》里的另一个故事“思梅再任”：“何逊为扬州法曹。公廨有梅一株，逊常赋诗其下；后居洛，思梅花不得，请再任扬州。至日，花开满树，逊宾醉赏之。”

可以想象，何逊回到阔别已久的旧官邸那天，看到花开满树时的心情。他的心情，可能也是梅花的心情。细碎美好的园中花事爱之即得，平常日子里也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湘云和宝钗为诗社夜拟菊花题，写的就是人和菊之间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起首是《忆菊》，忆之不得，故访；第二是《访菊》，访之既得，便种；第三是《种菊》，种既盛开，故相对而赏；第四是《对菊》，相对而兴有余，故折来供瓶为玩；第五为《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觉菊无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词章，不可以不供笔墨；第七便是《画菊》，既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处，不禁有所问；第八便是《问菊》，问如解语，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是人事虽尽，犹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梦》二首续在第十、十一；末卷便以《残菊》总收前题之盛。三秋的好景妙事都有了。”

如此细腻敏感的情感纠葛，一园菊花，让一个秋天过得跌宕起伏，生活的滋味也都在其中。

清朝沈复和他的妻子陈芸，寻常生活里也有诸多的伴花妙事。

《浮生六记》里，沈复记起一个月夜，一个朋友为他们俩画载花小影。之后，另一朋友兴之所至，在墙上为兰花描影。“是夜，月色颇佳，兰影上粉墙，别有幽致。星澜醉后兴发曰：‘补凡能为君写真，我能为花图影。’余笑曰：‘花影能如人影否？’星澜取素纸铺于墙，即就兰影，用墨浓淡图之。日间取视，虽不成画，而花叶萧疏，自有月下之趣。芸甚宝之，各有题咏。”

而剪枝插花，制设盆景，季时清供，也都是人和花的生活琐事。

叶放先生讲过，在他小时候，外公会让小朋友们比赛折梅枝，折得最美的那个人，会被允许把这枝梅花插到外公的书房里。园林里种花就是作画，折枝也是作画。而同时，折枝还得惜花，“折取花枝，须得家园邻圃，侵晨带露，择其半开者折供，则香色数日不减。若日高露晞折得者，不特香不全、色不鲜，且一两日即萎落矣。”张谦德在《瓶花谱》里写道。

遇到好的花瓶，折枝后的梅花甚至还能在花瓶里开花结果。曾经的富家子张岱，就用过一个国宝级的花瓶插过梅花，那是一个在齐景公墓里得到的大花樽。“花樽高三尺，束腰拱起，口方而敞，四面戟楞，花纹兽面，粗细得款，自是三代法物……余拂拭之，为发异光。取浸梅花，贮水，汗下如雨，逾刻始收，花谢结子，大如雀卵。”

租人房住的穷书生沈复，则是用自制盆景代园林之乐。“……用宜兴窑长方盆叠起一峰，偏于左而凸于右，背作横方纹，如云林石法，巉岩凹凸，若临江石矶状。虚一角，用河泥种千瓣白萍。石上植茑萝，俗呼云松。经营数日乃成。至深秋，茑萝蔓延满山，如藤萝之悬石壁。花开正红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红白相间。神游其中，如登蓬岛。置之檐下，与芸品题：此处宜设水阁，此处宜立茅亭，此处宜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间’，此可以居，此可以钓，此可以眺。胸中丘壑若将移居者然。”

一瓯清茗，神游其中，偷得浮生半日之乐。

流年人花相伴的生活里，最极致的部分，常常是时间之美。

上面写过的一桃一菊，就可供玩味一春一秋，坐拥百花的园林主人，一年下来更如过电影般，春夏秋冬、晨昏日夜、风霜雨雪，生活之美无日无时不在变化。

《陶庵梦忆》中，张岱回忆自己的不二斋，讲的多是四季花事，“夏日，建兰、茉莉芗泽浸人，沁入衣裾。重阳前后，移菊北窗下，菊盆五层，高下列之，颜色空明，天光晶映，如沉秋水。冬则梧叶落，腊梅开，暖日晒窗，红炉毾氍。以昆山石种水仙，列阶趾。春时，四壁下皆山兰，槛前芍药半亩，多有异本。余解衣盘礴，寒暑未尝轻出，思之如在隔世。”

十年前亲自设计了自家园林南石皮记的叶放先生，当然知道个中真趣，当被问及最爱何花时，他的回答就是最爱花事序列中的微妙变化，疾疾一春，从梅花开到荼蘼，不知不觉间流年暗中偷换。

在为南石皮记做花木设计时，季时变换是他重要的考虑因素，既要在不同景区安排不同季节的主要花木，常绿树和落叶树的位置，同一棵树在观花、观叶、观果、观枝不同时段的景象，还要考虑大景区的景致及相互关系，五行方位以及整个园林在漫长岁月中的形态变化。“一日之计种蕉，一岁之际种竹，十年之计种柳，百年之计种松。”《幽梦影》中，张潮如此说道。

今天去苏州的那些名园，会深切地感受到花木对于一个园林的重要性，从而体会到花木在古人生活里的地位。每个园林里，几乎都有一半，甚至四分之三的亭台楼阁以花木为名，专为欣赏某一种花木或几种花木而设。令人印象深刻的，如沧浪亭的翠玲珑（竹），网师园的小山丛桂轩（桂花）和S P E C I A L F E A T U R E特辑殿春簃（芍药），狮子林的揖峰指柏轩（柏）和暗香疏影楼（梅），拙政园的远香堂（荷花）、十八曼陀罗花馆（茶花）、听雨轩（芭蕉）和海棠春坞（海棠）……在园林里，人真的就是造物主，他决定这个世界里，何时何地将会出现何种景象。一幕幕的花事大戏在园林各处依次上演，而他则是整场戏的导演。

只是，很少有观众有看完整场戏的福分，常常都是随缘而遇。

今年去苏州，接近小暑。拜访南石皮记，正是桐花满地之时，石榴已有半拳之大，墙头凌霄盛开，荷花更是正堪入画。暮色中骤雨突至，一池红荷在风雨晦暗中更显雍容之姿。而去沧浪亭的翠玲珑，正是日光穿竹的晴日午后，书斋匾额下，六扇镂花长窗之后透过冰彻玉凌般的一墙竹光。旁边的印心石屋，三方窗洞外的竹影也是幽绿照人。在留园濠濮亭，幽黑池水的如油绿叶上，七朵睡莲一字列开，灿如明霞。拙政园的荷风四面亭，开阔水域中密密的荷叶堆波砌浪，随风翻飞，更是一时之盛。

这算是急急流年中初夏景象的一个定格，但只是几个时辰，留园的睡莲便已合上，明日有谁安在，不得而知。而隔了一日再去拙政园留听阁，那朵白荷便只剩空枝。

“养花一岁，看花十日”。因玉兰忌雨，更是花期短暂。“一树好花，止须一宿微雨，尽皆变色。”而往往每三年中，总有一两年会遭雨摧。所以在《闲情偶寄》中，李渔劝看客们得赏则赏，“故值此花一开，便宜急急玩赏，玩得一日是一日，赏得一时是一时。若初开不玩而俟全开，全开不玩而俟盛开，则恐好事未行，而杀风景者至矣。”

深懂此情的曹雪芹，将黛玉葬花这场大戏安排在四月二十六，交芒种节祭饯花神之日，三春花尽，黛玉用一曲悲歌祭奠了自己的青春，“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与花事呼应的，是同样无常的人生，“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韶华去之何迅！”满地花雨的边上，也偶有几棵汉柏隋梅幸存，枯藤老树们年复一年地抽枝发芽、开花结果，几百年上千年似乎也就是弹指一瞬。只是曾经陪伴过它们的一个个花主情痴们，在流年偷换中都已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