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骆驼祥子》里的“京味儿”

实验中学2016级14班 刘佳仪

老舍的作品中极少提到皇城大户人家、上流社会的富贵安逸生活：在自家戏园子喝茶听戏，大摆筵席；出入风花雪月之地，躺在大檀木床上抽两口大烟；牵条京巴在中山公园里溜达一圈儿，坐回游船，看场电影；拎着个鸟笼逛逛琉璃厂，或是抱只猫咪躺在槐树下的摇椅上晒晒太阳。这些毕竟是属于极少数非富即贵人家的精英贵族文化，只是北京文化中极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通常以城市下层贫民的视角来看北平市民社会，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风俗描写，构筑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这个市民世界才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或者说是京味儿的核心文化载体，有一种极强的象征意义。两者相比，就像五星级酒店之于地摊夜市，巍峨皇宫之于窄小胡同，但这种市民文化却是俗中带雅，看似朴素老旧，却含着些有年头的文化底蕴，那些略显粗俗的言行总透着那么一股子亲切与热乎劲儿，那一碗豆汁儿、一张烙饼都散发着浓浓的京味儿，置身其中，我们不会感到陌生，更不会有一丝的尴尬与别扭，反而有一种宝玉初见林妹妹时的熟稔，因为这就是老百姓自己的生活，有发自心底的喜爱和依恋，不然祥子怎会在屡遭变故与磨难后虽然痛苦万分，也绝不肯离开北平呢。

老舍小说最大的特点是独具北京特色的语言，这几乎成了一种标志性的东西，在《骆驼祥子》里更是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像洋车夫的“拉晚儿“，就如同现今北京的的哥跑夜班车；将腰带”杀进腰“，就是紧紧裤腰带，打起精神头儿，好去卖力的拉车；“车口儿上”就是停车处，好比现在火车站外边出租车拉客的地方；还有什么再凑个块儿八角，一百元便可打住，管饭食叫“嚼谷”；当然也不乏一些粗俗的言语，如“来吊棒”便是调情之意，称娼主为“老叉杆”。书中诸如此类北京方言俗语数不胜数，这种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的文字，极富有市井色彩，充满通俗的趣味，像白居易的诗歌那样，语言浅近晓畅，老妪也可听懂，正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但却能做到用常得奇，平易中见精辟。读来如喝路边的大碗茶，解渴消暑又畅快，给人一种亲切之感，在这种语言环境下，好像你已置身于拥挤热闹、人声鼎沸的老北京扬着黄尘的街道上，蹲在皇城根儿下啃个硬面饽饽，乞蹴在茶馆门口喝一壶十个铜子儿的好茶······提到北京话，我们通常会想到“吃了吗，您呐？”、“劳驾”、“回见”、“哥们儿”、“今儿个”这些熟悉的日常用语，北京话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大多数人的话语系统、语言习惯，说起这些个词儿感觉特有范儿，带着谱儿，有那么点儿潇洒、随意、自在的意思。从中不难看出京腔或是京片子的一些特点：带有明显的儿化音，爱用象声词，有“唏里呼噜”、“七嚓咔嚓”之类，爱打比方，爱说歇后语，如“羊上树”“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也有些俏皮话，什么“肝儿颤”、“老头钻被窝”，还有一些词尾读轻声，比如“大爷”的“爷”就读轻声。

书中的主人公祥子是生活在二十年代北平的洋车夫，按说这个职业是靠卖力气挣钱的，也算是吃青春饭，像祥子这样勤恳卖力一天也就挣个七八毛，只够顾上自己的嘴。但不管怎样，洋车与洋车夫已然被打上旧中国的时代烙印，浓缩了那个时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老北京的一个文化符号，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它没有只定格在泛黄的黑白照片上，泛着模糊的微光，现在的北京街头、城门楼子下依然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只是已经成为旅游观光与拍照的工具罢了。还记得我最初从父亲口中听得的一个名词“黄包车”，这是南方人的叫法，北方叫胶皮车。不知为什么，这个词总给我一种历史变迁的沧桑感，民国时特有的气质，和老北京颇具魅力的文化特质。中国的人力车来源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日本，日本当时被称为东洋，所以叫洋车。在缺乏公共交通工具的清末民初，是中国城市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书中的祥子是乡下来的农民出身，事实上车夫里以落魄旗人居多；许多车夫都明白娶妻生后子的巨大压力与艰辛，车夫最好是光棍一人，但历史记载洋车夫已经结婚在家住宿的占62%，其余的38%没有结婚，大多寄宿于车场子。对于他们的收入铜子儿、银元我也深感好奇，具体是个什么概念知之甚少。据记载，1924年，北京的洋车夫平均每天每人能挣130铜元，其中经营性洋车的97%的车夫都是从车场子赁车，所以要交30枚铜元的车份。这样还剩下100枚铜元。20年代北京物价上涨，洋车夫家庭生活困苦，不得不典当借债应付家庭需要，无奈之下，有些车夫的妻子儿女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去粥厂或者成为乞丐。正如书中所写二强子把女儿小福子卖给军官，又逼她去卖淫，两个小儿子出去拾废品。每个行当都有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行规，书中写到北平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麻利的，赁漂亮的车；二十以下四是以上的车破，跑得慢，得钱少；跑长趟儿的拉一趟是一趟；东交民巷的高等车夫仗着会一套外国话，吃洋饭，神气！车夫这圈子里的文化也是很有几分味道的，跑两趟喝壶品质低劣的茶，闲着时大家伙聚一块抽几支烟，咂二两白干，赌几把钱，就算解闷解乏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都是文化中心，吃喝玩乐样样齐活儿，特别的有吸引力，现在去北京旅游更是如此。我们从来就是一个会吃的民族，吃早已不局限在填饱肚子的层面，几千年的发展使饮食成为一种深厚的文化。关于老北京的吃食，书中有不少描写：祥子从军队里跑回来，便吃了两碗老豆腐，浇上点醋、花椒油、韭菜末，顶香！和虎妞吃熏酱肉、喝白干，小摊子上来碗馄饨，就着个热烧饼夹爆羊肉，那叫一个美味，看着这些文字就流口水。又想到另一位京派作家汪曾祺的文字，写风俗，谈文化，述掌故，虫鱼花草、瓜果食物无不入其散文，饶有兴味。在我看来最具北京风味的当数冰糖葫芦，酸甜适口、老少咸宜，尤其是冬季，街巷胡同里都回响着一声声响亮、悠长的叫卖：“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庙会、厂甸的人潮间四处穿梭着冰糖葫芦的身影。现如今也成了老字号、金招牌。要说这糖葫芦还跟宋光宗皇帝有关系呢，他张榜请来的江湖郎中就是用冰糖与红果煎熬做药救了其爱妃的性命。北京的小吃就是民生化，胡同化，平民化，日常生活吃的马蹄烧饼、扒糕、凉粉、糖炒栗子、落花生、炸酱面之类，都充满浓郁的市井氛围，带给人一种家的温暖和生活的满足感。从老北京这些传统美食的制作与食用方式可以看出北京人特有的审美意趣，而时间也为它们涂抹了一层厚厚的历史意蕴，人的思想智慧凝结在美食的内核中，不管是食物的起源传说、造型艺术还是对食物的命名以及饭桌上交际、用餐礼仪，处处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所以说美食作为一种全面彰显色香味之美的独特文化，已经上升到一定的哲学高度。

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古都，历史遗迹、自然景观当然是数不胜数，书中就提到不少：颐和园，万寿山、雍和宫、天坛、孔庙，还有青年男女们爱去的南、北海，划着船在嫩荷间嬉游，去崇效寺看牡丹，在积水潭、西郊的白石桥垂钓，都给人以欢欣蓬勃之感。不由的想起郁达夫曾在《故都的秋》一文中写到“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一处处景，一段段情，一页页历史，在落花流水声中，在亭台院落佳处，在笔墨馨香境里，在诗人吟咏唱叹时，我们流连忘返，沉醉其间，不知归路。我们是在历史与现实间游走，在典雅而古老的文字间观游，厚重的沧桑变迁、无限感慨与轻松地纯美宁静、欢愉畅达在内心交织、融合、升华。要说最受老百姓喜爱，最具逗乐消遣功能的地方还要数天桥，天桥是旧时代老北京练把势的地方，是百戏杂练的市井喧嚣之地，成为数百年来最能体现京城民俗的地方。附近茶馆、酒肆、饭馆和卖艺、说书、唱曲的娱乐场子应有尽有。天桥杂耍项目繁多，而且技艺高超，是为一大特色，尤以“天桥八怪”最为著名。常见的有拉硬弓、耍大刀、抖空竹、崩铁链、硬气功等等。他们先要在地上“画锅”，有了场子就有了饭吃，喊两嗓子我们耳熟能详的“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祥子就好去卖艺场子看看，说相声的、耍狗熊的、变戏法的、数来宝的、唱秧歌的、说鼓书的，虽是市井玩意儿，却富有艺术技巧与美感，文化传承的恒久意义，现在说来都是无比宝贵的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传统的破坏遗失与消亡总是让人痛心的，其中凝结的智慧技艺和曾经给人带来的发自内心的快乐需要延续和发扬。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在满足实际的居住需要外，更多的是为人展现立体直观的艺术美感享受，代表一段历史文化风格。北京城里除了故宫天安门之类雄伟的皇家建筑，最具风味的当属四合院与胡同。每每提到四合院，脑子里就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安详的午后，阳光温柔的在老槐树下撒上一片斑驳的树影，躺在摇椅上闭目养神，响晴的天空中飞过一群洁白的驯鸽，呼啦啦一阵扑翅声响过，飞过院里的屋檐，在整个城市上空盘旋、俯瞰。四合院文化内涵深刻，营建讲风水，结构繁复严谨，雕饰精美，布置典雅，只是文革时代的大肆破坏和当下城市建设的拆迁对其造成了极大损害，令人惋惜。胡同看似灰墙灰瓦，一个模样，其实每条胡同都有说头儿，自己的名称，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传奇。

烟花巷陌自古有之，秦淮河畔，贡院彼岸，丹青屏障、偎红倚翠，延绵成含蕴悠长的青楼文化，对于中国的文学、艺术都产生及深远的影响。古时章台装饰华丽讲究，甚有雅趣，多是风流才子去处。书中小福子所在的“白房子”，是低级的脏乱差，藏污纳垢之所。也有转运公司给介绍女学生、大家闺秀，则是门路高用钱大了。说起那时北京城最负盛名的风月场要算八大胡同，多为头等或二等，有较为高尚的清吟小班的女子擅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在历史上颇有名气的赛金花、小凤仙便是出于此地。不少名流士绅、权贵富商都是趋之若鹜，也包括一些现代著名作家，其魅力可见一斑。

老北京人都有一种文化心理：官样、气派、讲排场，重礼仪，就算是社会动荡、外患频仍、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红白事情在大体上还保存着旧有的仪式与气派，出殡用的松鹤松狮，纸扎的人物轿马，娶亲用的全份执事，依旧显出官派大样。刘四爷过大寿，要热热闹闹的办回事，搭个体面地棚，可着院子建，伞面挂檐三面栏杆三面玻璃，玻璃隔扇，挂画屏，画的三国战景，见木头就包红，可真够气派！老舍在另一部作品《四世同堂》里也写道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这种高雅精致的趣味追求有美的一面，可一旦陷入一种过于苛求死板的状态，必定是不合时宜，且成为文化的弊端与桎梏。

北平城里的不管是小市民还是底层贫民，身上都不可避免的散发着猥琐、卑贱的痞子气，暂且不说世代居住的市民，他们的恶习是从小浸染出来的，在大杂院里嚼舌根子，肆意传播谣言，或撒泼骂街，在这一点上，上海弄堂的小市民更加典型，他们尖刻、吝啬、排外、小家子气，锱铢必较。像祥子这类在农村实在无法维持生计才进城干活的破产农民，他们的本性善良、淳朴、实诚，由于他们没有任何资本、没文化、没一技之长，只能在城市里扮演最低贱的角色，做最累最脏的体力活，或拉车，或乞讨，或收废品，或挑担子做小买卖，收入微薄不说，还处处受白眼、欺负、压榨，在肮脏的社会底层必然会沾染恶俗习气。单就车夫来说，他们会偷懒、耍无赖，故意挡汽车的路，随处停车，打骂巡警，欠钱不还，横切别的车，拐硬弯，别扭着后边的车，抽冷子搡前边的车，绷大价儿，中途倒车，死等好座儿，使假铜子儿等等。即使是祥子这样要强、正直、体面的人最终也在腐败的环境里堕落了。从虎妞的死我们看到他们的愚昧无知，还在相信巫医神婆可治百病，这不禁让我想到鲁迅父亲的死，还有他那篇《药》。从最后全城男女老幼争相观看阮明游街枪毙，将大街围的水泄不通，甚至起哄叫好。爱看热闹、麻木不仁、不辨善恶、对于同类的斩杀感到痛快，这已不仅仅是北平市民独有的丑陋阴暗心理，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一大块毒疮。这正是老舍作品中对文化的批判与民族性的关注。

北京文化厚重深邃，兼有雅俗，又不乏亲切可爱，像磁石深深的吸引着我。沈从文笔端流泻出的淳朴湘西，明净自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鲁迅记忆里的故乡绍兴，生动有趣，却有着淡淡的哀愁；梁实秋心中的飘渺之乡青岛，还有在戴望舒诗行间徘徊的江南雨巷，都让我们有强烈的归属感，获得心灵的安稳和愉悦，文化永远是我们栖息的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