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精神到人文主义

作者：曾一果

来源：《新闻爱好者》2014年第05期

        【摘要】20世纪90年代，王晓明等人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引发了当时社会对于人文精神的思考，不过，那场人文精神讨论是在中国社会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也是针对文化界世俗化和商业化倾向的。而在全球化与新媒介环境下，人文精神的内涵和价值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再次讨论人文精神，就不能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将人文精神与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大众对立起来，而应在全球化和新媒体的新语境下，反思今日的人文危机，并借助于新兴的媒介技术，通过倡导人文教育和人文学习，驱除日益功利化、快捷化的生活观，恢复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有价值。

        【关键词】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全球化；新媒体

        一、文学危机与人文精神大讨论

        20世纪90年代，王晓明在《上海文学》第6期上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危机》一文，严厉批评了当时文学界现状，认为当代文学发生了严重危机，文学危机“不仅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人文精神的持续恶化，文学危机实际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1]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人文危机以及重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读书》《文汇报》等刊物开辟栏目，发表《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等文章，深入讨论何为人文精神、何为人文精神危机，以及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等问题，陈思和、郜元宝、蔡翔、张汝伦、王蒙、王干等批评家纷纷加入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

        在今天看来，那场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的背景和语境并不复杂。20世90年代之后，市场化和商业化在中国迅速扩展，并从日常社会渗透到文化和文学领域，这导致了文学和作家地位的变化，文学被日益边缘化，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都讲述了商品世界和世俗生活对知识分子的冲击，知识分子作为昔日的启蒙者，现在甚至成为被嘲弄的对象。“五四运动”以来，尽管知识分子不断被批判，但是总体而言，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角色得到了确认和加强，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知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物质财富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人们的生活和学习也都开始围绕经济而展开，像南帆所说的那样：“90年代的大众已经在小康理想的召唤下昂然崛起，这时，人文知识分子那一套启蒙话语再也没有市场了。”[2]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少知识分子心灰意冷乃至纷纷“下海”，弃文从商，投身商品大潮中，从知识人转变为老板、商人和董事长，而这正是王晓明等人所感到的人文精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