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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平安广西建设的群体性事件特点及诱因探析[摘要]群体性事件是制约平安广西建设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群体性事件主体参与的利益相关程度、针对的对象类别、引发的后果等角度把握群体性事件的特点、趋势,探析诱发群体性事件的物质性、价值性和社会性原因,是化解社会矛盾,推进平安广西建设的内在要求。[关键词]平安广西;群体性事件;特点;诱因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20052月,广西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建设平安广西的决定》,提出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大变化的工作步骤,扎实开展平安建设各项工作。建设平安广西,就是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稳定有序、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的广西,这是构建和谐广西的重要基础。为期三年的建设平安广西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200813月,全区发生群体性事件131起,同比下30.3%,涉及人数7498人,同比下降39%,这为广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当前,广西正面临着发展的黄金时期。但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广西同时也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凸显的表现之一就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且群体性事件对抗程度有不断激烈的趋向、处置矛盾的难度增大,已经成为制约平安广西建设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正确认识当前广西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构建平安广西有着重要意义。一、近年来,广西区内群体性事件特点及趋势2008年元月以来,广西区内群体性事件数量和涉及人员同比出现了下降,但总体上仍处于高位运行阶段,并表现出如下应予关注的特点和趋势:(从群体性事件主体参与的利益相关程度看,利益维护性的群体性事件占多数。但无直接利益冲突性的群体性事件比例在不断上升利益维护性的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些社会因素直接影响了主体自身利益的实现和保障,主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参与或者发起的群体性事件,这种事件往往因政府或其他组织的某种不公行为对事件主体造成严重的直接的利益损害而引发。近年来,广西区内的群体性事件主要表现为利益维护性的事件,其主体一般为社会弱势群体,如失地农民、下岗职工、农民工、代课教师等,他们的利益最容易遭受侵害且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诉求渠道,一旦部分人的重大利益遭到侵害,便极易产生此类群体性事件。如: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为生产、经营、建房而向职工集资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未经依法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乱集资活动而引发的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或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因劳动制度改革而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
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问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生的纠纷案件;地方政府根据农业产业化政策及规模经济的发展要求,大规模解除农业承包合同而发生的纠纷案件;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计划划转过程中的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安置纠纷案件;因拖欠农民工工资、福利待遇等基本生活费引发的恶性欠薪事件等。上述诸方面是利益维护性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表现。无直接利益冲突性的群体性事件是指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冲突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而是因某些社会不公现象触发个体的结构性压力,进而引发心理失衡,从而参与其中发泄不满情绪以实现对政府的某种意愿表达,这类事件中无直接利益冲突强调的不是利益有无问题,而是强调利益关系是直接的问题。正如罗干同志所指出的:在一些地方,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从调研情况来看,无直接利益冲突性的群体性事件表现出三方面的特点和趋势:一,这类事件在广西区内众多群体性事件中数量较少,只是在近年才突显出来,但其影响却最为严重,是群体性事件由经济性向政治性转变的过渡阶段,不仅难以预防和处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心理失衡和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容易引发政府合法性危机。第二,广西区内无直接利益冲突性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都是由民间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引发。并迅速转化、升级,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涉及人员并无直接利益冲突或直接利益损害,这类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比例有变大的趋势,将成为制约平安广西建设实效的重要因素。第三,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主要是针对部分基层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政不作为、粗暴执法或是腐败、官僚主义作风等借机宣泄不满情绪,如博白县2007“5·17事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众积聚参与其中;有些参与者或出于道德层面上的认知或出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同情而参与其中,2007年桂林某地城管人员粗暴执法、殴打一名16岁少女,行人睹状激愤引发上千人围观、围堵城管人员。在这些事件中,仇官、仇不公是人群的情绪基础,随着事件升级,大量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人情绪激动,主动参与他人的维权行动,由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而此时,一些基层干部和政法机关对群众心态认识不足,对事件发生发展认识不足,不能及时化解潜在危机,就会催生社会心理上对立情绪的蔓延,有可能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管涌旁观者为什么愿意承担风险成为直接参与者?旁观者参与运动或许是因为同情,或许是为了运动中所包含的道德意义,或许是为了某种理想。不管是哪种情形,‘非直接利益者’成为了直接的参与者表明运动的性质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此,朱力教授提出警告:当前我国社会矛盾虽然还是以直接利益冲突为主,但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及其发展趋势,应保持高度警惕。(从群体性事件针对的对象类别来看。民众之间纠纷性群体性事件在减少。而官民之间对立迫逼性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从调研的情况来看,民众之间纠纷性群体性事件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广西部分农村山林土地纠纷引发村民、家庭、宗族甚至村庄之间的集体械斗;广西民间丧葬习俗存在,因争坟地争风水等引发农村葬坟纠纷;广西沿海地区螺场、滩涂权属不明、界址不清及多头发证引发渔民之间因海上螺场、滩涂所有权
纠纷之争。这类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发生在民众之间的利益争夺与冲突,可以说是一种民间性冲突,对政府和社会的冲击力相对较小,且其比例有递减的趋势。响人们对制度是否公正、党执政是否真正以人为本政府是否具备合法性以及社会是否和谐的判断。因此,有必要分析价值性原因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内在机理。1、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政治体制已成为经济、社会体制发展的瓶颈,制度公正性的缺失存在已久。这里所说的制度,是指社会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在政权的主导下实现的,即谁掌握了政权,谁就有能力制定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也就是说,凡是涉及到制度公正性的问题便也同时涉及到了政府政权行使的公正性问题。国家从本质上讲存在着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的权力两种权力形式,政府的权力即政权的权力,社会的权力是财富的权力。权的权力体现为不平等,财富的权力要求体现为平等。但这需要政权权力通过保障制度的公正性来实现。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地方政府在行使政权的权力过程中往往避开制度的公正性,直接干预社会财富的权力,即使用超经济权力干预经济权力。如:基层政府与房地产商合谋,以超低价收购农民土地用于地产开发,在此过程中,少部分直接管理物资或掌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因权力而获益,他们的行为使社会管理陷入无序化状态。这类行为不仅使制度的价值合理性遭到质疑,而且使社会不同人群差别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和民众的仇富心理增强。从而增加了社会的结构性压力,降低了社会控制力。前文已提到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中无直接利益冲突者比例日益增加,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更关注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对制度赋予的权益、权利的维护意识比较强。对权利和利益受到侵害比较敏感。笔者也同时注意到,广西区内部分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中,有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可能的解释是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更为注重制度的价值合理性,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人更有可能批评制度不公和拒绝不合理、不公正的制度安排。因而,当他们内心产生对制度不公的价值判断时,便会以直接利益冲突者身份参与其中。2、制度的公正性缺失会引发信任危机,信任危机则会加剧官民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里所说的信任危机,是指民众对基层政权及其官员之间的政治信任感缺失。由于党和政府的政策主要靠基层政权及其官员执行,因而,基层政权的行为对信任的重建非常重要。一旦基层政权存在权力寻租、官僚作风,且不能把众多引发民众心理失衡的社会结构性压力问题维持在民众所能接受的范围内,那么,民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危机在偶然事件的刺激下就会可能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而且愈演愈烈。近年来。广西区内不少地方政府在对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具体纠纷处理中,尽管保持了理性、克制的态度,或是采取了舆论引导、理顺情绪的措施。但不少民众对此都持怀疑态度和对抗情绪,对社会公共行为准则以及社会基本价值尺度失去信任,甚至用各种激烈方式与政府对抗,这表明民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危机在不断加深。究其根源:一是地方政府忽略对弱势一方当事人的体恤;二是其不愿意对谣言、传言进行充分解释与澄清,民众渴望了解事实真相和秉公处理的愿望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满足,从而强化了参与者的不公推定,增加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比如,广西罗城监狱司法腐败案、荔浦县人民检察院司法腐败案、南丹矿难事件发生后,人们渴望了解真相。但地方政府刻意隐瞒真相,不仅引发受害人的反社会倾向和行为,而且容易引起周围群众对有关人员的同情和支持以及对司法公正乃至对党、政府和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
当利益相关者和无直接利益冲突者的诉求压抑已久,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言推波助澜,不满情绪被引发时,小事件就会升级为大冲突,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体制性原因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诱因目前,广西区内群体性事件总体上处于高位运行阶段,这与经济社会转型期间。现有的管理体制不合理、不完善,体制之间存在矛盾、摩擦和漏洞有深层关联。1压力性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严格的社会控制手段和高压政策对待民众的群体上访、越级上访等集群行为。荣敬本等教授把一级政治组织(县、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称作压力型体制。不过,地方政府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完成规定的GDP等经济指标,同时来自于几个与经济无关、却可以被票否决”(即被取消评奖资格,官员晋升受到较大影响的指标,比如,对计划生育率的控制、地方群体性事件数量控制和社会的稳定局面等。笔者调研发现,体上访与群体性事件有着种种复杂的关联,基层政府要按照上级要求真正将民众集体上访反映的问题解决在基层、将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面临压力性体制的根本性困境。一方面,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关涉到票否决其利益的指标;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尤其是直接面对农民的乡镇政府解决问题的资源与权力又非常有限(有相当一些群体性行政纠纷的根源本来就在上,而乡村第一线的官员在艰辛的工作中能够获得的正当利益屈指可数,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动力去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所以压力型体制到基层政府后往往演变成责、权、利失衡的体制。基层政府官员面临着不让本地民众集体上访、无出县进京上访的重任,而他们又无力从根源上化解集体上访的势头,因此,层政府要么不敢主动向上暴露问题、讲真话,要么是在民众集体行动刚一冒头时,把上访的人拦住,对其中的行动精英围追打压,以阻止集体行动的发展势头。如,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广西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出现回升的势头。2006年广西人口出生率为14.4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35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为8.34‰,比全国高3.06个千分点,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从高到低均位居全国前6名之内。为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数量指标,有的地方政府采取拉猪、牵羊、拆房子等强制性、限制性的暴力失范行为。一旦其政策措施得不到多数民众的理解、支持甚至遭到少数行动精英的抗议、反对,在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蛊惑下,很容易助长民众的反体制意识,引发集体上访甚至群体性冲突事件。2、行政管理体制性迟钝暴露出政府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的能力薄弱,容易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笔者调查发现,面对群体利益冲突,在事件萌芽和聚集的初期,一些基层部门对社会矛盾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反应迟钝、信息失真、处理失当。2007年博白县“5·17事件看似突然爆发,但实际上都经过了意-民怨-民怒的过程,并非不可逆转和无法先期控制。实质上地方党委、政府系统一般都有一套完备的信息报送、矛盾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也出台了详细、规范的文件。但当社会舆情初露端倪,可能升级为社会冲突时,部分基层党委、
政府却往往出于维护地方稳定和地方形象的考虑,不及时有效地发现、分析、踪、监控、防范,使事态不断恶化,出现预警机制不预警、应急机制不应急的怪现象;不及时有效地公开相关信息以回应民众需求,使得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马路消息等失真信息满天飞,导致信息失真;不及时在基层化解可以解决并且应该解决的突出利益矛盾和问题,使得焦点问题因为长时间累积而超越社会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而突然爆发,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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