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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的图书馆思想及其影响作者：石烈娟,杨红玲来源：《河南图书馆学刊》2016年第4期石烈娟，杨红玲（湖南文理学院图书馆，湖南常德415000）关键词：蒋梦麟；图书馆思想；影响摘要：蒋梦麟把图书馆视作学术研究的“工具”，主张划定图书馆经费、藏书兼收并蓄，并以美国图书馆为榜样改革图书馆管理。其图书馆思想对发展近代图书馆事业、对推动图书馆现代化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04-0138-03收稿日期：2016-03-08作者简介：石烈娟（1968—），湖南文理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杨红玲（1978—），湖南文理学院图书馆馆员。本文系2015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蒋梦麟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5C0958。在近代中国教育救国的浪潮中，图书馆被视作一种民众教育的工具受到重视，众多近现代教育文化名人成为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蒋梦麟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他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图书馆在其教育和文化视野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图书馆思想对发展近代图书馆事业、对推动图书馆现代化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学界没有对蒋梦麟给予应有重视。近些年来，虽然对其相关研究有一定进展，但尚无对其图书馆思想及影响的专门研究。1蒋梦麟图书馆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西方来的狂潮有如汹涌洪涛，几乎以不可抵御的力量冲击着古老帝国，此时，“中国已经身不由主地被西潮冲到现代世界之中了。”［1］生活在这一过渡时代，蒋梦麟的教育经历具有中西兼具的特点。他早年在家乡接受过传统教育，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1908年又赴美留学，1917年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亲炙欧美社会与教育，他深感教育和学术的发达是国家富强、社会进化的根基，指出“教育为发展个人能力，增进社会幸福之具。”［2］“政治不良，非改革社会不为功；社会不良，非奖进学术，传播知识不为功。”［3］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他树立了“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的人生理想，这为其回国以后积极投身教育界，并重视发展图书馆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我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进了南洋公学，就是想给自己打点基础，以便到美国留学。”［4］蒋梦麟在回忆自己留学选择时写道。他对九年留美生活的热爱发自肺腑，他说：“岁月平静而愉快地过去，时间之沙积聚的结果，我的知识也在大学的学术气氛下逐渐增长。”［5］20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图书馆事业最发达的国家，图书馆“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应用之广，皆为世界之冠。”［6］美国“学院图书馆渐渐成为教学计划中的活跃部门，新的教学法要求学生多应用图书馆藏书。教师们对图书馆藏书的选购亦渐多关注，图书馆的经费亦有增加。讨论式教学法尤其强调对书籍的参考应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发展的速度渐增，藏
书已远非旧馆舍所能容纳。”［7］留学生活使蒋梦麟亲身感受美国图书馆文明，先进的美国图书馆事业成为他心目中学习的榜样，这是其回国后积极倡导图书馆美国化改革的思想渊源。当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蒋梦麟图书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辛亥革命后，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专门管理图书馆，对于改进和发展图书馆事业不遗余力。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特别重视社会教育。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学习美国”的热潮中，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也经历了从“学习日本”到“学习美国”的转变。1917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沈祖荣、胡庆生等在全国组织巡回演讲，他们极力抨击传统藏书楼的陋习，积极宣传欧美图书馆理论和技术，揭开了新图书馆运动的序幕。新图书馆运动对更新图书馆服务观念和发展近代图书馆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蒋梦麟的图书馆思想与实践正是顺应了这一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2蒋梦麟图书馆思想的主要内容2.1图书馆是学术研究“工具”的思想蒋梦麟对学术研究与图书馆的密切关系有着深刻认识，他把图书、仪器等设备视作学术研究的“工具”，认为提高学术的第一条件就是“要有工具”，他指出：“到底我们本身问题，还在提高学术上用功夫。提高学术，第一要工具，第二要人才。人才就是专门学术上之导师，工具就是学校的设备，如：图书、仪器等，学校无适当的设备，先生口授，学生耳听，限学术于口耳之间，哪里配说是学术。”［8］他提出筹办大学有“三要”，其中的首要就是丰富图书仪器，认为“仪器不完，不可以言发明新理；图书不备，不可以言深求知识。故图书仪器之设备，须求丰富，一要也。”［9］强调图书馆辅助学术、养育人才之用，是蒋梦麟图书馆思想的基本内涵。基于学术与图书馆紧密关系的认识，加强图书馆建设成为蒋梦麟任职北大后的一贯主张。进入北大后，他以总务长身份协助蔡先生进行北大体制方面的改革，成立图书委员会，其职责“协助校长谋图书馆之扩张进步”。［10］1930年12月他担任校长后，对北大的教学行政制度做了较大改革，在原有的各种专门委员会基本取消后，北大仍专设图书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作为学校领导，他多次向师生发表讲话与对外谈话，反复强调图书馆对于学术研究、教育发展的重要性；他积极筹建新馆、购置书籍，注重培养专才、选贤任能，直接参与了图书馆建设与管理。1935年北大新图书馆建成后，他不仅亲自兼任馆长，还将北大图书馆“美国化”改革提上日程，将北大图书馆改革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高校图书馆，同时也奠定了北大在全国学术中心地位。［11］2.2制定图书馆经费的思想充足的图书馆经费是丰富馆藏、加强图书馆建设的重要保证。近代中国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民穷国弊、办学经费十分拮据，图书报纸经费更是严重不足，针对这种情况，他主张“学校执政者，划定经费，兴办学校藏书”［12］，提出固定经费的办法来建设图书馆。1923年，浙江省拟创办杭州大学，请蔡元培、蒋梦麟、陈大齐等为董事。他们联名提出筹办杭州大学的几项建议，其中规定“本大学图书仪器之设备费，至少须占全校经费百分之四十；薪水及行政费，不得超越百分之六十。”［13］经济拮据是蒋梦麟治理北大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难题，他在自传中写道：“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14］但“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15］的信念促使他克服重重困难，极力筹措经费建设图书馆。为争取固定经费以扩充藏书，他任职北大后，即着手协助蔡元培增添图书仪器，即使经济困难，“所定购书一项，预算费为数颇巨。”［16］即使在当时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大
力支持馆藏建设，李大钊在任时购书费预算为6万元，1923年为3万元。［17］1930年冬蒋梦麟正式执掌北大后，北大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订立合作研究特款，自民国二十（1931）年起，至二十四（1935）年止，每年双方各提出国币20万元，专为设立北大研究教授、扩充北大图书仪器及他种相关的设备及设立北大助学金及奖学金之用。［18］“合作特款”计划为蒋梦麟革新北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30年以后，图书馆的购书经费基本维持在每月9,000左右，有时是6,000元。这样的经费水平，当时在中国图书馆界算得上是第一流的。［19］2.3兼收并蓄的藏书思想蒋梦麟主张会通融合中西文化，他在谈论“中国文化之吸收力”时说，“事实上正因为她有伟大的吸收能力，中国才能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历经沧桑而屹立不坠。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能够不随时吸收外国因素而可维系不坠。”［20］这种中西文化观使他一脉相承了蔡先生“兼容并包”的藏书思想，认为图书馆藏书必须兼收并蓄，一方面，要大量采购西书以适应西学在中国传播的需要；另一方面，致力于传统图书文化的承继和保存，努力把西方新文化、新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国民思想的进步。1920年，蒋梦麟提出北大的三个奋斗目标，认为首要目标就是要输入西洋文化，并且用全力去注意它。为研究西学、输入西方文化，应当“先要改良图书馆，多买西籍”。［21］为便利师生学术研究，图书馆“近来购置西文书籍之方针，决以多购整套杂志为原则，以便供研究某种专门问题者汇集之系统之材料。”［22］为扩大西籍，北大图书馆还建立了国际间书刊、资料交流以扩大西籍，通过北平图书馆的介绍，北大图书馆和德国学术互助会建立了密切的图书交换关系。［23］在致力于扩大西籍的同时，北大不惜重金购买了马廉藏书，“他的藏书极有特色，以明清两代小说戏曲原刻或早期刻本、抄本为主”，“马氏逝世后，整套文库藏书于1937年2月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立即成为馆藏善本特藏之重镇。”［24］北大馆藏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馆长毛准介绍，“汉花园（即沙滩红楼一层图书馆）北大藏书，向称饶富，尤以中文丛书方面，几为全国之冠，西文方面英、德、法、俄、意、拉丁诸文，均有杂藏更藏有若干种海内绝迹珍书，尤属名贵”。［25］2.4图书馆“美国化”改革的思想1920年，蒋梦麟等在计划筹资兴建北大新图书馆之初，就有“室内陈列，依美国最新办法办理”［26］的打算。1935年新图书馆建成后，蒋梦麟非常重视，他以校长身份亲自兼任馆长，还把图书馆的美国化改革提上日程，想选聘图书馆学专业出身，后又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的严文郁直接管理图书馆，以代替没有“美国化”的原馆长毛准。正在人事变动为难之际，他的同学兼好友胡适致信毛准，建议他辞去馆长，“我看梦麟先生的意思是很想把这个新的北大图书馆完全放在一种新的组织和新的效率之上，简单说，就是要‘美国化’它。”［27］严文郁就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以现代图书馆管理方法和技术加强图书馆管理，整顿和调整藏书、改革和完善藏书采访方法、改进分类编目，并建立完整健全的目录体系。图书馆业务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去年新馆落成，严文郁氏接任该馆后，馆务乃突飞猛进，一跃而跻于现代化大学图书馆之林矣。”［28］为建筑宏大、实用的新图书馆，蒋梦麟颇费心思，“其中全馆的结构，图样的修改，均经蒋校长几费斟酌而始确定。”［29］他充分吸收了西方近代图书馆的先进模式，“新建的图书馆，采用钢门窗结构，宽敞明亮，一扫旧馆沉闷幽暗的气氛，这个建筑在当时是最先进的。”［30］馆内设计具有典型的图书馆功能，设有编目室、参考室、阅览室、书库等，还仿效美国大学图书馆设立了二十四间研究室，馆中暖气、卫生、电气等设施均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设计和设备。新馆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师生们学习研究条件，图书馆受到大家的热爱，“自新图书馆落成以来，到图书馆里看书的人非常踊跃，每天到馆看书的平均有四百四十人之多（全校
学生约一千人）。”［31］“故每日中几每一阅览室皆跻跻跄跄有人满之势，十足表现北大之研究气象。”［32］3蒋梦麟图书馆思想的影响作为民国时期教育文化界的精英和活跃人物，蒋梦麟以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推动着近代图书馆建设。他不断强调图书馆对于推进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意义，帮助人们认识图书馆的社会地位与功能；在近代中国民穷国弊、经济凋零的困顿中，他提出划定与积极筹措经费建设图书馆；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他主张藏兼并蓄，使图书馆成为中西学术交汇贯通的枢纽和文化沟通的桥梁；他倡导实行图书馆“美国化”改革，加强图书馆正规化建设，推动图书馆现代化进程等，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沐浴美国文化长达九年的蒋梦麟，回国后带着自己对美国图书馆精神的理解，顺应了当时中国新图书馆运动的潮流，积极倡导、呼吁、实行，直接学习西方近代图书馆，推动北大图书馆最终实现了职能理念、业务部门、管理方法以及服务方式的现代化转型。这种思想及其实践不仅使当时中国图书馆事业开始融入世界图书馆事业，迅速缩小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与世界先进的图书馆事业之间的差距，而且由于北大图书馆的特殊地位，这种改革理想及其实施对传播西方现代图书馆理念和工作方法产生了巨大作用，对促进我国图书馆的现代化转型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参考文献：［1］［4］［5］［14］［20］蒋梦麟.西潮·新潮［M］.长沙：岳麓书社，2000：259，66，78，137，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