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咏物词创作及其词史意义

孔群山 ,东方中学

摘 要：康熙十八年己未，朱彝尊应召试太和殿，随机赐宴体仁阁下。应试后天子亲拔，置一等，除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这一年的朱彝尊已经五十一岁，年过半百的他突然荣登官场。人生的改变亦影响到其词的创作，一方面表现在情感的逐渐退出词学创作，由前期的羁旅和爱情之作转而开始致力于咏物词的创作；另一方面是朱氏咏物词创作有一个“寄托遥深”到“毫无寓意”的转变过程。仕清后，朱彝尊创作的咏物词，不仅文学价值高，其词史意义亦深远：一是表现为推尊词体，一是史的重视。

关键词：朱彝尊；咏物词；词史意义

前 言

易代之际，士人的选择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一是为旧朝殉节；二是做遗民；三是出仕新朝。朱彝尊经受不住清朝政府的威逼利诱，加上自身性格的内在原因，最终走上了仕清的道路。清朝政府开设博学鸿词科的目的虽有招揽人才之意，但更多方面还是为了控制文人的思想和言论。和大多数文人一样，仕清后的朱彝尊文学创作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一方面表现在情感的逐渐退出词学创作，由前期的羁旅和爱情之作转而开始致力于咏物词的创作；另一方面是朱氏咏物词创作有一个“寄托遥深”到“毫无寓意”的转变过程。追溯历史，不难发现这种转变是有其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清代词学史上亦是不可忽略的环节。

一、 艳词抒情传统向咏物的转变

——从《静志居琴趣》到《茶烟阁体物集》

喜爱朱彝尊词的读者，一开始接受的大多还是其爱情词，朱东润主编的《历代文学作品选》选朱彝尊两首词，其中一首即是爱情词《桂殿秋·思往事》：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这些据说是为纪念与妻妹冯氏（字静志）之间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之作，历来颇受好品。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云：“《静志居琴趣》一卷，尽扫陈言，独出机杼。艳词有此，匪独晏、欧所不能，即李后主、牛松卿亦未尝梦见，真古今绝构也。”世间能与李后主媲美的填词者，寥寥无几，而朱彝尊即是其一，由此可见朱氏爱情词的价值。然而，随着朱彝尊“召入南书房供奉，赐禁中骑马”后，词风突转，开始潜心于咏物词的创作。康熙十八年，朱彝尊携《乐府补题》入京，并撰写论文赞扬其“别有寄托”。

由抒情向咏物的转变，这本来需要一个时代的努力，却在朱彝尊一个人身上得以实现，不可不说是一种奇迹，是在有意和不经意之间，朱彝尊承担起了中国词作由抒情向咏物的转变。朱氏创作咏物词宗法姜夔、张炎，这在《解珮令·自题词集》中即有反映：

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 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

朱彝尊师法的“新声”即是咏物词。美国学者林顺夫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抒情传统的改变》一书中，将姜夔的咏物词定义为“新的诗歌意识”，他分析指出咏物词的特殊意义，“关注于物，以及由此造成的诗歌中的意象由诗人的自我体味转向一系列的声色之情，这无疑代表了一种热衷于铺张排场、轻佻佚豫，肆无忌惮地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以丰富的物质、迅速发展的城市、高雅的文化为特征的南宋末期社会，正是极适宜这种发展的土壤。”咏物词虽由姜夔开创，但在元明两代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直到朱彝尊携《乐府补题》入京，并大力创作，咏物词这才得以发扬光大。他把姜夔词派的乐而不淫、雅而不媚、怨而不怒、醇而不烈的词风奉为楷模，并且躬身实践，以“清空”“醇雅”的特殊方式、风格来摹勒物象，刻画心声。

二、 朱彝尊咏物词创作的转变

——从“寄托遥深”到“毫无寓意”

朱彝尊的咏物词大多收在《茶烟阁体物集》中，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寄托遥深”，隐蕴着“身世之感，君国之忧”的，较有代表性的是《长亭怨慢·雁》；第二类是发挥典故的，《咏猫三首》是其代表；第三类是单纯描摹事物形神的，《茶烟阁体物集》中绝大多数属于此类型，一般都局限于所咏之物本身，并没有明显的言外之意，如《天香·龙涎香》、《水龙吟·白莲》等等。

咏物词其实很难写出新意，更难出佳作，张炎即指出：“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咏物词素有“极不易工”之论，但依然阻止不了上乘之作的出现，如姜白石《暗香》、《疏影》，张炎即赞之为“野云孤飞，去留无迹。”

关于朱氏咏物词中的“寄托”，从他携《乐府补题》入京，以及一时的唱和就可见一斑。朱彝尊仿题《乐府补题》，并撰写序文赞扬其“别有寄托”，“是出于对其思想和艺术的倾倒，也是出于开创一代词风的需要”。但是，朱氏咏物词大多与《乐府补题》爱国精神不相吻合，他更多的是追求所咏之物本身，唯恐不能穷形尽相，甚至描写到无聊的地步。严迪昌先生《清词史》曾指出朱氏“拟补题”咏物词“在实际续补吟唱中则不断淡化其时尚存有的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的情思”。

三、 朱彝尊创作咏物词的词史意义

——“—代词风的终结”与“一代词风的开创”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中有云：“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诚言，从史的角度看，朱彝尊在总结了南宋时期刚露头角的咏物词的同时又将之发扬光大，是浙派后劲及常州词派创作的原动力。可以这样说，朱彝尊的咏物词创作是南宋咏物词风的终结与清代后期词风的开创，他为词学史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朱彝尊咏物词的价值主要表现在：

第一， 推尊词体

这个由后来的常州词派发扬光大的词学理论，其实是古已有之，由《诗经》发展而来的“比兴”传统，经过《离骚》香草美人“寄托”的发展，“比兴”“寄托”从此贯穿了中国整个诗史，随着清代词体的推尊，又在词体的领域大放光彩。叶嘉莹女士就论说道：“早期晚唐五代之词作，自表面看来虽大多为歌筵酒席之艳曲，但由于其所产生之大时代背景，乃正当干戈乱离之世，所以在这些艳词中已有世变之暗影隐现其间。”南宋咏物词的出现给传统诗学精神在词体领域大放光彩提供了条件，如南宋咏物词创作注重家国天下的隐喻，《乐府补题》即是一例。

众所周知，浙派的开创是从反思明代词学弊病开始的，被认为是浙西词派初祖的曹溶在《碧巢词》中附评语说：“元明以来，竞工鄙俚，故虽以高、杨诸名手为之，而亦间坠时趋。”受曹溶影响，朱彝尊论词崇“醇雅”和“清空”，创作手法上宗姜夔、张炎，所谓的“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即为其词风的典范概括。对雅正的倡导开启了浙派，朱彝尊明确提出宗法姜、张和南宋词，对浙派后劲的创作提供了范例和学习对象。浙派最大的后劲厉鹗严守浙派风气，即宗法姜、张的同时，上推至周邦彦。厉鹗通过尊崇周邦彦，引领了浙派的词学走向，词派意识空前的被强化。后起的常州词派即在此风下崇“比兴”、“寄托”，亦以南宋为学习样板。

第二， 词史的重视

如今的文学虽然不如以往那样承载着历史的重担，但在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面临入侵，甚至是濒临灭亡时，文学发挥的作用却不可小视。清初，朱彝尊生活的这个特定的年代，也像南宋末年那些文人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国可以灭，但精神文化不能被毁灭。于是一些忧国忧民，又没有反抗能力的文人走进书斋，用文字记载历史的真实。仕清后的朱彝尊开始有意识地编纂词话和词选，《词综》三十六卷（后十卷为汪森补），大多数即为推衍词学宗趣和主张，《紫云词序》中朱氏自己也说道：“昌黎子曰：‘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难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喜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但笔者认为，在有意和不经意之间，朱氏编纂《词综》起到了存史的作用。要知道，词史的连续象征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连续，词作不断，中华民族亦不会结束，那样的话，任何野蛮的入侵最终只会融入文明，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

结语

走过了人生的兴衰荣辱，尝尽了世间的冷暖情怀，一样的春来秋往，一样的枯草飞花，还有仕途的失意与坎坷。朱彝尊的一生，承载着清词发展的重担，他的每一投足，每一张首，整个词史的命运就在演绎着。也许朱彝尊并没有刻意追求，只是坚持着自己的情有独钟(即使这种坚持不一定是对的)，朱彝尊后期的词作大不如前，但他却引领着一个时代的向前发展。从史的角度看，朱彝尊的咏物词是这样的地位：“—代词风的终结”与“一代词风的开创”。

参考文献：

（1）高莲莲.宋琬仕清心态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2007(10).

（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美]林顺夫.中国抒情传统的改变—姜夔与南宋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

（4）[宋]张 炎等.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0~21.

（5）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6）叶嘉莹.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J].天津大学学报(社科)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