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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时间：2014-03-04 10:02:56 下载该word文档

本文摘自：《史林》1997年第2期，作者：余建华，原题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兴废》

“种族隔离”(Apartheid)是南非荷兰语(阿非利卡语)的一个单词，原意是“分开；隔离、分开的存在和发展。”它是1948年南非白人政权为其种族政策定的正式名称，实际上它是指一种制度化的种族隔离、种族压迫和剥削的体制。简而言之，种族隔离制就是南非白人政权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实行种族歧视和压迫的种族主义政策。

这种种族主义政策早为南非联邦成立之前的开普敦、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四省殖民当局所推行，只是尚未形成统一完整的法律体系。1910年统一的南非白人政权建立后，种族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制度化阶段，这种制度化的白人种族主义就是种族隔离。诚如曾任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优素福·迈塔马一苏勒所揭示：“种族隔离不过是南非政府作为官方政策实行的制度化和系统化的(白人)种族至上主义，是一种对(南非)各族人民实行种族歧视的综合性制度。”在这种种族隔离制下，非白人的居住、通行自由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均遭到苛刻的剥夺。从1910年到1948年，白人政权制订了49项种族主义法律，其中除了一战以前制订的《矿业与工作法》(1911年)、《土著土地法》(1913年)等法律之外，更多的是白人极端种族主义者赫尔佐格在担任政府总理的1924-1939年间所颁布的30多项种族主义法律条例，如《土著住区法》、《土地登记和保护法》、《工业调解法》、《土著代表法》、《文明劳动法》、《土著劳役契约法》、《防止不道德法》、《暴乱集会法》等。这些首先在反对非洲人的种族主义立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方面，为种族隔离制在南非的全面确立打下了基础。赫尔佐格早在1911年就透露出对“黑祸”的恐惧。“如果问题不解决，我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倘若黑人不斩尽杀绝或‘迁走’，我们的子孙会越来越感到不堪低水平文明之苦。”他公开声称黑人是“劣等种族”，一刻也离不开“优等种族”白人的“关怀”和“教养”。他宣扬，好比父亲不能让未成年的孩子管家一样，白人也绝不能让非洲人掌权。如果非洲人“图谋不轨”，幻想同白人有一样的权利，就应该受到严厉的处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非洲大陆民族独立运动推动下，南非黑人以及有色人、印度人纷纷提出民族解放的要求，争取自由平等的政治运动日益兴起，加之当时南非黑人人口急剧增长，黑人与白人之间贫富差别更趋悬殊，当时的南非社会种族矛盾明显突出。1948年主要由南非荷裔白人组成的右翼政党——以马兰为首的南非国民党在竞选中公然将种族隔离制列入竞选纲领，第一次用“Apartheid”一词来概括这种种族政策。把其含义解释为“南非各个种族在其指定的地区分别发展”。马兰明确宣布，他计划在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全面彻底推行种族隔离，维护白人至高无上的权威，马兰等人用耸人听闻的“黑色危险”来恐吓白人选民，宣扬若不实行种族隔离，白人种族的高贵血统就会被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污染而引起“种族退化”；如果允许黑人有平等权利，白人就会被黑色海洋吞噬而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结果利用白人选民特别是那些阿非利卡人对黑人的恐惧敌视心理，打着“种族隔离”和“白人南非”旗号的国民党击败统一党赢得大选，此后国民党上台掌权一直到1994年。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愈加猖獗。仅在1948-1961年马兰内阁、斯揣敦内阁和维沃尔德内阁执政的13年间，白人当局就炮制了50多项新的种族主义法律，1961年后又继续推出100多项这类法律，南非的种族隔离得以全面制度化、立法化。

概括起来，这种全面系统的种族隔离制包括四大基本制度。

一是保留地制度(后演变为黑人家园制度)。保留地制度系由《土著土地法》(1913年)和《土著人托管和土地法》(1936年)确定，它规定：非洲人只能在划定的保留地内占有土地，禁止他们以购买、租借或其他手段在保留地之外占有土地。这样占人口70%以上的黑人只能在占南非总面积13%的保留地内拥有土地。而且由于保留地地处边远，土地贫瘠，非洲人难以谋生，大批黑人被迫外出，向白人廉价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同时白人殖民者在南非掠夺、霸占土地却得以永久合法化。为强化种族隔离制度，南非白人当局又抛出了以“黑人家园”(又称班图斯坦制度)政策为核心的“分离发展”计划。1959年白人政权通过《班图自治法》规定：黑人在原来聚居的保留地按部族组成自由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班图自治区”，分阶段逐步建立“地方当局”、“立法会议”、“自治政府”，最后发展为“独立国家。”这种班图自治区由原来的保留地改名为“班图斯坦”，亦即“黑人家园”。据此，1964-1975年南非当局人为地拼凑了10个以部族为基础的黑人家园：特兰斯凯(科萨族)，博普塔茨瓦纳(茨瓦纳族)、西斯凯(科萨族)、加赞库鲁(聪哈族)、坎瓜内(斯威士族)、夸恩德贝莱(恩德贝莱族)、夸祖鲁(祖鲁族)、莱博瓦(北索托族)、夸夸(南索托族)、文达(文达族)。其中特兰斯凯、博普塔茨瓦纳、文达和西斯凯已在1976-1981年间陆续宣布“独立”。但除南非外，这些傀儡政权从未得到国际上任何国家的承认。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如此行事的一大罪恶阴谋是从根本上剥夺黑人对整个南非具有的权利。让白人永久占有整个南非。白人政权先是通过《班图斯坦国籍权利法》规定：所有南非黑人必须取得他所属的班图斯坦的“国籍”，而后在1976年特兰斯凯“独立”前夕，由他们炮制的特兰斯凯新“宪法”又公然剥夺特兰斯凯的科萨人，包括居住在“白人地区”者的南非国籍，规定他们只具有特兰斯凯“国籍”。

二是通行证制度。如前所述，通行证制度是起源于上世纪初的最早一次隔离制度。赫尔佐格上台后通过的《土著登记和保护法》又大大扩大了通行证制度的实施范围。1950年通过的《人口登记法》又空前强化了通行证制度的种族主义性质。它将南非人口划分为白人，黑人和有色人，当局据此迫使南非居民进行种族鉴定，登记人口，发放表明其所属种族和外貌特征的身份证，这种身份证成为他随时接受检查的通行证件之一。1952年当局又实施《统一土著身份证法》，据此，寻找工作的黑人在一个城市里的逗留时间不能超过72个小时，每个16岁以上的黑人必须携带新发的内容详尽的身份证，否则要处于罚款甚至监禁。通行证法既是控制黑人劳动力的一种残忍手段，又能剥夺黑人的迁移、旅行、居住、求职、辞职等一切行动自由。

三是特定住区制度。这主要由《城市住区法》(1923年)、《班图人迁移法》(1945年)和《特定住区法》(1950、1957年)确定，它规定：各种族集团分区居住，当一个地区被政府指定为某种族的居住区后，其他种族的人必须搬出此区。未经许可，黑人不能在城市居住。即使在城市中有工作的黑人，也只能在城郊贫民窟一般的“特定住区”居住。所谓特定住区，就是在大工业中心白人城区周围建立的专供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居住的居民点，而黑人一旦丢掉在城里的工作，他在特定住区里的居住权就要被剥夺。这项种族主义政策的实质，正如1968年曾任南非总理的沃斯特公开宣称：“问题的中心，是我们需要他们，因为他们是给我们干活的。但是，为了使他们给我们干活，就永远不应当给予他们索取政治权利的合法资格。”1即南非白人既需要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创造剩余价值，又不能赋予他们任何起码的权利，包括在“白人地区”里建立任何巩固的立足点。

四是工业肤色壁垒制度。南非当局在工业中设置“肤色壁垒”，这是在经济上排挤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根据《矿业与工作法》(1911年)、《文明劳动法》(1924年)、《肤色壁垒法》(1926年)及《工业调解法》等，确定在工业部门中按照肤色招雇工人的规则，几乎所有高工资的技术工种的“文明劳动”全为白人保留，有色人种的工人则在从事工种、劳动待遇上受到公开的排挤和歧视，尤其是黑人只能承担报酬极低的、非技术性的“不文明劳动”。白人政权劳工部长可以为某一种族的成员在任何工业中保留任何类型的工作。如1957年白人劳工部便宣布在纺织业中为白人“保留”4万个职位。这项制度也称为“职业保留制度”或“有色人种差别待遇”。这是白人政权收买白种工人安抚“穷白人”的措施，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享有特权，而在经济危机期间首先让黑人作出牺牲。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除了以上四大基本制度外，还有其他一些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法律。包括：为维护白人血统的纯洁性，禁止不同种族间的通婚的《禁止通婚法》(1949年)和严禁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性关系的《不道德法》(1950年)；鼓励地方当局对汽车、火车、饭馆、厕所、影院、公园、银行、邮局等公用设施实行种族隔离的《公用设施分别使用法》(1953年)；规定不同种族接受不同教育、剥夺非洲人受教育权利的《班图教育法》(1953年)，和《扩充大学教育法》(1959年)；旨在镇压一切抵制、反对种族主义的一切言行、一切组织或个人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1950年)等等。

这些种族隔离制度和立法实施的目的，显然是要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及其他非白人种族同占人口少数的白人从政治、经济、地理和社会生活各领域中分隔开，以维护白人的特权与既得利益，免受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反抗的威胁。

有压迫就有反抗。从本世纪初以来，南非黑人就已开展了反对种族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顽强斗争。这一斗争基本上是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一方，同统治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为另一方之间展开；基本内容是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争取民主权利和种族平等。在时间上主要分为下述三个时期。

首先是从1912年到50年代末的非暴力斗争时期。1912年，非国大的前身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成立，为南非第一个非洲人民族主义组织，它领导南非黑人打破部族和地区的界限，联合开展旨在保护土著居民利益的斗争。不过它的领导人多为部落酋长及一些非洲人上层人士，斗争纲领和斗争方式还较温和。二战后，在广大非洲工人的充实和推动下，南非黑人争取合法平等权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日趋高涨。1950年6月26日，在非国大等组织号召下，南非各地举行反抗“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等不公正法律的示威游行，此日后被定为“南非自由日”。1952年6月26日，非国大与南非印度人大会联合发动蔑视不公正法律运动，反对种族主义斗争席卷全国。1955年6月25日-26日，非国大、南非印度人大会等5个组织在约翰内斯堡附近联合召开南非人民大会，通过“自由宪章”，庄严提出，“南非属于在南非居住的黑种人和白种人的领土，只有根据全体人民的意志办事的政府，才具有合法的权力，”“只有根据全体人民的意志办事的民主的国家，才能保证人民享有一切天然权利，而不问他们的颜色、种族、性别或信仰。1它首次比较系统完整地提出民族平等、人民掌权等非种族主义的社会变革纲领，增强了非洲人和印度人、有色人、白人等人士之间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联合团结。

其次是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的多种形式斗争时期。1959年成立的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简称泛非大)主要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反对种族主义统治。1960年3月21日它发动了反对通行证法的群众运动，此日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沙佩维尔镇和开普敦附近的兰加镇集会示威的数万名非洲群众遭到当局血腥镇压，导致死70多人、伤200多人的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随后当局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宣布非国大、泛非大等组织为非法，大批南非民族主义者被捕。南非人民意识到反抗种族主义统治不能光靠非暴力斗争，而须展开包括暴力手段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策略。非国大和泛非大分别建立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和“波戈”，以武装袭击反抗当局的暴力镇压。1976年6月16日，约翰内斯堡市郊的黑人城镇索韦托15000名黑人学生示威抗议种族主义教育制度，当局再次出动军警，制造死伤1000多人、逮捕数千人的“索韦托事件”，由此在整个南非激起一场非洲工人、妇女、商人以及一些有色人、白人学生广泛参加的持续1年半的全面反对种族隔离制的斗争。

南非当局残暴的种族主义政策，也激起了非洲各国尤其是相邻国家的强烈反对。为构筑一道抵御反种族主义浪潮的“堤坎”，南非白人政权对周边国家推行侵略扩张政策，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纳已于1990年宣告独立)，破坏邻国安全与稳定，不仅导致战后南部非洲地区动荡不宁，也成为世界紧张局势的热点之一。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内实施种族隔离制、镇压黑人运动、对外破坏邻国安定，自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1960年也即非洲年，联合国通过第一个制裁南非种族主义决议。1962年联合国设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1974年第29届联大中止南非出席资格。1981年第36届联大又宣布1982年为“动员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国际年”。鉴于南非当局继续顽固不化地推行种族隔离制度，1985年7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3票赞成，美国和英国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又一项谴责南非政府推行种族隔离制的决议，呼吁各国停止与南非的联系，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禁止有关国家向南非出售武器，联合国从同南非有关的西方公司中抽回投资等。这一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响应，美国和欧共体也分别在1985年和1986年开始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1985-1988年南非资金外流达110亿美元以上，1986-1989年有550家外国公司撤出南非。因制裁导致的金融危机，南非一度被迫宣布暂时关闭外汇和股票市场。至1988年底，与南非保持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22个。南非成为内外交困的“国际孤儿”。因此从80年代中期，南非人民反种族主义的斗争步入了从对抗转向对话的新时期。

80年代中期以来，南非黑人反种族主义群众运动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白人各阶层进步力量也加入了反对种族隔离制斗争的行列。非国大也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开始把以暴力手段推翻种族主义政权的战略调整为以和平谈判实现黑人多数统治掌握斗争主动权。1989年7月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在狱中会晤博塔总统时明确表示：“为了国家的利益，非国大和政府有必要紧急会晤，通过谈判找到一个有效的政治解决办法。”而面对政治、经济以及整个社会各方面日益严重的压力，南非当局也表示要对种族主义政策进行改革，博塔政府废除了一些露骨和过时的种族主义法律，如《通行证》、《劳工法》等，1984年起白人政权的4位部长与狱中的曼德拉开始长达3年的“严肃对话”，但仍坚持种族隔离的基本制度，继续推行镇压黑人运动的政策，因而1989年博塔总统在南非人民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冲击和国民党内部矛盾加深的背景下下台。鉴于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和以非国大为代表的黑人解放运动之间长期对抗所出现的力量均势，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80年代末以来东西方冷战的终结，美国、苏联(俄罗斯)积极促使南非当局废除种族隔离、实行民主变革的姿态，继任的德克勒克总统上台伊始，便表示愿意加快南非民主改革进程，就种民族分享权力问题与黑人领袖进行谈判，以逐步消除种族隔离，建立一个全新的民主南非。随即拉开帷幕的南非民主化进程先后经历了如下3个阶段：

从1990年2月到1991年12月为第一阶段，其主要任务是“破旧”——扫除举行制度谈判的障碍、废除种族隔离制法律基础。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政府宣布撤销对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产党等30多个组织的禁令和限制。2月27日囚禁27年的黑人领袖曼德拉获释。5月2-4日南非政府与非国大举行首次正式谈判，6月纳塔尔以外地区的紧急状态法被取消，《公用设施分别使用法》等种族隔离法律被废除。8月南非政府与非国大举行第二轮谈判后，政府宣布释放政治犯、允许流亡者回国，非国大则表示暂停武装斗争。1991年2-6月南非议会宣布撤销《土著土地法》、《特定住区法》、《人口登记法》等80多项种族主义法律，至此南非种族隔离制已在法律上基本废除。但这一时期，在南非黑人与白人之间种族矛盾缓解的同时，黑人中不同派别间的暴力冲突却趋向恶化。主要是以布特莱齐为首的因卡塔自由党(简称因卡塔)对德克勒克政府以非国大为主要黑人代表进行谈判的局面强烈不满，为跻身于谈判，平起平坐地参政，因卡塔蓄意加剧与非国大的暴力冲突。经各方努力，1991年9月中旬，政府、非国大、因卡塔签署结束黑人冲突的和平协议，为实现黑人团结带来希望。

自1991年12月到1993年12月为民主化进程第二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制定非种族主义的新宪法。1991年12月20-21日，南非政府、非国大、因卡塔国民党等19方400多名代表会聚约翰内斯堡，举行民主南非大会，讨论制定新宪法的指导原则，建立过渡时期临时政府，通过普选产生制宪议会，将黑人家园并回南非和动员南非人民参与民主进程等问题，决定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新南非。虽然1992年3月17日德克勒克政府就进行的南非制度谈判问题举行南非白人公决，获得68.61%的赞成票，但因非国大和国民党在涉及权力与利益分配的关键问题上分歧甚大，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推迟到1992年5月举行，谈判仍未取得进展。6月17日即非国大纪念索韦托事件16周年集会的翌日，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博伊帕通镇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血腥屠杀事件，48名黑人死于非命。非国大认为是因卡塔支持者在警方支持下所为，因此退出同政府的一切谈判，包括民主南非大会的多党谈判。1992年9月26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在约翰斯堡举行“和平首脑会晤”，非国大与政府就制止南非政治暴力冲突、选举制宪议会和成立过渡政府等问题达成原则谅解。此后经过多轮双边密谈，到1993年2月，非国大放弃原先的“黑人多数统治”要求，同意在非种族主义的大选后按比例代表制原则产生制宪议会和民族团结过渡政府，但执政期不超过5年；政府也放弃“永久性分权”的主张，同意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普选产生一院制议会。制宪谈判僵局打破后，1993年4月1日，非国大、南非政府以及南非其他政治力量，在新的谈判机制内正式恢复了中断11个月之久的多党制宪谈判。随后又克服因4月10日南非共产党总书记、非国大领导人哈尼遇害所造成的政治障碍，在7月2日多党制宪谈判委员会正式确定1994年4月27日为南非历史上首次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日期。9月23日南非议会通过关于建立过渡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另外一个重大成果是，11月18日多党谈判委员会制定达成的、12月22日南非议会通过的过渡时期临时宪法，它规定：南非所有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和信仰，都有选举权；所有南非人将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和公平待遇，享有言论、出版、宗教、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自1993年12月到1994年5月为民主化进程第三阶段。这阶段主要任务是组织各民族全民大选竞选工作。1993年12月7日正式成立的过渡行政委员会是首次各种族大选竞选期间的最高权威机构，其任务是“平整政治竞技场”，同时行使部分政府职能。早在1993年7月南非大选日期确定后，白人保守党、因卡塔及3个“黑人家园”政府就退出多党制宪谈判委员会，反对举行各种族大选，1994年10月它们又同右翼的阿非利卡人民阵线组成自由联盟，阻挠各种族大选工作，非国大和政府为争取这次右翼党派参加选举，一再做出让步和妥协，但同时坚持在国家统一和大选日期上绝不动摇的立场。1994年4月8日，德克勒克、曼德拉、布特莱齐和夸祖鲁“黑人家园”的祖鲁族酋长祖韦利蒂尼举行四方密谈。到4月19日，即大选投票最后一周前，布特莱齐才同曼德拉、德克勒克达成三党协议，签署《和解与和平协议备忘录》，因卡塔最终决定参加大选。4月26日至29日，南非27个政党、2271万南非公民参加南非历史上首次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非国大得票62.65%，国民党得票20.39%，因卡塔得票10.54%，非国大取得绝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