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在心理科学发展的早期，有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设，即不论是对蔬菜的偏爱还是对他人的看法(社会态度)，一个人的态度与行为之间一般具有一致性。因此，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都先用问卷来测量被试的态度，并预测当被试真的遇到需表明态度的对象时，已测量的态度就会在其行为中反映出来。

特别是当这个假设被应用于社会态度时，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拉皮尔(Richard LaPiere)对它提出了质疑。为了阐明他的疑问，他举了一个例子—研究人员向多名美国男子询问同一个问题：“在电车上，你愿意把你的座位让给一名亚美尼亚妇女吗？”（记住，这篇文章是在1934年发表的！）无论回答怎样，拉皮尔解释道，这种反应仅仅是一种对假设性情境的假设性反应，它未必能预测出当这名美国男子在拥挤的汽车上，真正面对一位亚美尼亚妇女时将采取的真正行动。拉皮尔认为，即使实际情况是这样，但大部分的研究人员还是很愿意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被试对假设性问题的假设性回答所反映出的假设性态度来预测被试的真实行为。不仅如此，这些研究人员甚至会在同样的数据基础上，得出与美国人和亚美尼亚人总体关系有关的结论。拉皮尔提出，研究人员认为假设性行为(对调查表的反应)与真实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这种假设太过于简单，且毫无根据，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

20世纪30年代，美国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偏见与歧视。这并不是说这种态度今天就不存在，但在60年前，这种带有歧视的行为非常普遍且被人广泛接受。例如，一些旅馆、餐馆常有拒绝为一些种族或少数民族的人提供服务的规定，这是很普遍的事情。为此，拉皮尔决定利用这些带有种族歧视的规定来验证他的观点，即口头表达的态度并不能预测真实的行为。

【理论假设】

在1930—1931年间，拉皮尔与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四处旅行，“这对夫妇很有风度、富有魅力，并能很快赢得那些有机会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的钦佩与尊重”。那时，在美国人们对亚裔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与歧视。在这次旅行开始后不久，当他们一行三人到一个小镇的一家最好的旅馆与服务员打交道时，拉皮尔心中甚是担忧，因为“在这个小镇上，当地人对东方人存在很狭隘的偏见”。令他们吃惊的是，服务员立即礼貌地接待了他们。拉皮尔继续叙述道：“两个月后，当我再次沿此路线旅游时，我给这个旅馆打了个电话，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待‘一名重要的中国先生’，对方的回答却是个毫不含糊的‘不’字，这件事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并使我着手进行这项研究”。

与那些为人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拉皮尔的研究的理论假设是：人们的“社会行为”与他们口头表达的社会态度很少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人们的言行并不一致。

【方法】

这项研究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着重探讨真实的行为，第二部分是评估与其相关的假设性态度。

真实行为阶段：拉皮尔与他的中国朋友开车两次沿太平洋海岸线周游美国，旅游线路总长度约为1.6万公里。仔细研究拉皮尔的文章后我们发现，他此次旅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态度，而他在旅行中对态度和行为的关系的关注纯粹是一种巧合。拉皮尔并没有告诉这对中国夫妇，他对他们每到一处所受到的接待都进行了详细的观察记录。他解释说，如果他们知道了详细情况，就会变得不自然，并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会降低研究的效度。在1930—1933年间，他们共住过67家旅舍、汽车旅馆和“旅行者之家”，在184家饭店和咖啡馆用餐。拉皮尔一直对旅馆接待员、男侍者、开电梯的工作人员以及女服务员对中国夫妇的态度与行为，进行准确而详细的记录。为了防止因自己的出现使这些人的反应有所改变，拉皮尔经常让中国夫妇订房间、买食宿用品，而他自己则负责照看行李，并且总让他们先进人餐馆。稍后，我们将对这对中国夫妇所受到的礼遇进行详细的讨论。

假设性行为阶段：在研究的第二部分中，拉皮尔给所有他们到过的地方寄了一份问卷，问卷与真实访问之间有6个月的时间间隔。他对于这种间隔的说明是：他希望让中国夫妇访间的影响得以消退。

问卷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你愿意在自己的旅馆或餐厅接待中国客人吗？”餐馆、咖啡馆共返回81份问卷，旅馆返回了47份问卷，回收率为51%。为了进一步确保问卷的回答没有直接受到中国夫妇访问的影响，拉皮尔同时让另外32家旅馆和96家餐馆对同样的问卷作出回答，它们与中国夫妇访问过的餐馆、旅馆在同一地区。

在将近3年之后，拉皮尔终于有了确切的资料以对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进行比较。

【结果】

拉皮尔称，在251个他们曾光顾过的旅馆和餐馆中，他们只受到过一例由于他的这对同伴是异族所带来的冷遇。这次惟一的冷遇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城镇；根据拉皮尔的描述，这是一家非常简陋的汽车旅馆。业主来到汽车旁，看了一下车里的人说：“不，我不接待日本人。”除了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外，他们在其他地方都受到了中等或中等以上的待遇，尽管有时待遇有变化，也是因为人们对中国夫妇的“好奇心”所致。拉皮尔解释说，在1930年，除了太平洋沿岸地区、芝加哥和纽约外，大部分美国人几乎没有与亚洲人在一起的经历，也许他们从未见过亚裔人。拉皮尔对他与中国夫妇所受到的服务进行了等级评定，除了极少的几个地方，其他所有的地方接待与他们所预期的一样或更好。如果他单独出去，情况也不过如此。

6个月后，那些寄往他们曾经访问和未曾访问过的地方的调查问卷所得的结果。几乎所有的拉皮尔与中国夫妇到过的旅馆、餐馆、咖啡馆、旅行者之家(超过90%)都回答说他们将不会接待中国人。另外，来自于他们未到过的地区的回答，其分布状况实质上也是一样的。这就表明，研究结果并没有受旅行者最近造访的影响。相反，回答“是”的问卷来自于一个小旅馆的管理人员，“她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描述了去年夏天，她与一位中国先生及他可爱的妻子在一起时的美好情景”。

心理学家对拉皮尔的研究的反应就像一名运动员在极富挑战性的比赛中的反应一样。这种反应表现在三个方面并引发了大量的研究。第一，针对拉皮尔的研究结果，有一些强烈的批评意见；第二，研究者开始试图解释为什么对态度的评估不能预测个人真实的行为；第三，行为科学家试图发现在何种条件下，态度才能可靠地预测行为。

对拉皮尔研究方法的一种批评意见是，以一封信中对简单的是非问题的回答为基础，不能有效测量个人对某一群人的态度。例如，答卷人大脑中对“中国人”形成的表象，也许与他们实际遇到的这对中国夫妇完全不同。另一种批评意见是，在他们3个人访问过的地方的人中，只有半数对问卷作出了回答，也许那些花时间回答问卷的人正是对亚洲人有极端偏见的人。最后一种批评意见是，6个月后，对问卷间题作出回答的人也许已不是他们曾经遇到的那些人了。

与态度一行为研究有关的一个新名词是NIMBY，这个词进入美语词汇大约已有十多年了。它由词组“与我无关”(not in my yard)的开头字母组成。NIMBY这个词通常在以下情景中出现，即一件事、一个方案或者某种环境的改变正处于酝酿之中。通常这一改变会得到许多人的广泛支持，同时，他们也认可这是为了大家的利益；然而，当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个人利益时，他们则会断然反对它。换句话说，他们会想：“这是一个好主意，但这与我无关！”我们经常引用核垃圾堆放的问题来说明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大部分人认为对于这种放射性废弃物，我们应该把它安全地储藏在地下的密封设备里。然而，当你试着寻找一个当地居民允许建造这种储存设备的地方时，回答往往是“NIMBY”！这个概念现在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心理服务和公共健康中。席玛布克等人(1999）曾做过一个名叫“不要开空头支票”(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的研究，评估了居民对于在附近为智障者创设一个集体活动场所的提议持什么态度。一些居民表示赞成这一提议，然而，当研究者要求他们在请愿书上签名时，你可能已经猜出结果了，不是吗？两次测量结果的相关非常低，这就证明，用调查表来预测请愿行为(petition responses)是不可靠的。

但是，也有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坚信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见行为，问题在于应该确定有关的变量，使之得到精确的测量和控制。不过，更多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态度与行为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1984年，凯利(H．H．：Kelley)和米尔(Mire：r)作了一项关于投票行为的研究，他们分析了从1952年至1964年间，美国四次总统竞选所进行的民意调查资料。他们的研究发现，在选举前访问投票者所得到的关于他们的政治态度，与他们实际投票行为有着很高的相关，也即在投票日之前20天进行的访问者中，有85％的受访者，其政治态度与实际投票行为是相互一致的。

二、行为对态度的影响

事实上，不仅态度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而行为反过来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态度，这在现实生活中以及科学研究中都已经得到了证实。人们的行动可以改变先前的认识、感受和意向，特别是当人们觉得自己对该行动负有责任的时候。两个本来互有偏见的社会群体，一旦有了相互间的更多接触和沟通，原有的偏见就可能会有所改变。承担新的社会角色，从事于该角色所规定的行为，也将使人们产生新的态度。

列伯曼(S．IJeberman)曾经对新升为“领班”和新升为 “工会代表”的工人进行了实验考察，研究其角色改变后工作态度的变化。显然，新的角色要求新的行为，不久，这些人也就由于从事新的工作，而形成了新的工作态度。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职业角色对人们态度的塑造和影响力。当了警察，就会形成对执法和违法的新的认识；作为教师，就会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如此一来，由于职业角色上的要求，个人的人格和态度都会深受其影响。

由于人们所扮演的角色或从事的行为，会影响到其内在态度的变化，已经为经验和实验所证实。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社会心理学家曾经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释：

1.认知失调理论的解释。这一理论由费斯汀格(L． Festinger)提出，该理论假定，当人们的行动与其态度相背时，就会产生内在的认知不协调，进而引起心理上的紧张；而为了消除这种紧张，当事者就要努力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就会改变自己原来的态度。人们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的外部理由越少，就越是感觉到认知不协调，就越是要改变自己原来的态度。

2.自我觉知理论的解释。这一理论由贝姆(D．L Beem)提出，该理论假定，当人们的态度不明朗或者是模棱两可时，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言谈举止来推断自己的真正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听自己所说出的话，来了解自己的态度倾向。

3.学习理论的解释。这一理论是由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所提出的，该理论假定，当人们从事与自己态度不相一致的行为时，会接触到以前没有接触到的信息和感受，或受到行为结果的不同强化或反馈，从而引起态度的改变。

三、影响态度和行为关系的因素

为什么态度与行为有时候一致，有时候又不一致呢?在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研究中，人们认为，态度这种内在心理反应倾向对行为仅起准备作用，只决定行为的一种倾向。也就是说，它只是提供了行为的一种心理上的可能性，并不是决定行为的全部因素。这种心理上提供的可能性要变成现实，即形成具体的行为，还必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依据一定的社会关系和规范来实施或表现。所以说，人们表达出来的态度和表现出来的行为，都要受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态度结构方面的因素

从个体持有某一特定态度的角度看，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受到态度本身构成的因素，包括其认知与情感的关系的影响。

1.个体对某一事物所持有的态度，如果在认知上的看法与在情感上的体验是保持一致的话，则这种态度与行为就能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但如果认知与情感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那么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就常常是不一致的。

2.个体对某一事物所持有的态度，如果是以个体自身的亲身经历、以其直接经验为基础的，是通过个体对这一事物的亲身体验和了解形成的话，那么，根据这种态度来预料和推测有关的行为表现，就会有较高的准确性；反之，如果个体所持有的态度是道听途说而形成的，也即是通过获取间接经验的方式而形成的，那么这种态度就很难起到准确预测行为的作用。

3.个体所持的态度是比较一般的、笼统的，还是较为具体的、特定的，也与其行为表现密切相关。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个体对某一事物所持的一般和笼统的态度，与个体对这一事物所作出的行为反应之间存在着低相关，两者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很低；个体对某特定的具体事物所持的明确态度，与个体对这一事物可能作出的行为反应保持着高相关，两者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很高。

(二)行为反应方面的因素

反过来，从行为反应所具有的特点来看，影响行为与态度一致关系的因素，至少有如下两种：

1.单一行为和多重行为。个体对某事物持有某种态度，但在表露这种态度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换句话说，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未必是一对一的。因此，在考察态度与行为的关系时，如果仅着眼于某一种行为，往往就可能得出态度与行为不一致、无关联的结论；但如果着眼于多种可能与态度保持联系的行为时，就不难得出态度与行为相一致，或有关联的结论。

2.即时行为与长久行为。即时行为指的是即刻和短时内作出的行为反应，长久行为指的是长时间和久远内作出的行为反应。研究表明，即时行为与态度保持较高的一致性，根据态度来预测即时行为则较为准确；而长久行为变化的可能性较大，因而其与态度的一致程度较低，根据态度来预测长久行为则较为困难。

(三)态度主体自身的因素

从体验态度的人自身的情况来考察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作如下的分析。

1.态度对象与个人关联的程度。态度所指的对象、事物，与态度持有者本人，往往会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也就是说，态度的对象，对态度者本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具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如果态度所涉及到的对象、事物，与态度者本人的切身利益有着较高的关联，对其个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有着较大的影响，那么人们对此所持有的态度，就会与其对此所作出的行为反应，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反之，两者的一致性就较低。

2.个体自身的人格因素。有些人的态度与行为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有些人则易受他人或环境的影响，其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变化较大。这种个别差异，与态度者个体自身的人格因素有关。例如，自尊心强的人，就不会轻易受他人的影响，而自尊心较弱的人，则容易为他人所左右。另外有一些研究资料表明，具有较高自我控制行为能力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其行为会较少受自己情绪等内在心理因素的支配，而更多的是根据环境的要求去表现；而具有较低自我控制行为能力的人，其行为与态度的一致性则会相对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