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问题与台湾问题的异同点

比较“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与民族区域自治区的异同点

⑴相同点：都享有自治权，都是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行政区域，不具有任何独立主权实体的性质。

⑵不同点

俄国侵占我国北方大片领土

从19世纪50年代，俄国趁火打劫，侵吞了我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办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在政治上，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主权，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他们的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见表

台湾问题是内部分裂问题，港澳问题是抵御外族入侵问题。

台湾问题是1949年解放战争即将结束,蒋介石逃到台湾同大陆分离,属于中国内政问题,

港澳问题是英葡殖民者强占的,属于殖民地问题

台湾问题牵涉到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因为一直以来，台湾的政府都是以中华民国自居的。而按照时间顺序来说，中华民国是早于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按照优先原则，代表中国的政府应该是中华民国。所以中国大陆一直都想统一台湾，因为只有这样，它才会真正成为中国的代表。而香港澳门这些是被帝国主义强行霸占的土地，我们收回来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台湾问题是怎样的呢？ 可以简单地梳理一下有关历史脉络。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１９１１年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其后建立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其后经过袁世凯篡政、军阀割据、北伐战争，蒋介石最终掌握了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２１年成立，于１９２７年建立武装，逐步团结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目标夺取全国政权。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共产党军队被编入国民政府军，联合抗日。１９４５年，中国８年抗日战争在蒋介石政府统一领导下胜利结束。其后爆发国共内战，国民党军队战败，蒋于１９４９年逃往台湾（台湾是于１９４５年由国民党政府从日本政府统治下收复），同年共产党建立并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国民党政府自１９４９年在台湾继续“中华民国”的统治，直至２０００年在大选中败给民进党而下野。

１． 香港问题

    鸦片战争中，英军于１８４１年１１月２６日占领香港岛。１８４２年８月，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及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管，任立法治理”。从此，香港岛便为英国正式侵占。到１８６０年１０月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后，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归英属香港界内”。１８９８年６月９日，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即所谓的“新界”“租借”给英国，为期九十九年。至此，整个香港地区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１９８２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邓小平在和她会谈时明确提出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解决。双方最后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香港问题。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并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中英两国政府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２． 澳门问题

    明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年），葡萄牙人以舟船触礁进水，晾晒渍水货物为由，要求泊口上岸。经贿赂明朝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得到准许，并按惯例对其抽税２０％。葡萄牙人开始搭盖茅棚临时居住，继而建筑房屋谋求长留，并在澳门建筑城墙炮台，自行委派官吏管理。但葡萄牙人没能获准把澳门作为居留地，更没有得到明朝廷的准许。从１５７３年到１８４９年，葡萄牙人每年正式向明政府交纳“地租银”５００两，他们虽然盘踞澳门，使中国主权受到损害，但澳门主权仍属于中国。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殖民者驱逐清政府官吏和海关人员，并攻占了附近的路环岛等。在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中葡草签《和好通商条约》时，英、葡相互串通，在条约的中、英、葡三种文字的译文上做了手脚，规定“葡国永驻管理澳门”，这样葡萄牙人终于攫取了对澳门的管治权，使澳门成了主权和治权分离的一块特殊的中国领土。可见，澳门的主权始终属于中国，不过准许葡人长期居住和管理而已。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对解决澳门问题做了大量工作。１９８７年４月，中葡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这样，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澳门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３． 台湾问题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在历史上曾经遭到过列强的侵略，在近代就被日本占领了５０年。１８９５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霸占了台湾，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具有主权国家地位。二战中的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多边条约都肯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１９４３年中美英《开罗宣言》就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１９４５年中美英苏四国签订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１９４５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政府收复了台湾和澎湖列岛。

    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将台湾和祖国大陆分离开来。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中国拥有台湾主权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因此，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不同，它不是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而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国。

    江主席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同时他指出：“一国两制”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台湾只有和祖国联系在一起才能持续、高速发展。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祖国的和平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为什么奉行独立地、不结盟的、全方位外交政策？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具体表现为不结盟政策。从这一时期的形势看，苏联由于不断向外扩张，战线过长，特别是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内外矛盾加深，国力有所下降。美国自从越南“脱身”后，国内外处境有所改善。美苏争霸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西欧、日本崛起，发展中国家壮大，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开始显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

邓小平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分析，毅然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两个重要转变”：第一、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从而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

他强调，“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他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那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一方反对另一方。对于所有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全面贯彻外交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不断加强经济外交，外交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全方位外交，是中国自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形成的一系列外交新思路，其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新安全观，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大旗等。在这些新思路的指引下，中国与美国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与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传统大国建立各种“战略伙伴关系”，与新兴大国如印度等探索共同和平崛起的道路，丰富了中国全方位外交的内涵，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外交格局：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 　　中国的全方位外交不是单向的，不是非此即彼式的，而是全方位的。重视中美关系并不意味着就会轻视中欧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更重视搞均衡外交，即同世界所有重要力量都发展关系，同步前进。不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不支持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反对另一国或集团。

全方位外交的主要内容

第一是反对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是促进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发展，繁荣人类和社会的经济； 　　

第三是维护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和稳定，为我们国家的内政提供坚强的外交保障； 　　

第四是维护国家主权、内政和领土完整，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 　　

第五是为我们的继续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和建设提供坚实的外交基础。

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了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概念。1984年5月，邓小平把中国对外政策概括成独立自主外交，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它是“真正的不结盟”，具体体现为“四不一全”：即不结盟、不孤立、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全方位进行外交活动。其核心是不结盟。

　　这种不结盟首先表现在中国对待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上。邓小平倾向于在美苏之间奉行某种平衡政策，其前提是中国开始与苏联改善关系。

　　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由建国初期巩固国家独立与主权的政治任务转变为进一步发展的经济任务，这决定了中国外交政策内容的重要转变。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了被动，国力衰退，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弱；美国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较大的优势；美苏的较量由过去的苏攻美守变为苏美在战略上大体均衡、相互僵持，两个超级大国既相互争夺又相互联合。

　　在此背景下，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升，中国如果继续联美反苏，会加强美国的霸权，影响世界力量对比的均衡。而且邓小平观察认为，世界其他政治力量，如西方阵营里的西欧与东方阵营里的东欧，都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选择，不结盟将是世界政治的主流，对于消解两极格局，促进世界多极发展有积极意义。

　　毛泽东时期中国的外交指导思想是比较复杂的，既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又有中国与苏联复杂的恩怨因素，还有近代中国历史遭遇的影响。到了邓小平时期，意识形态、历史遭遇的影响开始慢慢减退，国家利益逐渐成为中国外交考量的首要标准。对外开放，就是邓小平认定如此才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而决然开始的大外交。只有在开放中才能壮大自己，才能彻底摆脱可能被控制、被影响的根源，才能真正做到坚持国家的独立自主。这样的思维比之前一时期以闭关自守求独立自主的方式前进了一大步。

　　在处理与中小国家、邻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邓小平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第三世界的思想，多次申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但另一方面，邓小平的不结盟政策同时也包括了中国不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结盟的题中之义。中国在1980年代修正了曾经支持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做法，真正做到了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同时，中国还坚持不当头，这与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中国是第三世界中重要成员、拥有特殊地位，进而超出中国国力支持第三世界的做法有很大不同。

　　邓小平指出：“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后来，邓小平又多次说，“中国永远不当头”，中国应当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要有数，应该集中精力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