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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重庆师范教育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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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３月　重庆高教研究　Ｍａｒ．，２０１５　第３卷第２期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　Ｎｏ．２　一高教述评　ＤＯＩ：１０．１５９９８／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８０１２．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９　清末重庆师范教育述论　吴洪成，王蓉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河北保定０７１００２）　摘　要：清末新式学堂的兴办，急需大量的新式教师，师范教育随之产生。重庆建立了师　范学堂，并在辖境各地设置了多样化的师资培训机构，按照清末“新学制”的要求实施教　育管理、安排课程和教学计划，并对中小学堂教师进行资格认定和考核。清末重庆的师范　学堂为新式教育培养了所需的合格教师，推动了当地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进程，并对　当代重庆的教师教育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清末；重庆；师范教育；“新学制”；教师　［中图分类号］Ｇ６５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８０１２（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０５—０７　中国现代师范教育制度肇端于清代末年“新政”兴学时期。晚清重庆地方政府在新式学堂创办之初，就　认识到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所以，相较于沿海通商口岸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虽然重庆兴学起步较晚，　但其师范教育却先行一步，得到了优先发展，成为反映内陆师范教育特点的一个典型，更是西南地区教育新　旧转型的一个侧影。　一、清末“兴学”热潮与师范教育的产生　１９世纪末期，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统治者不得不宣布“维新变法”，在各方面进行改革。针对日益衰败　的传统教育，１９０１年清廷实行“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新政”，下令兴办新式学堂，全国各地掀起创办新学　的热潮。　随着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师资匮乏的问题日益突显。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师范教育的重要作用，它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新教育的规模和成效。梁启超于１８９６年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一文，认为当时的　府州县学官，“号称冷宦，不复事事”。而书院山长、蒙馆学究，虽然数量可观，但总体素质低下，大多“六艺未　卒业，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者”。这样的师资无法适应近代兴学育才的客观需求，只会是　“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而洋务派所办的洋务学堂，如同文馆、水师学堂等，聘请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１２　作者简介：吴洪成（１９６３－），男，浙江金华市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王蓉（１９９０－），女，河北邢台市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引用格式：吴洪成，王蓉．清末重庆师范教育述论［Ｊ］．重庆高教研究，２０１５（２）：１０５—１１１．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ＷＵ　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ＷＡＮＧ　Ｒｏｎｇ．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ｎ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Ｊ］．Ｃｈｏｎｇｑｉ“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２）：１０５—１１１．　・１０５・　
重庆高教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在线投稿：ｈｔｔｐ：／／ｃｑ￣．ｃｑｗｕ．ｎｅｔ／　洋教习，仍是弊端丛生，主要原因是“西人言语不通，必俟翻译辗转，多半失真”，往往华文一两语可明，而西　人衍至数十言，“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其所以为教者，专在西学”，从而使学生求学“每拨弃本原”。由　此，他明确提出：师范是“群学之基”，教师是“学子之根核”，“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　义’’　。　南洋公学师范院和京师大学堂师范斋的创立为中国师范教育的诞生标志。１８９７年４月８日，南洋公学　开学，先设师范院，意味着中国师范教育迈出了第一步，师资养成有了专设机构。次年，京师大学堂设师范　斋。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出：“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　学生易于成就。中国无此举，故各省学堂不能收效，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成教习人才。”［２ｌ６　借鉴　西方教育经验，养成“教习人才”，很快成为朝野的共识。　１９０１年７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第一次会奏变法事宜，专折《奏请派游学生学习师范以　培养中小学教习》，内称：“宜专派若干人人其师范学堂，专习师范，以备回华充小、中学普通教习。”［２ｌ９　同　年，罗振玉发表《设师范急就科议》，文章针对师范学堂严重匮乏，导致兴学困顿，提议改良变通的意见：“今　日各行省兴学以立小学堂为最亟，而养成小学堂之教习则为尤亟。考东西洋各国立寻常师范学堂为小学堂　教师，立高等师范学堂为中学堂教师，其卒业之期，概三年之久。今中国兴学将待师范生卒业，而后令开小学　校，抑令不必受师范学者而充教习乎，既不待师范生卒业，则三年内将不得立小学堂，使不受师范学者充教　习，则又不以胜任。”鉴于这种两难困境，他主张仿日本速成科之例，立师范急就科，并为之拟订出详细章程，　共有１Ｏ条：“定校地”“招学生”“定学期”“定学科”“选课书”“聘教习”“行考试”“购图器”“筹经费”“定年　限”　，基本包括了办学的诸多方面。　１９０２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作为教育“母机”　的师范教育更是国家谋求进取的基础之基础。“壬寅学制”明确要求各地着力兴办师范学堂，并实行官费教　育制度，以尽可能多地鼓励并招收有志于教育事业的学子。１９０４年１月，清政府重订学制即“癸卯学制”，公　布《学务纲要》《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等规章制度，正式规定独　立设置师范类学堂馆所，主要包括师范馆、优级师范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实习教员讲习所。　１９０７年３月８日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标志着女子师范教育作为女学师资养成机关获得了法律上　的确认。上述“新学制”中关于师范学堂及相关办学机构规章的颁布，推进了近代师范教育的制度化进程。　重庆清末的师范教育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及教育大潮中出现的。　二、清末重庆师范学堂创建概述　重庆地方当局及士绅学界较早认识到了师范教育与新式学堂之间的密切关系，对发展师范教育充满了　极大热情。从中国内陆地区近代师范教育的发展来看，重庆师范教育曾位于前驱地位，早在１９００年永ＪｉＩ的达　用学堂创建时，就开办过师范班。截至清末，重庆依照清政府各项教育规章的规定，设置了各类师范教育培训　机构近３０所，在清末邻近省区都是十分罕见的。根据笔者所掌握的重庆市县有关方志资料记载，整理如下：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永川达用学堂附设师范班，由永川知县罗崇龄创办，有学员６０人。此后，有不　少知识青年赴四川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学习。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涪州官立师范学堂在涪陵县北岩钩深书院原址创办，聘请翰林施氏为总教习，　招收内外庠生４Ｏ名，讲授经、史、文学、舆地、掌故、时务、算术。该校开办５年，于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改　为“官立涪州中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重庆府中学堂创设师范科，长寿师范传习所设于凤山书院内。　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重庆女学会女子师范学堂诞生，该校又称巴县女子师范学堂，校址位于巴县城内　全节堂；夔州知府潘秉年创办夔州师范传习所，设于莲峰书院，招收辖境内六邑（奉节、大宁、巫山、云阳、开　县、万县）学生８０名，学习１０个月，毕业后充任各乡初等小学堂教师。该年建立师范教育的机构尚有：璧山　县奉令设立璧山师范传习所；由渝郡书院改办的重庆师范讲习所；由几水书院改办的江津县立师范传习所；　铜梁县高等官立小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长寿林庄学堂附设师范班。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合州中学堂速成师范班建立（学生半年毕业，班级人数５５人）；长寿高等小学　堂附设师范讲习所；忠州白鹿书院附设师范传习所（知州任睿之创办，由教谕辜作霖、训导黄应霖主讲，传授　・】０６・　
吴洪成，王蓉．清末重庆师范教育述论［Ｊ］．重庆高教研究，２０１５（２）：１０５—１ｌ１．　简易学科，一年结业）；合川简易师范开班（学制３年，班级人数４５人）；荣昌县师范传习所成立，同时在县模　范女子学堂内附设师范班；长寿女子学堂附设师范班。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川东道张铎倡建，士绅杜成章等赞助，由川东道３６县联合创立官立Ｊｉｌ东师范　学堂，首任监督（校长）是毕业于日本弘文师范的铜梁人杨霖，初为１年制师范科，后招２年制师范科，１９０７　年开办５年制师范及附属小学；南川隆化高等小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培训小学教师；字水书院改办巴县师　范学堂，在凌云书院开办垫江师范传习所；巴县中学堂附设简易师范科；綦江师范传习所开办；江津中学附设　师范班。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开县高等小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不定时选拔原有塾师或青年学生，参加师范　科目学习，结业后充任新学教师；巴县设立速成师范学堂；合ｊｉＩ劝学所附设师范学堂。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酉阳州牧唐我圻关注师资培养，振兴山区教育，于酉阳州立高等小学堂附设师　范速成班简易科；长寿县改林庄中学校附设师范传习所为县立师范学堂，设５年制、３年制师范各１班；江北　厅、大足县分别设立师范传习所。　师范教育的发展，为重庆各地学堂的开办奠定了基础。１９０７年，四川、重庆共有教员１２　８２４人，１９１０年　达到１５　２９１人。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清末重庆的师范学堂办学的主要特点有：第一，多种层次和类型的师范教育机构　并存。既有官立师范学堂，也有传习所和简易师范，多以师范传习所和附设师范班的形式开展。由于当时重　庆受辖于四川省，因此高等层次的师范学堂较少。师范传习所和简易师范规制简单、学制短，适应了当时对　师资急需的形势，对重庆近代中小学教育初兴时期的影响最大。第二，留有西方教会办学的踪迹。甲午海战　之前，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商贸集散中心，是对外通商口岸城市，受到西方工商经济及教会势力的渗透。传　教士在重庆办学甚早，以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美以美会女传教士轲立亚在重庆戴家巷开办的女子小学为肇　始，较早开设了教会学校培养信徒和教师。西方传教士更是在１９０４年创办了专门的师范学堂——重庆女学　会女子师范学堂。第三，留日教育直接引导清末师范学堂的办学活动。四川、重庆的留日学生从二十世纪初　发端。１９０１年，四ＪｉＩ总督奎俊接受日人井户川辰三的建议，向清政府奏请派遣留日学生。在首批赴日留学　的２２名学生中，陈崇功、胡景伊、龚秉权就是重庆人。此后，四川、重庆各种官费、自费留日学生与日俱增。　到１９０６年高潮期达到８００人，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虽有所下降，然仍相当可观。作为内陆省份的四川（含重庆），　留日学生达此数量十分惊人，可相比直隶（今河北省）、湖北、江苏和浙江。留日ＪｉＩ、渝籍莘莘学子的专业选　择以学习师范和法政者居多。清末四Ｊｉｌ、重庆的兴学热潮大致与其留日浪潮在全国分省中的位置相应，处于　前列。为解决师资人才的空缺，四川继任的总督锡良一面设立师范学堂、师范讲习所，同时又要求各州县选　拔“品行端正，可充人师者”，赴日学习师范、教育、学科专业，以明办学及教学的教理方法。据日本学者实藤　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描述：四川、重庆留日学生学师范者多云集于日本教师教育名校宏文书院，仅　１９ｏ４—１９０５年就有川、渝籍学生３５２人，该院专设了四川师范速成科班。甲午海战后，国内社会危机加重，　国人的日本观发生变化，在清政府顶层设计奖励留学政策的引领下，重庆不少少年热衷于留学日本，重庆府　设立了东文速学学堂、游学预备学堂等。受清末四川派遣留日师范热潮的影响，这一时期重庆的师范学堂亦　有不少由留日归来的学生参与创建或担任教师，如南川县高等小学堂兼办师范传习所由留日师范生罗祖泽　任教员，酉阳师范传习所由留日师范生程昌祺任教习兼所长，川东师范学堂的筹建、管理与教学等工作均由　留日速成师范生所担任。据相关统计资料：１９０３－－１９０５年，四川、重庆共开办师范传习所ｌ１０所，师范学堂　最多的为１９０７年（２９所），其次为１９０９年（２０所），１９０８年因师资问题有所缓解，数量下跌。著名师范学堂　有４所，其中，川西成都（省会所在地）２所，即通省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选科学堂；川南泸州１所，即川南　师范学堂；川东重庆１所，即川东师范学堂。上述区域分别反映了清末四川（含重庆）师范教育的地理分布　状况，与上文重庆师范教育资源考证对照可以获悉，重庆师范教育的前驱地位仍然明显。　三、清末重庆师范学堂的教学与管理活动　教师是学校中承担教育、教学任务，以教书育人为主要职责的教育专业人员（或称专业教育者）。作为　专业教育者的教师和非专业教育者如父母、长老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具有一种社会的职业身份和职责。　清末重庆的师范学堂是应培养教师的需求而出现的，是培养新式教师的摇篮。因此清末重庆师范学堂是有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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