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风水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风水”是一种传统文化，古称堪舆，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理性选择的行为规范，体现着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精神追求。汉代刘熙《释名》曰：“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而“择”、“吉”的实现，则意味着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认同。作为一门古老的环境文化，它源于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望，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中不乏一些迷信的成分，但就整体而言，古代风水文化更多的是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蕴涵着丰富的哲学、美学、地理、历史、人类学、民俗等方面的文化，其本质就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先民们在漫长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深受传统农耕文明的影响，逐步认识到天时、地利等自然环境条件与人的生产、生活乃至社会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制约关系。在“万物皆有灵”的社会意识的导引下，天地、日月、山川、流水等等都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融洽的重要性，也逐步确立了牢固的环境文化意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宅居基址的选择。《宅经》如此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龙气势最大，关系人们祸福最为紧要。”《相宅经篡》则称：“四正四隅，八方之中，各有其气，气之阳者，从风而行，气之阴者，从水而行，理寓于气，气囿于形。”这实际是古代中国农耕文化长期封闭发展的结果，农耕文化滋生的小农意识与易经中的天道观均导致对居住环境的超值渴望，由此形成了“藏风聚气”的共同心理需求。

按照古人的风水理论，选择宅居基址，必讲究藏风聚气，山水聚合。受这种观念的支配，人们相信宅居之风水是有吉有凶的，“朝山朝水，龙脉龙势”。明代《阳宅十书》：“凡宅，东下西高，富贵英豪。前高后下，绝无门户。后高前下，多足牛马。”因此住宅在选址和布局设计时务必统筹兼顾，考虑到与四神的配置关系，吉利的宅址应该是依山傍水，而且要“左青龙，右白虎”。晋人郭璞在《葬经》中形容四神的神态：“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府。”一般的设计方案是：“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青龙指的是风水穴左侧的山脉，取象于蜿蜒游动之龙。《阳宅十书》中进而提出理想的住宅环境为：“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地，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由于山水的形势并不一律，因地制宜的比附总是难免的，所以这种理论其实已经愈来愈具有纯粹的象征意味了。如赣州客家人通常选后山作“龙山”建有高于屋脊的“花园坎”，正厅朝向要求视野开阔、远山连绵，谓曰“开门见文峰”，抬头望见“笔架山”。后龙山的树木是严禁砍伐的，用以挡风煞。房左手旁谓之“青龙”向至，房右手谓之“白虎”向至；房前山峰谓之“朱雀”，房后山峦谓之“玄武”。故俗有“青龙抬头见喜，白虎抬头遭殃”、“门前朱雀重重起，屋后玄武步步高”的说法。

勿庸讳言，对风水文化的形成影响较深的当属《易经》。《易经》的核心就是天人关系的探究，认为天、地、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万事万物的荣辱兴衰都是互相联系的。由此而发展出来的易象风水学、易象预测学、易象命名学等，就成为古人改善和把握人生命运的圭臬。他们认为：“人秉天地之气以为生，故人拟一小天地，阴阳五行，四时八节，一身之中皆能运用”(《履园丛话》)。“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道天地”(《黄帝内经》)。易象文化被深深置入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在包括住宅选址和大规模居住环境设计等各个方面发挥着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作用。以江西庐陵的钓源古村为例。钓源古村由渭溪和庄山两个自然村组成，呈东西走向，长安岭有如道家太极图的“S”形中分线，为钓源村南向的自然屏障。依东高西低地势一字形跌宕相连的十余口池塘贯穿全村，以二山夹一水，布成了传统八卦中象征美好吉祥的“离”卦。村中古建筑的布局，往往也依八卦成形。而太极图中分线的“太阳”中心区“少阴”位及“太阴”处，则分别将渭溪和庄山罩入其中。古村家家雕饰流金溢彩、户户嵌镌太极八卦。在每座建筑，乃至家具和生活用品上，见到最多的就是八卦图案。门扉、午门、窗户、屏墙，连床上、脸盆架上都有八卦图案。钓源古村还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全村无论街、道、巷，无一取直，全然“歪门斜道”；建筑物的朝向也分别有北南西东多种。其中固然有适应地理环境的“因地制宜”的因素，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考虑到易经视野中阴阳、曲直、祸福、巨细、荣辱、兴衰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深得易经之精髓的表现。

此外，古人在普遍认同易经“天人感应”思想的同时，为了能更好地驱害避邪，祈福纳祥，还广泛采用寓意和暗示手法，演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文化。这更多地表现在民居的装饰上，而且不分南北东西。如北京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就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嵌于门管、门头上的吉祥词句，附在檐柱上的抱柱楹联，更是风雅备至，无不与祈祷吉祥、富裕、和谐有关。

易经中的五行相生相克思想，也是风水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古代风水十分善于利用五行说的道理来进行设计和布局，讲究阴阳调和。苏东坡曰：“阴阳交而生物，道于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阴阳隐，善应道不见矣。”《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又云：“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老子认为阴阳兼顾乃人与自然和谐之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一理论对于宅居基址之选择影响至巨。他们认为宅居环境犹如人体，有首、有臂，两臂围合方称安全，而环境安全则需要背靠青山，青山环绕，又有金、木、水、火、土五形之物。山应高大，居中为玄武，左侧应有青龙山辅佐，右侧有白虎山挡风，南有朱雀山为屏应，前有河水流过，方为理想的“风水宝地”，也就是传统的“枕山、环水、面屏”空间模式。《堪舆泄秘》云：“凡到一乡之中，先看水城归哪一边，水抱边可寻地，水反边不可下。”这是说村落选址应在河流的凹岸处而不应在凸岸边，主要是水流惯性冲刷力使凹岸边增地而使凸岸边损地之故。从这一理论出发，古代大多宅居基址空间皆有“马蹄形”的自然围合特征，如此甚便于躲避西北风和接纳阳光，有利于生存和健康。

古人认为水是“龙”是“财”的象征，应设塔、楼镇之和桥梁锁住，防止肥水外流。至于门位、屏壁、排水、道路、忌讳、天井、镇符等各种设施，亦多数含有求吉避恶之意，正像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所指出的那样：“风水对于中国人民是有益的。……虽然在其它一些方面，当然十分迷信，但它总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遍及中国的田园、住宅、村镇之美，不可胜收，都可由此得到说明。”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然后有风水。我国古代风水文化，有精华亦有糟粕，根本原因在于：当某种信仰被教条地固定下来的时候，失去变通的文化同时也就失去了活力，从而演成迷信。从本质上说，风水文化的全部内容都是一定历史阶段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阐释，这些阐释虽然带有某些神秘色彩，但却是古人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要记录。（文/开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