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山地望历史之争的文化透视

文／卫永红 李会民 王杰瑜

【摘 要】春秋时期介子推史事发生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并不存在绵山的地望问题。但从东汉之后，相继出现了介休绵山、万荣绵山（孤山）和翼城小绵山等多种主张，成为一大历史公案。其实历史事件一旦成为某种价值判断，尤其当契合了某区域的文化认同就会演变为一种超越历史的文化符号，因此出现多种地望的主张也不足为怪了。

【期刊名称】山西档案

【年(卷),期】2016(000)001

【总页数】3

【关键词】绵山地望；历史之争；文化透视

春秋时期，介子推因拒赏而负母往避绵山，晋文公以火焚山强求之，子推宁为火焚而不受，成为千古美谈。介子推史事发生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并不存在绵山的地望问题。但从东汉之后，相继出现了介休绵山、万荣绵山（孤山）和翼城小绵山等多种主张，成为一大历史公案。若单纯地以历史的视角观察，很难有一个满意的解释。历史的诉求是客观真实，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具有唯一性，然而因品评历史形成的文化却广泛流布于其他区域，尤其当历史事件契合了这些区域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判断，就会超越时空形成新的历史，影响着后世。因此单纯以追求客观还原历史真实，对真实的历史与文化现象不加认真分析，或肯定一方，或否定一方，都不是解决这类历史文化问题的正确态度，也不利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化建设。

一、介子推史事的文化流播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晋侯赏从亡，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1](p417)《左传》是最早完整地记述介子推的历史文献。从记载中，我们可明确几点：一是介子推拒受晋文公赏赐，偕母隐而死在晋国的历史是真实的；二是对介子推史事的生动描述，不排除作者强调此次事件在当时道德重塑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三是只言及介子推偕母隐，隐于何处，没有具体的地望；四是介子推偕母隐而死，文公只是求之不获而已。

战国时期对这件事的认识和评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2](p779)庄子不仅抑晋文公而崇介子推，并提出了子推是“抱木而燔”，较之《左传》的记述则有了很大的不同。《吕氏春秋》评论说：“人心之不同，岂不甚哉？今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嗌，日夜思之，犹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务疾逃之，介子推之离俗远矣。”[3](p634)在这里我们已经看不到介子推的史事，介子推完全成为是非判断的一种文化符号了。

西汉时期，司马迁笔下的晋文公是“修政，施惠百姓”的好侯王，对于跟随自己的臣子，根据功劳大小“封邑”或者“尊爵”，“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是因为“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来告急晋。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4](p1662)显然司马迁从维护皇权出发来看待介子推的史事，与战国庄子、吕氏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

从春秋的左氏，到战国的庄子、吕氏，再到西汉的司马迁，介子推之史事再不局限于晋文公的赏与不赏，子推的当禄而不禄的问题，而成为当时社会公众的一种价值判断，成为一种普遍追崇的道德楷模了。因此介子推已经超越了历史而成为一种文化了，介子推也不再是一位历史人物，而是价值判断的标尺了。这种由历史而文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介子推由人一变为神的过程。

二、绵山地望的历史争论

介子推史事到故事的文化转变，最显明的标志就是有了史事发生的地望及后来的地望之争。

最晚到东汉中期，介子推就与寒食节联系在一起了。东汉桓帝时，并州刺史周举，鉴于太原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戒，或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岁多死者”，所以“以吊书置子推庙，言盛冬灭火，残损人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5](p2024)《后汉书·郡国志》载：太原郡“界休有界山，有绵上聚。界山，推焚死之山，故太原俗有寒食。”[5](p3523)这是首次对介子推故事地望的记载。但那时不言绵山，是界山，绵上聚。

到西晋，又出现了河东皮氏县（今万荣）东南的介山。西晋的杜预注《左传》曰：“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绵上。”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到两处介山，一处即界休县之绵山。绵水“出界休县之绵山，北流迳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昔子推逃晋文公之赏，而隐于绵上之山也。晋文公求之不得，乃封绵为介子推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因名斯山为介山。故袁山松《郡国志》曰：介休县有介山，有绵上聚、子推庙。”郦道元充分肯定了袁松山的记载。另一处则是在皮氏县，河东皮氏县东南的介山，“山上有神庙，庙侧有灵泉，……世亦谓之子推祠。……《晋太康记》及《地道记》与《永初记》，并言子推所逃，隐于是山，即实非也。余按介推所隐者，绵山也。文公环而封之，为介推田，号其山为介山。杜预曰：在西河界休县者，是也。”[6](p562)

到唐宋两代，再次否定万荣县的介山，仍主张绵山地望在介休。宋代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汾州介休县下，介山“一名横岭，地名绵上。……此山即绵上田之故地，汉以为县。《郡国志》云：‘介山上有子推冢，并祠存。’”[7](p870)又于解州万泉县下云：“介山，一名孤山，在县南一里。《晋太康地记》曰：‘晋文公臣介子推从文公逃难，返国，赏不及，怨而匿此山。文公求之推不出，乃封三百里之地，又号为介山。’今按介子推所隐，乃绵山也。……言在此，非也。”[7](963)

明清之际，顾亭林对绵山地望的介休之说产生了怀疑。在《日知录》中，顾氏分析道：“介休绵山有介子推祠，汉魏以来传有焚山之事，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之民，至寒食不敢举火。然考之于传，晋悼公蒐于绵上以治兵，使士匄将中军，让于荀偃，此必近国都之地。又定公六年，赵简子逆宋乐祁饮酒于绵上。自宋如晋，其路岂出于介休乎？况文公之时，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与晋都远不相及。今翼城县西有绵山，俗谓之小绵山，近曲沃，当必是简子逆宋乐祁之地。”

同时代的顾祖禹也有同感。他在《读史方與纪要》中对介休介山和万泉介山进行描述：介休县介山，“县东南二十五里。一名介美，以介子推隐此也。……亦曰绵山，亦曰绵上。晋文公求介子推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是也。……今亦曰横岭。”[8](p1947)万泉孤山，一名介山，“汉武帝用事介山，即此。后周保定初，韦孝宽筑城于玉壁以北。齐人至境上，会夜，孝宽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屯皆纵火。齐人以为军营收兵，自固版筑，遂集所谓介山，亦即此山也。或又说为绵山。”于翼城县浍高山下有如是说：“又县西北十五里有覆釜山，俗呼小绵山，上有介子推庙。”[8](p1885)

光绪《山西通志》在《山川考》中，对于绵山和中条别支介山有较多评述：

“绵山，一名介山，亦即谒戾山也。沁水出其阳，中都水出其阴，盘互百余里。世传介子推尝隐此，有介子推祠。”随后征《汾州府志》说：“绵山，北距介休县治四十里……北接介休，南跨灵石。”“说者皆援引介子推事实之，故又名介山。《左氏春秋》言子推之隐，不著其隐于何所，但曰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田。……其地不出国中之地。《史记》则曰：……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而封之，以为介推田，与曰介山。在左氏无所谓介山也，曰以为绵上田，则地名而非山名。《史记》增成曰绵上山中，县以所封之田为所隐之处。其曰环绵山中而封之，将以为子推入居于此。……战国秦汉之际，异说纷起，无足取信，当据左氏之文正之。至绵上地，又见于鲁襄公十三年，晋悼公蒐于绵上以治兵，及定公六年，宋乐祁使于晋，赵简子逆而饮之酒于绵上。献杨楯六十于简子。其地近晋都。顾炎武以为翼城县西，近之。为介子推田，亦宜在彼不在此。”[9](p2744)

中条别支介山，旧《通志》：“介山，在万泉县东十五里，相传介子推隐此。”谨案：至介子推所隐，道元、乐史虽并征及，而皆辨为在介休，则泥于杜注也。”[9](p2696)

光绪《山西通志》又翼城县西北小绵山下，引顾亭林的观点并加案语曰：“《左传》：‘齐高竖奔晋，晋人为之城绵而寘旃。’当即一地。盖城名曰绵，地与田名曰绵上，初不言山也。”

三、历史的文化化具有合理性

有人会说，历史与文化有什么区别，况且人们常常将历史与文化组成一个词“历史文化”。细细品味，历史和文化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尤其是历史与文化现象。历史是指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客观真实是历史的诉求。而文化现象指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某种外部状态和联系，具有个别、具体、可直接观察和经验性等特点。往往是思想观念及其物化形式的综合，包含有观念的特色，因此在流播过程中，有着可移动的特点。因此讨论绵山与介子推，需要分清这是历史诉求，还是仅对文化现象的剖析。

就历史诉求而言，顾亭林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结论也是可信的，翼城县之小绵山，当为介子推史事之发生地。若就文化现象而言，介休介山和万泉介山存在着子推故事无疑也是合理的。

（本文系山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汾河中上游地区庙会文化资源的调查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041056-5）

（责任编辑：杨秋梅）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

[2]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 (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6] (北魏)郦道元,(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7]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 (清)顾祖禹.读史方與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9] (清)曾国荃等修,王轩等撰.山西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0.

卫永红（1963年—）女，运城市临猗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副教授。

李会民（1964年—）男，运城市芮城人，永乐宫文物保护管理所馆员。

王杰瑜（1964年—）男，忻州市宁武人，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