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诗歌理论及其实践的得与失

内容摘要：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上，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两颗巨星之后最辉煌的明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在数量上甚多的近3000首诗，且其中不乏至今脍炙人口的名诗佳句，还因为他系统地阐述了他自己的诗歌理论，强调了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呼吁诗人们正视社会现实，从而拓展了诗歌题材。并且使不少诗歌揭露社会弊病，反映现实生活和民生疾苦，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他的诗歌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完全从对于政治与教化的作用来看待诗歌的功能，把“风雅比兴”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影响了对前代作家的正确评价。此外，在强调政治内容时，忽视了诗歌的抒情意义，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影响了诗歌的艺术价值。笔者首先从四个层面去论述白诗理论及其进步与贡献；其次从两个层面去论述白诗理论及其矛盾与得失，从而明晰白诗理论及其实践的得与失。

关键词：白居易 诗歌理论 实践 得与失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山西太原，出生于河南新郑。德宗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后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因敢说直谏触怒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思想亦趋消沉。后历任中州刺史、中书舍人、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职，晚年官至秘书监、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少年时代的自居易家境比较贫困，因避战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得以接触社会，了解民生疾苦。担任谏官后，他刚正不阿，仗义直言，敢于同宦官权贵斗争，因此受到排挤打击，多次遭贬。前期思想激进，积极进取，希望为唐室中兴干一番事业，反映了“兼济天下”这一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后期则因屡遭挫折，政治热情消退，思想较为消极，转而走向“独善其身”。

白居易是一位杰出的诗论家。他继承并发扬了《诗经》、《汉乐府》到陈子昂、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写下了许多揭露社会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讽谕诗，以及《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序洛诗》、 《读张籍古乐府》、 《寄唐生》、 《伤唐衢》、 《采诗官》、 《题浔阳楼》、 《策林》、 《策问》等诗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其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有为而作，用诗歌来反映现实，裨补时阙，对推动当时的新乐府运动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且也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那么，白居易诗歌理论及其进步与贡献何以去体现呢？论理是纷繁多样的。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层面去探析。

1、白居易诗歌理论及其进步与贡献

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2]（《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 [3]（《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具有进步意义。

（一）、诗歌创作的缘起——发于情、深于思、长于问

“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粹胜灵者，其文冲以恬；灵胜粹者，其文宣以秀，粹灵均者，其文蔚温雅渊，疏朗丽刚，检不扼，达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而不怪。”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白居易强调外在的物质条件与主体的性意情志的统一，即作家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他将此前的感物言志提高到了艺术哲学的地步。

白居易要求文学反映现实，必须遵循“直笔”、“直歌其事”的创作原则。他在《策林六十八·议文章碑碣词赋》中批评“书事者罕闻于直笔，褒美者多睹其虚辞”的现象，和元稹等一起创作新题乐府，直接实录其事，他认为新乐府“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 （《新乐府序》）。他的《新乐府》、 《秦中吟》写的都是现实中的真实事件，有许多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正因为其诗“直歌其事”，指斥时政，抨击黑暗，因此遭到当权者的不满，甚至切齿愤恨。

白居易为时、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是对古代儒家尚用文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然而其诗歌创作和诗论中“为民请命”、揭露现实黑暗的斗争精神，则又是对儒家“温柔敦厚”诗教原则的重要突破。按照儒家诗教和《毛诗序》的精神，批评时政必须“主文而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温厚平和，限于封建统治者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不能过分激烈。白居易摒弃了儒家文论中保守、消极的内容，发展了进步积极的内容， 《与元九书》说： “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白居易的这一思想以及其创作实践，显然超出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论准则，具有新的理论内容和积极的现实意义，是他对儒家诗论的重要发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诗歌本体之分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白居易所谓的“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即把作品的感情和思想内容比作“根”、 “实”，把作品的艺术形式比作“苗”和“花”。这种比喻，反映了他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正确见解。白居易认为， “情”和“义”属于诗歌的内容方面，“言”和“声”属于形式方面。 “情”是“根”，是出发点，“义”是落脚点。“系于意，不系于文” （《新乐府序》），这是他作为创作的思想指导，主张“去伪抑淫，芟芜划秽，黜华于枝叶，反实于根源” （《策林》六十八）。

白居易在理论上如此倡导，在艺术实践中也身体力行。他既努力做到“其言直而切”，又“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 （《和答诗十首并序》），总之，尽量要求自己能够使内容和形式比较完美地结合起来。正由于他要求诗的内容要反映“时”与“世”，所以为了配合内容的需要，在文采形式上就提倡真切自然，不雕琢粉饰，以助于诗歌的讽谏作用。白居易坚决反对用华美的辞采淹没诗歌的思想内容。在诗的语言形式方面，白居易积极主张质朴自然、通俗易懂，“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 （《新乐府序》），目的是使诗取得广泛的社会效果，为内容服务。语言的浅切直白使他的诗歌大多通俗易懂，老少皆喜读之。他的诗“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白居易在分析、评价文学作品的时候，也把内容放在首位。他对周衰秦兴直至唐兴一千年来的文学史作了概要的评述。他将那些于时于世没有关系的诗文，看得毫无价值。不仅是“嘲风雪、弄花草”的梁陈丽体，就连“多溺于山水”、“偏放于田园”的晋宋诗风，他也多有微辞。“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 （《策林六十八》）

基于对内容和形式问题上的正确见解，在作品的题材问题上，白居易虽提倡作家要写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但绝没有陷入唯题材论的狭径。他批判梁陈间“嘲风雪、弄花草”的诗风，但他并不反对写风花雪月、田园山水之类的题材。“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 ‘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从真、善、美统一的基点出发，有主有次地说明了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及作家的主观与客观一系列的关系问题。他的美学思想独具民族特色，在我们的文艺美学理论中应受到应有的重视。

（三）、诗歌之功用——“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在文学功能上，白居易强调诗歌要发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作用。所谓“救济人病”，要求诗歌反映民生疾苦，使黎民百姓的痛苦让封建帝王有所了解和认识；而“裨补时阙”则是要求诗歌能揭露社会政治的弊端，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进行必要的改革。因此，白居易提出诗歌要为“时”为“事”而作， “欲开雍塞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采诗官》）。通过讽谕诗，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作用，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它突出地强调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要求文学创作必须“为民请命”，积极干预现实，为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为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发挥了其应有的功能，具有高度的人民性，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白居易把自己写作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在这四类诗歌中，他最看重的是讽谕诗，因为它反映了国情民生，符合儒家“六义”的传统，表达了诗人的“兼济之志”，起到“补察时政”、 “泄导人情”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发挥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首先大力提倡“美刺兴比”。 “美刺”即美善刺恶，指诗的政治倾向而言，属作品思想内容范畴。白居易的“美刺”重在“刺”而不在“美”， “美”也是为治理天下服务的，他主张用诗歌褒贬时政、美刺现实，主要是为了发挥文学“救济人病，裨补时阂”的作用，他还积极主张恢复采诗制度，通过古代诗歌的美刺内容，来考察当时的政治理乱情况。同时白居易要求讽喻诗的写作在于“意激而言质”，即意见尖锐，语言质朴。他在说明自己诗的特点时说“至于讽喻者，意激而言质”。他认为讽喻诗所讽之意必须让读者明白，深刻领会，才能起到教诲作用，收到良好效果。“意激而言质”，即把表现的强烈的看法用激切直露的语言表达出来，发挥诗歌的直谏作用。

（四）、对诗歌的评论——“六义”的诗论标准

在文学批评上，白居易提出了“六义”的诗论标准。 《与元九书》说：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如前所述，“六义”的精神实质是“美刺兴比”，白居易立足于诗歌为政教服务的宗旨，坚持“风”、“雅”反映现实的传统，用“六义”的尺度来衡量评述历代的诗歌，充满大胆的批判精神。历代诗歌中，他认为价值最高的是《诗经》，除此以外，他最推崇的是杜甫，称赞杜“贯串今古，尔见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但同时又觉得杜甫这样的现实主义大家，为“时”为“事”的诗作也不多， “亦不过三四十首”，流露出深深的感慨。而对其他诗人，他很不满意：屈原“归于怨思”、谢灵运“多溺于山水”，而陶渊明则“偏放于田园”，都有违“风”、 “雅”之道，未免太偏激了。对大诗人李白，一方面赞扬其才华超群， “才矣奇矣，人不逮矣”，另一方面又批评“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至于六朝诗人则予以彻底否定， “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为此，他“痛诗道之崩坏，忽忽愤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忧心忡忡，不遗余力地倡导新乐府运动，并从理论上进行论述，表现出关心国计民生、江山社稷的强烈责任感，对诗歌“美刺兴比”精神的执着追求。

2、白居易诗歌理论及其矛盾与得失

以下就《与元九书》及白居易的其他一些现实主义诗论中的矛盾与得失谈—点肤浅的体会。

（一）、为君与为民不能统一。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曾说过他的写作目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诗人明确地把为君和为民放在一起。诗人的这种观点，与他的儒家正统思想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政治思想是复杂的，历来的评论家早已指出，他的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由于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社会地位以及生活实践，儒家的正统观念在他思想中占了主要地位。儒家思想有忠君尊王的—面，也有爱国爱民的—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消极独善的一面，白居易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与元九书》)然而，儒家思想毕竟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白居易既然接受了这种思想，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关于诗歌理论的观点，便不可能不是为君、为统治者的。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道家、法家之流是一贯反对文学艺术的，他们对文学艺术深恶痛绝，恨不得毁灭得干干净净。而儒家，从它的祖师爷孔老夫子开始，一直提倡文学，因为文学可以“兴、观、群、怨”（“兴”具有审美功能，指有感而发。是通过艺术形象去感染人、教育人。“观”具有认识功能，指认识社会人生。“群”具有教育功能，指通过艺术形象的教育、感染，以达到沟通、团结的目的。“怨”具有批评功能，指有感而发，反感而作。）“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可以“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说到底，就是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为统治者服务。白居易当然不能摆脱这种影响，他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育，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育、华声、实义”(《与无九书》)。诗人很清楚诗歌的特征：它具有感化作用，能帮助统治阶级感化人心，治理天下。他还说：“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诗人认为，诗歌只要“之以六义，纬之以五音”，就可以沟通统治者和人民的感情和关系，就能“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这样，社会矛盾得到调和，于是“上下交相，内外胥悦”(《策材六十九》)，统治者可以垂拱而理，稳坐金銮殿了。为了“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让统治者垂袖而治，白居易不但提出为君而作，还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他积极建议组织采诗，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做到“废者修之，阙者补之”，“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策材六十九》)，不再使皇帝耳目闭塞，被小人包围，成为昏庸之君。他在《新乐府采诗官》一诗里说得很深刻：“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队君耳难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白居易的忠君、为君之心，是十分明显的。我们无须为他的现实主义诗论讳言，不应该因为他写下那么多深刻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讽喻诗就只讲他为人民的—面，而恶视了或故意逃避了他为君的一面。

但是，白居易毕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儒家正统思想中也有爱民的一面。他不会忘记自己少年时期因家贫，父亲早死而尝到的艰难生活的滋味，他也不会忘记自己青年时期在颠沛流离中看到的人民的痛苦，听到他们在重压下发出的呻吟。他深切同情人民，一心要为人民说话。在“为君，为民而作”中，他强调的是为民。他勇敢地喊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诗》)、“但伤民病痛，不知时忌讳”(《伤唐衢》)、“不畏权贵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诗》)。这样自觉地，勇敢地愿做人民的歌喉，唱出人民内心的痛苦，称得上是中国诗史上的第一人。

在白居易看来，为民与为君是能够统一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诗歌既要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就要真实地反映民间的疾苦，人世的不平，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弊端。他认为只要写出了人民的心声，深宫的皇帝就会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从而调整和改良政治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于是乎，“上下交和．内外胥悦”了。诗人实在是太善良，太天真了，在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根本对立的时代，在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国势衰落，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中唐时期，为君与为民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怎么能够统一呢？“救济人病，裨事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只是诗人主观上的良好愿望罢了。

诗人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他写下了大量“唯歌生民病”的讽喻诗，用那枝犀利、辛辣的笔揭露社会的黑暗，痛斥统治阶级的残暴、贪婪，用饱含同情的笔墨写下了人民的疾苦。他讽刺的笔一直指向最高统治者——皇帝，他谴责唐宪宗的奢侈生活“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隋提柳》)；他痛骂那些官僚和将军的骄奢淫逸：“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他嘲讽卑劣的官吏，“置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暖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红线毯》)。至于描写农民疾苦的诗就更多了。《杜陵叟》、《观刈麦》、《卖炭翁》，《新丰折臂翁》，《陵园妾》、《上阳白发人》等，或为身负苛租杂税重压的农民发出沉重的叹息；或为被宫庭使者抢劫一空的孤苦老人忧伤；有的写出了人民对战争的怨恨，有的唱出了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白白葬送青春、美丽的妇女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