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叙事中的革命与情欲

文/张 闳

【摘 要】@@ 几个响应"开门办学"号召的中学生,为了编写革命化的新教材,下到农村.在一处偏僻的村庄,他们发现了一株特殊的植物--开红花的山楂树.原本开白花的山植树,却开起红色的花朵来,教材编写组的工宣队李师傅一锤定音,为这一奇特的植物学现象作出了意识形态化的解释--"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它."于是,教材编写组试图以革命化的手段,重新编撰山植树的故事.

【期刊名称】上海采风

【年(卷),期】2011(000)001

【总页数】2

张闳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批评家

几个响应“开门办学”号召的中学生，为了编写革命化的新教材，下到农村。在一处偏僻的村庄，他们发现了一株特殊的植物——开红花的山楂树。原本开白花的山楂树，却开起红色的花朵来，教材编写组的工宣队李师傅一锤定音，为这一奇特的植物学现象作出了意识形态化的解释——“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它。”于是，教材编写组试图以革命化的手段，重新编撰山楂树的故事。

作为革命隐喻的红色山楂树意象背后，同时还有苏联主义的寓意。一曲《山楂树》，在1970年代的乡村与1950年代的苏联之间，建立起某种隐秘的联系。而勘探队作为现代科技文化的象征，也是斯大林时代苏联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套路。然而，正如小说原作中所写的，“按当时的观点，《山楂树》不仅是‘黄色歌曲’，甚至算得上‘腐朽没落’、‘作风不正’，因为歌词大意是说两个青年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也觉得他们俩都很好，不知道该选择谁，于是去问山楂树。”在《山楂树之恋》的语境中，苏联歌曲《山楂树》散发出稀薄的情爱气息，让主人公陷于意志迷乱。革命钢铁意志的战车，在半路中出了事故，这棵或许是因基因变异而染上了革命色彩的植物，阴差阳错地将《山楂树之恋》男女主人公引向了歧途——他们陷入了一场爱情。象征着爱情的白与象征着革命的红，纠结在同一株山楂树上。革命时期的爱情，这一主题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而作为故事重要驱动元素的白血病，则将这一组戏剧性的矛盾集于一身，至少其名称听上去是如此。

《山楂树之恋》沿袭了爱情悲剧的叙事框架，因恋爱中的一方患上了某种不治之症而死亡，导致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在这个烂俗的言情故事中，依然少不了疾病这个重要角色。同样是不治之症，同样被矫饰和诗意化。白血病，它既是情欲的诱发剂，又是其终结者，如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的结核病一样。

爱情源自生命本能，源自原始本能的冲动，它常常表现为盲目的激情冲动。在一个情欲禁锢的年代，爱情就是一种原罪。疾病在这里完成了一种惩罚功能，它以破坏生命机能，乃至消除生命的方式，阻遏爱的冲动。革命时代的性道德，援引了原始的性禁忌和性恐惧的精神资源，构成了对恋爱中的男女的巨大压抑。

从总体上来看，电影《山楂树之恋》在情节上是平淡的，叙事也很平缓，这与通常意义上的文革故事颇不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张艺谋对文革有何与众不同的理解，而只是在努力回避文革的现实。不过，张艺谋感兴趣的并非文革，而是恋情，一种当下情欲消费领域所稀缺的情感资源——纯情。与他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之类的大片中，对情欲和感官的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的做法不同，张艺谋的情感算术是减法。对于张艺谋来说，纯真，既意味着减少，意味着匮乏，甚至空无。这个在官能上铺张浪费的人，突然一下子变得节约，甚至吝啬起来。原作中静秋跟老三、长林之间的三角关系，被电影削减为一对一的爱情关系，使这场原本有点复杂的爱情故事，变得更加单一了。导演集中力量营造二人间的单一的爱情悲剧，即悲剧既与他人无关，也与时代和社会等外在环境无关，仅仅因为疾病而致恋人生离死别。这样，既捍卫了性道德的纯洁性，也规避了现实政治的严酷性。

张艺谋在演员遴选和后期宣传过程中，也一直在强调对所谓“纯情”的追求。而他所理解的“纯情”，即是一种对情感的无知无识的状态。静秋的“纯情”源自对情的朦胧和对性的无知，确实是某种程度上的“纯情”女孩，但在把她这样一位性无知状态下的女孩吹捧为“纯情女神”，则显得有些夸张。张艺谋或许努力做到自平淡中见神奇，但实际的效果却是平庸和肤浅。

另一方面，静秋式的貌似“性洁癖”的性道德操守，往往要以“性放纵”作为代偿。不仅现在如此，革命时期也是如此。当时风行一时的手抄本《少女之心》和《曼娜回忆录》，差不多就是跟静秋的爱情同时产生的。后来的文革题材的作品，如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得到了更为直接的揭示。我们在静秋的女同学魏玲身上，看到了失去“纯情”的后果。并且，正如我们在影片中所看到的，这种后果是恶劣的。或者说，作者为了表扬静秋式的“纯情”，而通过魏玲的遭遇来制造“性恐惧”。

曼娜（或魏玲）式的奢侈的情欲，在情感匮乏的时代，本身就是罪恶，它遭到惩罚也是必然的。实际上即便纯情如静秋，在一个欲望高度禁锢和压抑的时代，她也随时有被指为淫乱的危险。而静秋式的情感得以幸存而且还能够被许多人乐意追忆，而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男主人公已经以疾病和死亡来完成了自我压抑和自我阉割。在这里，致死的疾病反而成了一种拯救。否则，维持张艺谋所标榜的“纯情”，只能沦为一种更为扭曲的情感状态。而这一点在21世纪的叙事中，则被消费主义逻辑修复为无性的“纯情”。这也是《山楂树之恋》最吸引人的地方。在迷失道德的泥淖中打滚的当下人群，只能依靠这种人工修复的贞操聊以自慰。

静秋实际上构成了曼娜的反面，更准确地说，她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维护静秋的纯洁性，是以遗忘和压抑，甚至惩罚曼娜为代价的。就情欲的层面而言，静秋是曼娜的减法，而曼娜则是静秋的加法。如此而已。这是一种建立在“性即罪恶”的观念基础之上的性道德，其脆弱性不言而喻。在文革刚刚结束时出现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小说及同名电影），则从另一角度控诉了革命时代扭曲的性道德。对欲望的禁锢和压抑乃至道德惩戒所带来的性恐惧，扭曲了人性的自然状态。其实，用不着白血病或别的什么疾病来阻止爱的蔓延。时代就是疾病。

《山楂树之恋》可以视作贫困时代的精神的征候文本在当下这样一个消费时代出现，呈现为一种怪异的面容。它将无性视作纯洁，将空无视作单纯，将疾病视作康复。它片面地夸张一个时代诗意的一面，如同诗意化疾病一样，将一个情欲禁锢的时代诗意化。在张艺谋们精打细算的情感算式中，匮乏成为最大的抒情利润的来源。但爱的本身的短缺却那样满足消费时代强大的消费力，所谓“纯真”，无非是一代人情感贫困的伪饰。影片最后一曲《山楂树》，用清丽的滑音营造出来的纯净效果，来得那么突兀，难掩内在情感的空洞，也恰恰是这一代人贫困青春的挽歌。